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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多少人还没用上马桶?

中国有多少人还没用上马桶?

Photo by Marc Schaefer on Unsplash,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偏见实验室(ID:ThePrejudice),作者:孔如也

如果以抽水马桶的普及作为现代社会的标志,那中国一定还处在上个世纪。

作为体现中国城乡差别、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有多少人还没用上马桶?今年年初,经济学家李迅雷给出了一个保守估计也有6亿人的答案: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中国农村约有对应的3.4亿人没有用上抽水马桶;根据中金公司的一份预告测算《中国住房空置率高吗?》中“城镇存量房中26%的住房无独立抽水/冲水卫生间设施”,中国城镇约有对应的1.7亿人未用上冲水式卫生厕所。加之抽水马桶中不排除农村大部分家庭中所用的蹲便器,保守估计,中国至少有6亿人未使用马桶。

也就是说,即使是城镇化进程在四五线小城市都如火如荼的今天,依旧有近一半的中国人,上厕所的方式还停留在古早时期的“蹲坑”模式。甚至于,在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公报中,还有469万户人家停留在连厕所都没有的境地。

这种落差打破了很大一部分人对马桶普及率的认知。


1932年11月,上海的东方杂志向社会各界人士征集“梦想”,从小生活在湖南农村的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提交了一张答卷,有趣又有些奇葩:

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于当时而言,这种基本上可望不可即的梦想,也是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中出现的一种期待。如厕方式的从蹲到坐,哪怕是今天看来,也是检测人们生活满意度的一个可供参考的观察角度。

这种望向马桶的艳羡目光,几十年中未有太大的改变,譬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留学生圈子里流传过的一个故事中,马桶就是一件“信物”:一个去瑞士的留学生拍了一张自己拿着一杯果汁的照片,寄给了国内的亲友。

这张照片的特别之处,除了难得一见的果汁,还有这位留学生坐的“板凳”,是马桶。

几十年后再看当时,这种行径和我们今天在朋友圈的“炫富”行径很相似,所不同的是,马桶在当时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接触不到的先进,也恰恰是因为它并没有被普及,所以也不是一种流行文化,反而是一种标识——踏入文明社会的标识。

这种标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太深入人心。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的“蹲坑式”的如厕方式,占据了当时的绝对主流,马桶是罕见之物。

在农村,农耕文明延续数千年、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将粪便再利用至农作物,《华南的乡村生活》曾描述过凤凰村的粪便再利用:农民们每天都从便池舀起液体粪便,穿过村落挑到田间,给农作物施肥。在河南,也曾有人将拾粪的经验编成小曲:“拾羊粪上山坡儿,人粪背旮旯儿,狗粪墙拐角儿,驴粪上下坡儿,牛粪到荒草滩儿。”

这样的光景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已见东海三为桑田。

抽水马桶慢慢普及,开始以如厕的方式出现了城乡之间的分野。城市的大多数因下水处理系统的进步,马桶得以进入寻常百姓家,相较于城市,农村的厕所和排泄物的处理方面就显得很落后了。

越来越多的人见识了抽水马桶的便利,相较于习惯使用旱厕的农村,尤其是“脏乱差”的环境,抽水马桶的粪便不需要自主处理的方便,是旱厕远不可企及的。以城市住宅为代表的抽水马桶和乡间的旱厕,渐渐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农村的厕所掀起过一系列的改建。改善中国人的如厕环境,成了各地的当务之急。比如在山东,有“三通沼气式”沼气厕所、河南有“双瓮漏斗式”沼气厕所、辽宁有“四位一体六栅式”沼气厕所。

从2004年到2013年,近百亿的资金流入中国数以千万户家庭的厕所中,全国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在2013年年底达到了74.1%,另根据《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案(2015—2020年)》的目标,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在2020年要达到85%。

尽管如此,如字面意思,卫生厕所也仅仅是改善了厕所环境,它并不代表马桶的普及。

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旱厕依旧是最常见的厕所,前些年围绕凤凰男和城市女的话题中,最绕不开的一个尴尬话语,也在于马桶与农村的旱厕之间的差别。

比“有房有车”更具有诱惑力的,往往可能是“我家里有马桶”。


在中国,我一直觉得一定也有一条马桶的胡焕庸线。

抛开“蹲坑和马桶,哪个更适合中国人”这样的问题而言,单以马桶的普及程度看,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马桶普及率更高。

比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给出的数据中,以山海关往南、太行山往东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水冲式卫生厕所的占比达到了54.2%,按照全国水冲式卫生厕所仅占比36.2%的情况,着实被拖了不少后腿。

除了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其水冲式卫生厕所的普及率仅有29.2%,西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水冲式卫生厕所和中部地区不相伯仲,普及率为29.7%。

以东三省为代表的东北地区,水冲式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则仅有4.1%,相对应的,普通旱厕的使用占据了绝大多数,为82.9%。

图表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马桶在中国农村的普及率在区域经济格局上也有体现,最简单粗暴的,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板块的战略定位就可略知一二。

环顾今天的大江南北,大部分东部地区的农村,都有较高的无害化厕所普及率,但到了东北省份和部分西部地区,这个数字就开始呈现断崖式下滑,黑龙江、吉林和青海三省的无害化厕所普及率,均不到20%,更不用谈抽水马桶的普及了。

当然,以上只是就农村厕所马桶的普及而言。至于城市,目前仍缺乏一定的数据支撑,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东北,吉林的省会长春是全国乃至全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马桶的城市。

但就在前不久,我回长春,在某所高校的厕所中,体验到的依旧是水冲式蹲厕。

对于大多数从学生时代就习惯了亚洲蹲的国人来说,蹲厕是一种惯例。但对于习惯了使用马桶的外国人而言,就变得苦不堪言了。曾有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拿中国的厕所做文章,并这样描述了西方人在中国上公厕时的体验:上厕所令人感到为难的,不只是眼睛所见和鼻子所闻,还需要有强壮的大腿和惊人的毅力,才能在无法坐着的情况下完成。

在今天,来中国的外国人仍然会有这样的困扰:倘若你在某个城市的公厕,见到一排蹲厕的同时,发现角落里有一个坐式马桶,看完门上的标识之后,就会明白,那是为残疾人或者老人准备的。

从这种情形来看,马桶的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城镇与农村的区隔,也不仅仅区别了地域经济发展中不同的努力方向,更像是一堵无形的墙。


就像马桶无法孤立于时代之外,由马桶更近一步的智能马桶也同样如此。

2015年时,中国大陆的智能坐便器市场保有量约为300万-400万台,平均普及率仅有1%左右。

参考观研天下曾发布《2019年中国智能马桶盖市场分析报告-行业深度调研与发展规划趋势》,当前,智能马桶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上,以华南地区的规模居于首位,其次是华东、华北、华中、西北以及东北地区,其中尤其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为最。

而即便是在一线城市的北京和上海,智能马桶的普及率也仅有5%和8%。

与大势相背的则是,在《猜猜智能马桶几个最:哪个城市最普及?哪个区域销量最好?》一篇文章中,一家在90年代末就进军智能马桶领域的企业,负责销售的人员介绍到他们的智能马桶在哪里最叫卖时讲到:他们每卖出10个智能马桶,就有5个是东北的。

这种矛盾和落差更体现在:在东北农村,传统的旱厕依然常见并且顽固地存在,加之并无配套的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即使装上马桶,大概率也形同虚设。

糟糕的人居环境,一直是乡村建设的短板,多年来城乡之间人员的单向流通,和环境治理缺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从各地的工作报告来看,居住环境的治理和建设也已经被纳入多地的规划。

而今,区分一座城市的发达程度或者看一个农村的“时髦”程度,厕所的状况依然是最为明晰的标准。

只是这种标准也有其矛盾,就像在今天,既有“上海的卫生间为什么有那么多坐式马桶?”这样的问题,也有“上海老里弄,离彻底告别倒马桶还有多久?”类似的魔幻现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偏见实验室(ID:ThePrejudice),作者:孔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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