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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花式防疫真的很野，但我们不要嘲笑它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0-04-09 19:1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山河路人（ID：shanheluren），作者：吕蓓卡

1930年，茅盾发表了长篇小说《虹》，其中多次提到，上海滩的公共租界里，印度巡捕打人的场面：

“……眼前晃出个高大的印度巡捕，凶神似的冲过来！大黑手粗暴地打在两个三个肩膀上。”

“尖耸出来的红布包头的印度巡捕扬起木棒子乱舞……”

从19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英美操控的公共租界在上海的面积逐渐扩大，英国人从他们的殖民地印度招来一批巡捕，维护治安。

因为这些印度巡捕大多是锡克人，头上缠着红色头巾是他们的传统，也被叫做红头阿三。

1943年以后，印度巡捕撤回，上海就再也看不到这一延续近50年的人群了。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印度防疫的视频。

看完之后，瞬间感觉红头阿三又回来了。

这些视频发生在印度下达封国令之后。

3月24日晚上8点，印度总理莫迪突然宣布：这天晚上12点开始，全国13亿人开始施行封城隔离。铁路和公共交通全部停运，除了医疗和必要的生活服务，所有居民不能外出。

在此之前一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还宣布，3月底一个数十万人参加的节日聚会将照常进行。

2天前，印度虽然已经提倡宵禁，但完全不是强制性质。

突如其来的禁令留给13亿印度人民的反应时间，只有晚上那4个小时。极端佛系到闪电霹雳，这很印度。

1950年，因为嫌印度女性大量购买外国化妆品影响了外汇储备，政府一夜之间禁止了外国香皂、香水和化妆品的进口，说要保护民族制造业。可当时刚刚独立3年的印度，压根还没有本土的化妆品制造业。

这惹恼了大量的女性，以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为首，女性们联合抗议。而印度政府的解决办法是，让当时印度最大的钢铁集团塔塔，跟一个法国公司技术合作，开了个本土的化妆品公司。

70年后的今天，印度的执政风格依然说变脸就变脸。对于第二天早上醒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出个门就违反禁令的人，就像视频里的一样，可能会面临警察的毒打。

除了被打，还有沿街罚做俯卧撑和蹲起，就像高中教导主任一样严格。

罚蹲起的时候为了保持距离，每人画一个圈。不愧是唐僧取经的地方。

这些都还只是肉体的惩罚。对于外出的人，印度警察还有一套精神凌虐法。

让不遵守禁令出门的人，举着一张纸，上边写着：“我不呆在家里，我是社会的敌人”“我是新冠病毒的朋友，我不在乎我的家庭和社会”。然后，警察掏出手机给他拍几张照、录一段视频，发到推特或者其他社交网络上。

这种精神凌虐在印度是有传统的。世纪70年代，印度监狱对政治犯的待遇，就包括剃光胡须，涂黑了脸，坐着人力三轮车到集市游行。这是因为对于印度雅利安人来说，胡子是最重要的种姓标志，黑色是带有侮辱性的颜色。

印度警察，一直这样简单粗暴。从19世纪英殖民地时开始就是如此。印度今天的警察制度，沿用的依然是1861年由英国政府制定的殖民警察法案。这套法案诞生前两年，印度1857年爆发的大起义刚被平息。此时出台警察法案，自然不是为了保护印度人，而是为了防止印度人侵扰到殖民者。

为了控制武器流入民间，底层警察甚至不给配枪，人手一根警棍。怪不得后来上海滩的红头阿三打起人来那么熟练。因为到中国时，他们已经使用了这根棒子三十多年了。

以底层警察为主要警力的组织结构延续至今。美国人权观察组织有个数据，在今天印度警察构成中，有85%都是最底层警察，这些底层警察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大多是半文盲。

人权观察组织在调查中还发现，印度一些地区，警察局的配枪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步枪。

这也就不奇怪为啥警察都偏爱警棍。

2008年孟买11·26恐怖袭击中，印度警察还举着百年古董步枪上阵。孟买反恐部队的司令官以及11名警察光荣殉职。

在警察的棍棒执法之下，不仅是老百姓的肉体没少挨，由于很多外卖员的摩托车都被警察敲坏了，导致印度本地的一些在线外送公司暂停运营，比如Grofers，Freshtohome，Big Basket。

仅Grofers一家，每天在德里和法里达巴德就要给2万个家庭配送蔬菜肉类等生活必需品。这几家公司各自发出声明，呼吁警察和政府：不要再打我们的派送员了，以免阻止配送。

在印度，网约车和线上外卖都相当发达，外卖覆盖印度上百个城市，头部的几家外卖公司，每个月的订单量都是千万级别。

截至2019年，印度有6.4亿移动互联网用户，印度地区Youtube月活用户规模已经超过3亿。印度在移动互联网方面已经如此现代化和发达，但线下依然是原始和落后的一面。就像奈保尔形容印度时所说：“发展并不平等地涉及所有人，对一些人来说，发展让他们看见了一个新世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令他们更加受制于旧世界。”

印度的封城令下达后，还出现了一个壮观的场面上万农民工徒步回村。

有些人甚至要走1000公里，对于喜欢穿拖鞋的印度人，磨一脚泡简直太正常了。

印度《经济和政治周刊》有一个数据：在印度，没有合同的日结工和临时工构成了整体劳动力的80%。印度经济水平中等的中央邦，一名电风扇制造公司的临时工，一个月的工资人民币不到800元。这样的工资水平，还要养活自己和家人，物价再低也很难有积蓄。

封城令下，几乎所有的商店工厂全部关闭，工人没有收入，房租和吃饭都成了问题。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去处，就是回农村老家。印度政府一拍脑门就停运的铁路和公共交通，让大多数人就只能用走的，因为坐不起出租车。

看到大批人口徒步在公路上，政府也派出了一些大巴车。结果，在德里宣布派出大巴车的当天，就有1-1.5万人涌入汽车站。而这一天汽车站只到了60多辆大巴。

汽车站排队等车的场面，让人都差点忘了封城令的初衷是减少人口聚集和流动。

美联社说：“这是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印度人口的第一次大型外逃。”

为了尽量阻止农民工回村，印度政府建立了大批的救济中心，每天在避难点提供两顿饭。主要是粥和国民食物咖喱。

在有些方面，印度做得甚至比中国还到位。比如，政府强制要求房东一个月内不得向租客索要资金，谁敢收租就扔进监狱蹲半年。

这么强势，收效甚微。有些人对印度媒体说，他们就是想在艰难的时刻跟家人待在一起啊。

截至3月底，印度政府统计的数据中，已经有50-60万人徒步走回了家。

在印度北部一个县巴雷利，回来的民工在进县之前被当街喷消毒液消毒。这些消毒液主要成分是漂白剂，原本是用来给大巴车消毒的。就这么直接往人身上脸上喷。

我真想告诉他们：世卫组织（非谭书记）说了，如果体内已经携带病毒，喷消毒剂起不到任何作用。

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些村子里，有些村民直接在树上进行隔离。因为对这些村民来说，回家后家里也没有私人房间，有自己的房子或房间是个太奢侈的事。

印度时报曾经报道过，印度80%的农村人口，人均住房面积只有8.7平方米。所以，印度监狱牢房的理论面积是8.9平方米，要比人均住房面积大一些。为了不接触家人和邻居，他们就只好把木板绑在树上，搭建成一个临时树屋，住在树上。

3月29日，莫迪在电视台发表月度讲话时说：“我为采取这些严厉措施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困难而道歉，尤其对穷人。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会生我的气。”不过下一句就是：“但这些强硬措施是赢得这场战争所必须的。”

印度没有专门的隔离酒店，入境隔离主要靠自觉。

3月16日，就有11名从国外回印度的人，在接受核酸检测完等待结果时，跑了。印度没有中国这样强大的追踪系统，根本没法定位这些跑了的人都去了哪。结果印度政府就发现，这真是个大隐患。于是他们想了一招：每个入境的人手上盖个戳，上面标明他们入境的时间，让他们自行隔离。

这种墨水是印度平时选举时用的，好几星期洗不干净。投过票的选民，会在他的食指上涂上这种墨水，以防止他再投一次。

这次，印度政府把这种先进的民主技术用到了隔离人群上。盖上戳，虽然不能完全保证他就好好在家隔离，起码也能提醒他身边的人：小心这个人。

3月18号，印度一趟火车上发现了4个手上有戳的人，有人举报给列车长，火车直接半道停了，把这4个人赶了下去，然后把他们强行送到医院，检查是否有症状。

虽然没法追踪人群，但区分人群的技术，对印度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比如印度不同种姓的人，在参加同一个宗教仪式时，手上会绑上不同材质的丝线。对于高种姓的人来说，意思是离我远点。

去年5月份，印度北部北阿坎德邦一个村子里，一名叫吉腾德拉的“不可接触者”，因为在高种姓人的婚礼上坐下吃饭，被殴打致死。

不可接触者是印度等级最低的种姓。在警方调查这起案件寻找目击证人时，起初甚至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作证。印度在某些方面原始又落后，可它偏偏又是个对外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这让新冠肺炎没法被阻挡在外。

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2019年印度出国旅行的人数有大约5000万，接近中国的三分之一。在美国的大公司里，聘用印度裔当一把手很常见，google母公司Alphabet、微软、Adobe的CEO都是印度裔。IBM4月6日刚刚上任的新CEO Arvind Krishna，也是一位印度裔。而华裔在硅谷，连高管都很难当上。在微软、亚马逊、波音的老家西雅图，所有的外国技术人员，超过40%是印度裔，而华裔的只有13.5%。

印度本土，承接了世界服务外包市场一半的业务，软件外包市场的三分之二。

印度还有200万的尼泊尔人，大多是底薪劳工。尼泊尔关闭边境后，上千尼泊尔人也打算徒步走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