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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利空间缩小,创新越来越贵,中国互联网从996中撤退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亿邦动力”(ID:iebrun),作者:董金鹏,编辑:马志学,36氪经授权发布。

市声喧哗,时代的命门潜藏其下。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的时候,我们斗胆选取一两个关键词,洞观世相。最终,下沉和内卷被选中。

不止于记录,亦非多添谈资。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和更宽的历史语境里,它还试图阐明:喧哗市声从何而来,向何处去,对商业和个人有着何种影响。

下沉,互联网开疆拓土的新领地,也是创业和投资的热门话题。但这个单向度的词,带着浓郁的功利和精英主义色彩,多少遮蔽了观察真实世界的视角广度和可靠性。在它的B面,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和偏远地区群体触网进城,一切都在被新生的“多数”和“主流”重塑或抹平。

内卷原本是个学术词语,却在2020年4月出奇地爆红,还被魔幻般演绎和创作。不过,众声喧哗均指向一点,即边际回报下降,存量竞争加剧。更底层的逻辑在于,套利空间缩小,创新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贵”。不少人认为应该创新破局,其实真正的破局之道是“知难而退”。

不论是下沉,还是内卷,不仅影响社会和商业进程,还会直接波及身居其中的个人。人们总是以为,他们站在历史的关口创造了历史,但其实只是被历史推着往前走。历史不会重来,但总押着相同的韵脚。

这是亿邦动力的第二篇年终观察,关键词是内卷:

01

2020年4月,中国正在从疫情的冲击之中缓慢复苏,“内卷”却在互联网上出奇爆红。一个学术词语进入大众语境,还被魔幻般演绎与创作,甚至演变为时代的流行情绪,这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从纵深视角来看,内卷或许是洞察当下中国社会与商业变化的一个小切口。对某些行业和个人来说,它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分水岭。

大多数以“内卷”为主题的文章,都乐意提到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并把内卷的含义追溯到他的一项研究。

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克利福德·格尔兹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做田野调查,发现当地把持续增长的劳动力投入有限的稻田,水稻生产更加精细化,但无实质性的改进,比如农业技术进步或发展新兴产业。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为过密化,通俗地称为“稳定地维持”。

在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语境里,内卷指的是没有质的飞跃,但有量的增长,甚至出现有限的发展。当下人们对996工作制和互联网存量竞争的情绪,并非指向“稳定地维持”,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耗,它没有带来真正的利益与进步。

眼下的现状与大众情绪,多少有些像社会学家黄宗智笔下近代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越来越高的劳动投入和越来越低的边际回报,从而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封闭体系。这是黄宗智对内卷概念的一次修正,也是最接近今天人们广泛使用的概括。

黄宗智曾说,中国是一个以相对可用资源而言人口密度极高的国家,众多领域都会呈现类似的内卷现象。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国经历过不同的内卷: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农业经历了漫长的内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工商业出现内卷;现在,代表着高科技的互联网行业,似乎也内卷了。

不论是漫长时期的农业,还是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催生的工商业,多数从业者在身份上并不属于二元体制下的城市,至少是一二线城市。与此前不同,互联网从业者多数是社会精英,或者即将跻身其中,有着完全不同的预期和社会话语。

02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从海外引进新的互联网技术和模式,以快速增长建立合法性,绕过现有体制、产业和商业势力约束,攫取巨大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新技术进入信息领域,催生百度、今日头条和微信公众号等内容平台;进入视听节目,催生抖音、快手、B站等视频平台;进入金融领域,催生支付平台和金融科技公司。

与此同时,海归人才和跨国公司也把硅谷的创业精神和文化带到中国。硅谷的部分精神给养源自清教徒文化,它鼓励人们努力工作,为理想的社会和伟大的事业奋斗不息。

这种创新精神和奋斗文化,正好契合中国新兴的白领阶层。中国城市化不断加速,高校不断扩招,大量三四五六线城市及农村人口进入一二线城市,形成数量庞大的新白领。他们多数是大学毕业后进入职场的青年,有出人头地和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强烈愿望。

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接纳了这些“移民”,不仅让他们安放理想,而且还给予高额回报。例如,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造就的百万富翁超万人,许多软件工程师、销售人员等成为这场IPO盛宴的获益者;2018年7月小米上市,前1000号员工身价过千万,前5500号员工收益不菲。

过去十年,我采访和调研了数百家互联网创业公司。每到一家,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一天的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实际工作时间有多长?得到的答案惊人一致:手上的活儿干完就可以走。

2018年夏天,我在上海认识了非洲喀麦隆青年塞福(Rolland Safort)。塞福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没有回国,也没有去跨国公司,而是加入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公司。他以前在法国、加拿大、美国和意大利等地打工和实习,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强度超过中国,包括加班文化盛行的硅谷。

大规模的劳动力,高强度的劳动投入,迅速做大一家互联网公司,个人和组织均能从中获得丰厚回报。多年来,中国互联网像水银一般浸入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以这种模式迅速赶超美国,形成独特的竞争力。

不过现在,中美之间技术和模式逐步趋同,互联网巨头的流量格局也趋于稳定。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9.40亿,互联网普及率67.0%,增速大幅放缓。而新增流量主要取决于新人口、老年群体和偏远山区,虽有很大潜力,但较之前属于鸡肋。

一切与流量相关的生意,几乎无法绕开微信、淘宝、抖音和快手等流量巨头。主战场转向存量世界,速度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竞争一方面996,另一方只能007。但问题是,从996到007,输出和效率的提升有多少呢?

中国互联网很难再出现大规模的造富浪潮,加入创业公司等待上市套现的机会少了。随着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和房价快速上升,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其实下降了。劳动强度没有变化,甚至有所加强,而收益和机会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内卷的概括,自然会引起从业者感同身受的共鸣。

03

针对眼下的现状与大众情绪,不少人认为破局之道是创新。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提高生产率的根本办法,也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就短期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建议。

内卷所描述的,正是一个封闭系统内部无法创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样的建议,至少忽视了创新从何而来、向何处去。当下人们对内卷的共鸣,不止于大众情绪,它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等人的研究表明,2005年以来全球创新变得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贵”。

互联网繁荣的基础是摩尔定律,即每过18个月,集成电路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增加一倍。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用英特尔、摩托罗拉、德州仪器、三星等20多家芯片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为了维持摩尔定律,今天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期多了18倍,这相当于科研效率以每年7%的速度在下降。

芯片并不是孤例。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还研究了医疗、农业、教育、工业制造等行业的情况,发现创新和科研效率下降是普遍现象。不断提高的成本会蚕食创新的收益,摩尔定律也会消失,这就是全球层面的内卷。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贸然投入资源做创新和研发,有可能血本无归。

从更宽广的历史视角来看,人类打破内卷有赖三种力量,即新技术、新市场和新思想。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打破内卷靠全球技术和思想转移,辅以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一旦这种套利空间结束,就需要自由市场提供的竞争性激烈,进行自主创新。

不过在大趋势面前,个人和企业很难通过创新突破内卷,尤其是基础技术和科研的创新。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个人和企业的理性做法是退出——退出恶性竞争,退出边际回报迅速下降的行业和领域,退出内卷的职场,进入新的领地。

回顾历史,中国互联网一直在重复风口起落的简单过程,激烈的竞争多数时候是流量的竞争、速度的争夺和同质化的比拼。现在内卷加剧,理性的做法是退出,或者将竞争引入更深层面。

在企业内部,破局内卷,不少企业可能将目光转移到设计、产品、运营等方面,持续不断地精进,进入克利福德·格尔兹所说的“稳定地维持”;另外一些则转换赛道,进入投入回报率比较高的行业,所谓“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从人的角度来看,内卷意味着同质化劳动力的过剩,而且这些同质化劳动力无法跨越边界,进入新的领域。这是历史的教训,对当下的从业者来说也是一种警告,不管是知难而退,进入新的领域,还是知难而进,继续精进,都需通过教育和学习,提升人力资本。

劳动力的同质化,既有教育体系的问题,也有个人接收同质化信息的原因。提到学习,很多人误把资讯和网文当干货和知识,每天认真学习总结归纳,以期凝练认知。就像《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讲的,二手知识不是拯救知识贫乏的神药。

创新创意走向低潮,或许只是暂时的。在所有内卷被突破的前夜,总是有一部分人在关注和思考未来。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和80年代的沿海工厂,都出现内卷和过剩的劳动力,身处其中的人们开始寻找出路,一部分人开始系统地学习知识,进入学校。

很快历史进入分水岭,新兴行业和机会快速崛起,劳动力大量涌入新领域,一部分人成为社会精英,而更多的人成为廉价劳动力,支撑行业快速发展。多年以后,新兴行业变老衰退,同样的故事再次发生,同质化的廉价劳动力重新遭遇内卷。

在追逐时代风尚的媒体,人们乐于叙述成功,记录高光时刻,却很少关注内卷之下的群体及其生存状态。如今,掌握话语的一代内卷人群引发关注,表明一个时代正在过去。接下来,人们在等待一场全新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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