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赞恩将自己的父母告上了法庭。
《何以为家》以这样的独特开场揭开了难民困苦生活的一角。为了躲避叙利亚战争,赞恩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不得已“移民”到黎巴嫩。作为非法移民,赞恩一家七口只能挤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小阁楼里。
赞恩不仅仅是家中长子,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他既当爹又当妈,除了要在一家小卖部打零工,偶尔和妹妹上街贩卖手工果汁,他还要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甚至还要帮妹妹偷卫生巾、清洗沾满血渍的内裤——这是因为一旦被父母发现,妹妹就会被迫接受“结婚”。然而,妹妹最终未能逃过一劫。为了上交租金,父母“抵”出妹妹,将她“嫁”给了房东阿萨德。赞恩拼命抵抗,但只能眼睁睁看着妹妹被带走,他决定离家出走。
在他亲身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他发现,自己仍然无法战胜这个世界的残酷,他决定将父母告上法庭——
“我希望大人听我说,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我只记得暴力、侮辱或殴打,链子、管子、皮带,我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婊子的儿子’‘滚,你这垃圾’。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我住在这里的地狱,我像一堆腐烂的肉。生活是个婊子,我以为我们能做好人,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要我们像地毯一样被踩在脚下。 ”
指责父母 or 批判社会?
《何以为家》的故事感动了全世界。无论是故事本身还是议题设置能力,《何以为家》都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好作品,这一点几乎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认可。与此同时,关于这部电影的话题讨论在各地展开,并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
在豆瓣,排在前列的热评指向明确地批判了片中的父母——
@王大根:“生,继续生,越穷越要生,扔在地上嚎两年,能走路能说话也就能干活了。大的带小的,小的带更小的,再养几年就能送出去打工了。男孩传宗接代,女孩能挣彩礼钱,生那么多个,总有一个出息的,吃牢他,吃牢她!生!凭什么不生?”
@ZAC :“努力挣钱好好读书,不要穷到只会做爱生小孩(边看边骂《审判日》,比《审判日》更《审判日》)。”
@艮艮:没有能力的夫妻真的不要生小孩了,小孩子何其无辜。片子里的小男孩太让人心疼了,尤其是影片最后那一笑,看得人心酸。
对比来看,IMDb和烂番茄的影评呈现出了不同的话风——
@karamcaline:对于所有那些说这是“叙利亚人可耻”的人来说,如果你关注这部电影,你就会知道这个男孩和他的家人实际上是黎巴嫩人。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上。这部电影拍得很漂亮,导演拉巴基以如此出色的方式捕捉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我自己也是黎巴嫩人)。
@IAN:伤心的故事。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儿童大多贫困,因为那里有内战。在那些发达国家,被宠坏的孩子应该意识到他们有多幸运。
@MEDEA C:这部电影以一种非常必要的方式让你心碎。它使人面对关于世界的痛苦现实。
截图来自IMDb
截图来自烂番茄
一个直观的差异是:前者骂父母,后者骂社会。前者直接判定了父母的失职。这种观感大多遵循了这样的逻辑:这么穷还不努力——不努力就活该过穷日子——穷就不该生孩子。他们大体上认同,赞恩和妹妹遭受苦难的源头来自父母的不努力,即便父母也是受害人。而后者的指责,基本是将矛头指向整个社会或国家。
是什么造成了不同群体的观影感受差异?或者可以从各国的生育法规和政策中找到答案。
集体性悲剧 or 个体悲剧?
世界上有很多鼓励生育的国家,在这方面,日本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日本:给钱就完了
日本的“少子老龄”问题极其严重,为了鼓励生育,政府从1990年开始便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福利政策,分阶段发放给从怀孕到生育的妈妈。
从怀孕开始,政府就会给予非资金/资金的全方面支持,比如让孕妇在孕期接受免费的健康检查;当地政府会定期开展保健指导,由专业的助产师和保健师为孕妇讲解从大到小的生育问题。
在确认怀孕大于4个月之后,每个孕妇都可以到拿到一胎42万日元的补助(按照1日元=0.063人民币计算,约等于2.64万元人民币),这笔费叫做“出产育儿一时金”(出産育児一時金)。
产前42天~产后56天,孕妇还可以拿到由健康保险协会发放的“出产手当金”(出産手当金)。具体金额要根据平均月薪来计算:出产休假补助总额=支付前12个月间的标准月薪平均额÷30日×2/3×休息日数。
在“育儿休假”期间,也就是产后第57天开始到宝宝满1岁的前一天为止,每个妈妈都可以拿到雇佣保险支付的“育儿休假给付金”。数目因人而异,具体根据个人月薪计算:育儿休假给付金总额=休假时的个人月薪×休假日数×67%(6个月之后×50%)。
这还没完,在宝宝成长的过程中,政府还会出一大笔钱:政府每年都会给0~15岁的儿童提供资金补助,这笔费用叫做“儿童手当”(児童手当)。各个地方的管理和政策稍有不同,但大体上相似:
0~3岁:15000日元
3岁~小学毕业:第一胎10000日元,第二胎10000日元,第三胎(或以上)15000日元
小学毕业~15岁:一律10000日元
日本政府对于特殊家庭有特殊照顾,对于单亲家庭的儿童补助更多——在孩子成人之前,政府会提供一胎每月42330日元的补助,第二胎能拿到52330日元,第三胎能拿到58330日元,三胎以上多一胎增加6000日元。
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支持,日本政府还会为6岁前的孩童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具体百分比根据所在地有所不同。
很显然,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最直接的经济手段鼓励老百姓多生孩子。
英美:想当父母没那么容易
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英国可以算是全世界最早对此进行立法的国家。
早在1868年,英国就出台了《济贫法修正案》,其中将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缺失视为犯罪——该修正案将父母故意忽略向其未满14岁并在其监护下的子女提供充足的食物、衣服、医疗或住宿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在此基础上,英国法律还在不断完善。1889年,英国出台了《预防虐待和忽视儿童法》,这是第一个专门针对儿童权益保护的法案:不仅将虐待、忽视儿童视为犯罪,还增加了剥夺父母或监护人的监护权资格的条文。此后,1894年的《预防虐待儿童法》及1933年的《儿童及少年法》均对此条文进行了更细化。
这些法律规定的出台无疑说明了,英国政府对于父母监护权和抚养权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教养、保护儿童不仅是父母的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受此影响,社会上不断出现“极端”案例。
2011年的一则新闻指出,一对英国父母因为未能对自己孩子的体重进行有效的控制,最终被剥夺了抚养权。经过法院的综合考量,最终判定四个孩子被慈善机构收养或被其他人家领养,直到成年后才能回到父母身边。
当事人父母对于这一判决非常不满,母亲对媒体说:“我们或许不是完美爸妈,但是我们真的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孩子。而想想以后,我们就看不见他们了。这怎么让人受得了。我们觉得就连囚犯的人权都比我们多。”此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不少人反对这一判决,有人说,这是政府光明正大地“偷小孩”。
但实际上,政府“夺走”他们的孩子不无道理——由于这一家人都是过度肥胖者,政府决定让所有家庭成员在社会服务部的“监控”下进行减肥。然而,将近三年的减肥并未收获成效,最终市议会决定剥夺这对父母的抚养权。
英国并非唯一的极端案例“发源地”,在美国甚至发生过“人笨不能带娃”的事情。
2017年,一对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夫妻在接受了智力测试后,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二人的智力测试仅有66分,属于轻微智障,远不及普通人90~110的平均智力水平。同时,夫妇两人均高中毕业,经济条件差。基于这些因素,当地法院判定二人无法保证孩子健康生活及良好的教育,被迫放弃孩子的监护权,仅保留了探视权。
除了日英美,世界上还有很多鼓励生育或者利用法律手段保护儿童的国家。俄罗斯为了鼓励生育,在2013年推出了一项激励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免费提供住房用地。
要知道,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某个阶段的不得意者,即便是经济发达国家也存在大量贫困家庭或不称职的父母,但国家从法律和政策两方面来“兜底”,以避免个体悲剧的发生。
生孩子=焦虑
看到这儿,或许你已经明白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各地观影感受的不同,或许也能明白《何以为家》放到中国为何会变成另一种话题的讨论。
2018年的一篇网络热文《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了?》一文呈现了中国年轻一代对于生育育儿的焦虑。该文作者饭统戴老板用了五个故事——嘴炮式劝生、工具式产子、破产式添丁、碎钞式教育、焦虑式育儿,展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年轻一代患有“生育癌”。
这一点,或许能够通过一系列数字更直观地体现。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1970年代开始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人口出生率长期处于下滑态势中。
在政策方面,我们经历过“突变”。在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前,国家卫计委曾估计,每年将会新增超过200万个新生儿。然而这只是美好的期盼——试点一年后,卫计委统计,全国各省市二胎申报的数据总量仅为128万份。到了201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甚至出现了1949年以来的新低——仅为10.94%。
数据来自界面新闻x数据线
除了出生率,中国的生育率数字也在近50年内快速下滑。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60年中国生育率达到5.7%。201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1.6%。而国际平均水平是多少呢?2.45%,发达国家的水平是1.67%。
生不起、养不起基本成为生育焦虑的主要来源——
住房压力:2008年,中国房贷收入比为22.6%,2017年升至60.5%;
医疗压力:近20年来,中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了22.4倍,占消费性支出比重升至7.9%;
教育压力:据汇丰发布的《2017年全球教育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家庭供养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至少要花约30万人民币,排名全球前列。收费昂贵的民办幼儿园越来越受到家长的青睐,在幼儿园中的占比在2017已升至55.9%。
在《何以为家》中,当赞恩控诉自己的父母时,他的父亲告诉法官:“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他的母亲含泪质问赞恩的辩护律师:“我这一生都是奴隶,你还敢批评我……你连做噩梦都想象不到我过的苦日子。如果你是我,你可能早就上吊了。”
现实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只有“嫌疑人和受害人”的对立世界。或许我们更应该明白,发生在赞恩身上的故事,并非个体悲剧。
日前,《何以为家》的导演娜丁·拉巴基来中国宣传,被媒体问到这部电影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时说:“我认为中国家庭此前面临的一些困境,比如‘留守儿童’问题,可以同《何以为家》联系起来。”
她说的一句话可以留作给大家的一个思考题:“生而为人,你快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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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生而为人,你快乐吗? http://m.xishuta.com/newsview55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