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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坚院士:世界上为什么有红绿灯?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湖畔大学”(ID:hupansanbanfu),作者王坚,36氪经授权发布。

王坚院士:世界上为什么有红绿灯?

王坚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个月,博士来湖畔大学讲了一堂课,很自然地谈到了技术体系、城市大脑、数据资源等等硬核话题。出乎意料的是,他还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兴致勃勃地给几十个CEO学员分享了一次惊险刺激的环球飞行……

这个最爱穿格子衬衣的资深骨灰级IT男,另一面却是充满理想主义与冒险精神的孩子气。用他自己的话说,年轻人应该明白,天下有太多有意思的事儿可做,而不只是写代码。

结论一、新的技术体系正在形成

一个技术有没有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来的技术体系能不能吸纳这个技术。今天,一套新的技术体系正在形成。

结论二、今天是城市的“第三时代”

今天是城市第三个时代——“算力时代”的开始,之前的两个时代分别为“马力时代”和“电力时代”。

结论三、数据应该去改变世界

很多时候大家都用数据解释世界,但数据应该用来改变世界。数据资源将会变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决定性资源。

2050,一次意外的环球飞行

2050应该让年轻人想一想,大家在一起讨论他们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让年轻人讨论被社会设定好的问题。

以下内容节选自课堂:

我今天其实是带着3个身份过来的。

第一个身份是阿里云的创始人,这是我还在拿工资的工作;第二个身份是杭州城市大脑的总架构师,这个身份是杭州市政府给我的,我免费替他们做的;第三个身份是2050大会(注:2050大会是关于“年青人因科技而团聚”的非营利活动,由杭州市云栖科技创新基金会与志愿者共同发起。)的志愿者,这是我自己花钱做的。

我发现,人家付工资的工作是最简单的工作,人家不付工资的就要难一点,自己花钱做的事情就要更难一点。

有关科技,我最近想了很多,想跟大家分享几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现在正是新技术体系的形成期

过去,大家提到科技就会马上落实到一个具体的技术,看它能不能用,能不能产生帮助……很少有人会意识到,科技是一个体系的变化。

实际上,一个新的技术如果放不到一个体系里面,基本上不会有用。我们天天喊新能源,但现在百分之六七十的电还是靠蒸汽发电得来的。一个技术有没有用,很大程度上要看原来的技术体系能不能吸纳这个技术,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今天,是一个老的技术体系即将结束,新的技术体系即将出现的时代。

比如,在上一个技术体系里,电肯定是关键的。在我看来,信息技术只是用来完善电气时代没有做完的事情,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撇开技术成熟度不说,从体系这个角度,今天的城市就是电气时代的技术体系留下来的产物,所以今天的城市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很好地消化很多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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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论:今天是城市第三个时代的开始

国际上对文明的定义,只有3个特征:语言、宗教和城市。语言和宗教我们很难影响,还可以有一点作为的东西就是城市,我认为城市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我觉得从科技这个角度看,城市只经历过两个时代,现在刚好是第三个时代的开始。

第一个时代是罗马时代(马力时代)。

有一句谚语叫:条条大道通罗马。为什么条条大道通罗马?是因为大家都想去罗马吗?之前我一直不懂,后来我搞明白了,这个事情是倒过来的——罗马人打到哪里,他们就把路修到哪里。

罗马修路以后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把马搞进来了,到今天我们还在用“马力”这个词。一条路和一匹马,把整个城市的通讯系统构建了起来。

一直到20世纪初,全世界的城市繁荣程度,都是以城里有多少匹马为衡量标准的。

两千多年来,这样的格局都没有被改变,一直到一百多年前的纽约,爱迪生把电引到城市里……

我认为城市基础设施的第二个变化,就是把电引到城市里。于是,人类迎来了城市的第二个时代:电力时代。

王坚院士:世界上为什么有红绿灯?

不管今天整个社会发不发达,我都认为它还是处在电气化的完成时代——我们忙活了这么久,这一点其实到现在都没有变化,因为现在全世界GDP还是用电来衡量。

我们看美国在过去的十年里,它的GDP增长并不是很快,增幅在1%~2%之间。但尽管这样,它的总增加量还是很大,因为它的体量很大。

有意思的是,在这十年里,美国的用电量几乎没有增加。这里面有节能环保的因素,但是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这是经济转型的一个标志。

回过来看中国,就会看出很多问题。中国的发电量是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的总和,但我们的经济能力远远到不了这三个国家的总和。

今天,国内大家都在讲“新”——“新经济”、“新媒体”,我们搞这个“新”,那个“新”,但如果不把用电量降下来,都是瞎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年前,比尔盖茨的博客里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数据:中国2013年-2015年用掉的水泥大概是50亿吨。50亿吨水泥是什么概念,大概是美国20世纪——100年用掉的水泥总量。中国3年用掉美国100年用掉的水泥,这太夸张了。

所以我认为,之后一定会发生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接下去的30年我们不可能再用掉那么多电和水泥……今天,科技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分水岭,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分水岭,科技从此会被划成两代。

以今天为隔断,之前所有的科技都是让人蛮干的,以前的科技就是让我们修地铁更快,挖矿更快……所有的科技都是让人以更快的速度消耗自然资源。从结果这个角度来看,几乎无一例外。但有些蛮干是对的,的确是当下人类需要的。

我在做城市大脑的时候,看到了城市的一个问题:一个城市消耗掉的资源,已经盲目到了谁也搞不清楚的程度。

我们拿交通举例,全世界对交通资源的配给都以两个数据为依据——一个是机动车保有量,另一个是这些机动车里,每天上路的车辆有多少。

杭州的机动车辆保有量是288万辆,暂且算它300万辆吧。其中,每天上过路的大概在130-180万辆之间。

而杭州的现状是:每天早、晚高峰,路上就堵得一塌糊涂。当时我问了一个问题,堵车的时候,路上到底有多少车?

在杭州,不堵车时,路上大概有20万辆车,高峰堵车时,仅仅只多了9万多辆车。也就是说,在杭州2千公里的路上多了9万辆车,杭州就堵成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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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整个社会城市的复杂度已经大到我们不能靠常识去理解,但我们今天依然用常识推断很多事情。

为了限制京津冀地区的机动车总量,专家们靠区域协同把北京的车搬到北京外面去,花了很大力气从600万辆车减少到400万辆车,但还是堵。

包括很多地方的单双号限行政策,可以想见,这些处理方式都是多么不准。因为问题的核心根本不在这里,更不要说有人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多车?

这是我对城市认识颠覆的开始,我在想,一个城市的资源是怎么被浪费掉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红绿灯?极端地说,红绿灯的主要作用就是降低交通路口的通行效率,它的存在是为了确保交通秩序,而不是为了提高通行效率。

同样的,还有道路上的左拐车道、右拐车道、直行车道……这些都不是为了提高通行效率,而每划一条车道出来,就会占用相应的土地资源,整个城市的资源就是被这样的东西一点点消耗的。

但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城市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事情,光看一个地方的红绿灯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经历了3个时代,今天是第三个时代的开始,从“马力时代”到“电力时代”,到现在即将到来的“算力时代”。

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这本书上讲的,那个时代对互联网的认知就是大西洋电报的铜缆,今天互联网的形态已经和那时完全不同了,我觉得未来,算力会发生一次非常大的变化,以后我们的GDP应该和算力挂在一起,这时候才是真正新经济的转型。

王坚院士:世界上为什么有红绿灯?

第三个结论:数据应该去改变世界

第三个结论和AI有关,今天市场上所有和AI有关的技术都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数数。

我们识别人脸信息,然后呢,数了个数;我们识别车牌信息,然后呢?数了个数。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还没有真正做过一个超出数数的AI功能。

怎么用AI做一个城市级别的智能系统?我想象,一个路口的红绿灯配置,应该是由20公里以外的一个路口决定的。

王坚院士:世界上为什么有红绿灯?

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讲数据是怎么解释世界的,但是我认为数据应该是用来改变世界的。当把一个地方的红绿灯配置方案做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交通状况就会被相应地改变。数据资源会变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决定性资源。

有一次,我在英国开会,在伦敦街上看到一个宣传广告,广告上,埃塞俄比亚人民把汽油桶当做水桶用,广告说埃塞俄比亚的每个家庭,一天只有2小桶的生活用水,而且这2桶水还不一定干净;而在伦敦,每个家庭一天要用掉18桶水……这个广告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节约用水的重要性。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永远只看到世界的一面。我们讲节约用水,但是却永远不知道到底一个家庭用2桶水合适,还是用18桶水合适。

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一个家庭一天应该用多少水就够了呢?今天,没有任何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城市大脑要解决的问题。

靠什么解决?数据资源。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在讲数据的时候都弄错了,我们以看病收费为例,我们以前讲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就是给收费窗口小姑娘配一台电脑,机器换人,似乎进步了很多;移动支付普及后,钱可以用手机扫码支付了,好像又进步了一点。但回过头来,不管怎么样,都没有改变任何东西,病人该付几次钱还是付几次钱,该排几次队还是排几次队。

杭州做了一个事情——“先看病,后付费”,意思是病人进了医院后,先看病,至于费用到底是在手机上交,还是在窗口交;是即时交,还是等回到家再交,那是第二位事情了。

这件事情意义蛮大的,它的背后是一套社会信用系统在担保,社会的信用系统和商业系统不一样。大家知道今天的商业信用系统,包括信用卡、芝麻分,都是刷钱刷出来,不消费就不会有信用。

但是,去看病的大部分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刷卡的机会,所以不能用传统意义上的商业信用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套社会信用系统。

这是数据创造价值的表现,数据帮助病人排队的时间省了下来。

我认为所有不能节省社会资源的创造价值都是胡扯,都是价值的搬移,只不过是把别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你的口袋里。

至于为什么我要提“数据资源”这个概念,其实是为了避免一个误区。

最近很多人一讲到数据就提数据安全、数据所有权、数据资产,我觉得一讲这些,事情就复杂了,而资源这个概念是没有归属界定的,水资源就是水资源,不是谁的水资源。

数据资源也是一样,这是全人类的资源,就像水资源一样,至于怎么界定,这个我们可以慢慢弄。我们今天都没有足够的能力界定资源的归属,但不重要,先放着,慢慢界定,我觉得越早界定,反而就越自缚手脚。

在我看来,一个城市用现在1/10的资源,就可以正常运行下去。如果我们能够有方法实现,那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用90%的资源做创新,那么中国科技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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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一次意外的环球飞行

去年,我第一次办2050大会,有一个飞行员找到我,他52岁考到飞行驾照,54岁完成第一次环球飞行,他叫张博,是个博士。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王坚院士:世界上为什么有红绿灯?

大家可能不知道环球飞行是什么概念,如果拿人数来讲,全世界范围内做过环球飞行只有200多人,去过太空的却有500多人,全世界登过珠峰的有5000多人,可见其难度。

我和他说,他可以在杭州边上找一个机场,2050大会开始的时候,他就从机场起飞,飞到云栖小镇上空,做一个飞行表演,然后再飞回机场。

他答应了,他找了个机场,离云栖小镇140公里。

两个月后,他在美国请了一位飞行员,把他的飞机从芝加哥一路飞到杭州的机场。

本来一切都就绪了。一天晚上,他突然找我,说他想了想,觉得请人把飞机飞到杭州,好像不太符合2050的精神,他说应该由他自己飞回来。我觉得有道理,也就没有阻拦。

一下子,140公里的事情就变成1.5万公里。

他的那架双引擎螺旋桨活塞式小型飞机,既没有空调也没有增压。他从芝加哥出发,飞行进入阿拉斯加、北极,其实是很危险的,特别俄罗斯西伯利亚那一段。

又过了两个星期,他和我说,他在和团队安排线路时发现,好像从芝加哥飞回来也没有道理。真正有道理的,应该是从芝加哥起飞后,一直往东,绕地球一圈后到杭州。

就这样,140公里的飞行突然变成了一次环球飞行。

他提出环球飞行的时候,离2050大会开始只剩两个多月。一般环球飞行需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而这次,我们只有两个月。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就说:我陪你飞第一段吧。其实,我也是客气一下,因为第一段的安全系数最高。

我飞芝加哥的那天,他说会去机场接我,结果我落地后,根本没见到人,他给我打电话说:王博士,不好意思,飞机螺旋桨撞坏掉了。

他的飞机有两个螺旋桨,螺旋桨外面是碳纤维,里面是木头,可能搬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外层的碳纤维破损,里面木头露出来了。他说他飞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坏过。

我们一起去机场找机械师,问他飞机还能不能飞。那个兄弟说可以飞,飞两三个小时不会有问题的。因为第一站的终点是加拿大伦敦,那里刚好有修理厂,我们心里虽慌,但最后还是决定飞出来。

起飞前一晚10点,我们去店里买了胶水,在螺旋桨上面抹了抹。胶水说明书上写着12小时后才能彻底干透,但我们早上6点就起飞了。

王坚院士:世界上为什么有红绿灯?

那天早上我们上飞机很匆忙,我衣服也没有穿好,坐在机舱里很难受。飞机没有空调,那天运气很好,有太阳。但是太阳晒到的一半身子是热的,太阳没有晒到的一半是凉的。

我们飞到伦敦机场时,他突然发现前起落架的灯不亮了,这个灯不亮,飞行员就不能确定前起落架到底有没有放下来,他就只能让下面控制台的人帮忙看一眼。

我们在飞机里没觉着什么,但下面的人被我们吓坏了。当时一个美国记者在下面看着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记者一定要拉我拍照,我一开始只觉得他神情不太对,很严肃。后来晚上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万一出什么事,这就是遗照了。

那次飞行确实很危险,而且我们从芝加哥起飞时,这架飞机连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续都没有办完。这架飞机飞过来,到底能不能进入中国领空都不知道,我们就让它飞出来了,现在想想,是一件很夸张的事。

飞机进中国前的最后一站是哈萨克斯坦,飞机到哈萨克斯坦时,我松了口气,心想:终于快要结束了。

哪知道在哈萨克斯坦降落后,又遇到了问题。哈萨克斯坦飞机油的编号和国际油编号不一样,他无法确认自己该加什么油。

他就先加了一点油,在机场试飞了一下,让下面人看看有没有冒黑烟,大概没有错,他就加了这个油。

这个非常了不起,其实小飞机的油和民航的油不一样。民航的油可以被精确计算,因为在同温层飞;小飞机在大气层飞,受各种因素影响,油是算不准的,是一件蛮难的事情。

一般这种小飞机飞到一半时要做一个困难的决定——要不要继续飞下去。如果路途过了一半,发现油不够,那就死定了。

而且哈萨克斯坦虽然和中国接壤,但不能直飞,飞机一定要先进俄罗斯,从俄罗斯一个峡谷进来,再折回到中国境内。

就这样,飞机终于到了乌鲁木齐,我真松了口气,因为在飞行过程中,入境的手续也办完了。我们在杭州搞了一个欢迎仪式,等他降落。

结果他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15分钟后,左边发动机坏掉了。他的飞机有两个发动机,按照操作程序,他需要把那个坏的发动机关掉,只靠一个发动机飞行是什么概念?飞机动力不平衡,所以只能斜着飞。

当时他斜着返回乌鲁木齐机场降落,正常情况下飞机降落,高度是一点点下来的,但他的飞机没有动力,他是等肉眼看到机场跑道后,关掉另外一个发动机,飞机恢复平衡,才降下来。

到杭州前的最后一站是济南站,结果飞机在济南降落的时候轮胎又炸了一个,这也是很危险的。

如果正常人碰到这样的事情,不要说开飞机,连坐飞机可能都会有心理阴影。但对他来说,今天碰到这个事情,第二天把飞机修好,又飞出来了。这需要多大的定力啊。

这次环球飞行,我们还破了一个世界纪录:世界上唯一一次为了参加一个活动而做的一次环球飞行,这个是蛮了不起的。

很多人说我们做环球飞行实在太任性了,拍拍脑袋就做了。我后来想,这可能就是年轻人要传达的东西——一种动态、不可控的变化。

后来我在伦敦就把破的螺旋桨要回来了,收藏下来,这是2050的一个印记。

2050应该让年轻人想一想,大家在一起讨论他们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让年轻人讨论被社会设定好的问题。2050就是bring people together,让大家在一起,让这些人决定讨论什么。

我们就是想传达一个精神,这个世界可以做很多事情。要告诉年轻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这个世界有比给手机写APP还要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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