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10日,36氪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WISE2020新经济之王大会——崛起与回归」。本次大会是WISE大会的第八届,2020年也是36氪成立的第十年。在医疗创新分会场,我们以「十年医健:积蕴与进化」为主题,邀请医疗行业领军者、知名医学临床/科研专家、著名企业家、医疗独角兽们一起,见证医疗健康的下一个黄金十年。
在医疗创新峰会上,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李国庆先生以“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为主题,分享了自己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收获的感悟,并指出了在抗疫过程中发现的值得医疗健康企业深挖的机会,供大家思考。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李国庆先生
李国庆:我是中国科学大学重庆市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和在座各位嘉宾一样,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身份。我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党员,一个儿子。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的时候,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战斗中。回忆我这一段抗疫经历的时候,时常想到这样一句话,就是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我是在2月3日晚上10点钟接到医院的通知,我将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也是重庆市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员第二天出发,去武汉参加抗疫工作。我参与过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曾经也参加过国家的紧急医学救援演练,我也是一名预备役军官,参加过西藏路空联合军事演习。应该说从生理、心理上都有一定的准备。用老主任的话来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其实在2020年初一些零星新闻可以看到,武汉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我是一名呼吸与危重科的医生,凭感觉,预感到有一场硬仗要打。按目前临床的诊断和经验性治疗的经验来看,对普通的细菌、真菌和病毒都有一定程度的诊断和成功治疗保证。但对于未知原因的肺炎,让人不得不联想到2003年的SARS病毒。
基于我们临床一线工作者的专业精神,通过样本取样,最后找到了真凶。我是一名独子,我的父母已经有70多岁了,当时我想如果我出发,如果我发生以外,他们由谁来照顾。在出征的仪式上,同事们有家人来送行,但是我没有告诉父母这个环节,因为我怕增加他们的担心。当时我不断告诉自己,一定要完成组织的任务,一定要平安归来,国家这个大家需要我,我这个小家也需要我。重庆到武汉的火车上,大家在争分夺秒地学习防护知识、演练救助要点。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打好这场硬仗。
第二天到了武汉工作站,站台上没有旅客,也没有工作人员,只有我们说话的回声。我们终于电话联系上了接我们的司机,在路上我们观察到整个城市非常安静,安静的可怕,气氛也非常压抑,队员的脸上神情特别凝重。到达的驻地以后,一遍一遍演练防护服的穿脱程序。我们进入的是方舱医院,方舱医院是一个新型的医院模式,之前对方舱医院的运营模式都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队员一起探讨梳理工作的流程,我们要确保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万无一失,重中之重是要确保防止院内交叉感染的发生。我们在第一时间进驻到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方舱医院当时分为A区、B区和C区。A区有1000多张床位,B区和C位分别由500多张床位,当时的医患配比是不足的。我们每一个医生平均要工作5到6个小时,面对150例患者的日常的诊疗工作。我们进入方舱医院,常常会遇到的场景是,四面八方患者将我们团团围住了,有等待安排住院的,还有咨询药物疗效的。有询问什么时候做核算检测的,还有诉说在方舱医院一些生活上的不便。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嘉宾有谁穿过厚厚的防护服或者护目镜,我们在厚厚的防护服里,护目镜被水汽遮住了,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楚外面。只有水滴从护目镜上滑落的时候,我们歪着头从缝隙当中看出去,才能看清楚眼前的屏幕,才能看清楚手下写的字。
在方舱医院,我担任了方舱医院医疗小组的组长,既要负责病患的安全,还要负责各方面的事务,可以说当时医患配比不足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害怕一疏忽就会影响病人的救助。当时在方舱医院遇到一个患者,一位中年患者突然出现了腹痛,满身大汗,发出了阵阵的声音。我赶紧为他检查,发现他的右下腹出现了压通及反跳痛。当时考虑是急性阑尾炎,如果不紧急处理,后期会发生阑尾穿孔或者感染性休克。我判断当时患者需要一台呼吸机治疗,因为他的缺氧症状越来越重了,或者后续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当时我给他安排了吸氧、心内监护等一些措施,我赶紧拨打电话,但是不巧,当时没有救护车,也没有转院。当时患者的意识有一些模糊了,我就蹲在他的身旁反复告诉他要坚持住,救护车马上就来了。拨打了很多电话以后,后来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下午三点救护车赶到医院接走了他,我后来知道他痊愈出院了。当时我想到虽然他不是我亲手治愈的病人,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但想到他能够跟家人一起,我是感到非常欣慰的。
还有一件事情,当时有一个女患者在方舱医院公共区域,她蹲下去埋头哭泣。就是在一个宽阔的大厅,人来人往,一个显得弱小的身影看起来非常孤单,而且被忽略了。当时我和同事们赶紧把她扶到床上,询问她为什么要哭泣,我们害怕是疾病的原因,后来知道是情绪失控。方舱医院情绪非常压抑、恐怖氛围,人是非常脆弱的,人那一刻整个人崩溃了。后来我们赶紧为她做了心理疏导,后来情绪慢慢稳定。
还有一次。遇到一个20岁的小伙子,非常焦急问到我,问我二次核算检测是否排上号的问题。他告诉我90多岁的爷爷,从金银潭医院出院,回到家中继续被照顾。但是家人已经被救治隔离了,所以他要马上赶着出院。所以我赶紧为他协调,优先安排核算检测,第二天检测结果出来是阴性,赶紧抓紧时间为他办理出院手续。走的时候,他非常感激,向我表示感谢,他那种真诚的笑容、真诚的情绪感染了我,其实我做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事。所以方舱医院很多小的事情、小的情绪感动着我,我想我们一个小小的方舱医院,像生命的诺亚方舟一样,我不断告诉自己,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生命的接力和守护。
后来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步入正规之后,又转战到了沌口方舱医院封舱了,经过20多天的奋斗以后,沌口医院完美休舱了,我们终于要回家了,队员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回想起在武汉的整个日日夜夜,我看到有很多的热心企业、热心的个人、志愿者加入了抗疫工作中,为我们捐资捐物。还有驻地酒店工作人员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为我们做好服务工作。还有司机大哥接送我们上下班。
走的最后一天,我才知道原来酒店周围还有很多默默保护我们生命安全的防暴警察。其实就是这样一群人,各行各业不同的人,他们在用自己不同的方式,来体现中华民族这一次伟大的抗疫精神。能够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是感到非常自豪了骄傲的。
最后再谈一下抗疫工作当中很多值得医疗健康企业优化的机会,也给在座的各位嘉宾思考。
第一个是护目镜起雾,我们用了碘伏反复擦洗、晾晒,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我当时记得有一个护目镜非常好,第一次不会起雾,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会起雾。这需要有技术、有能力的企业,需要提供给临床更好的产品。
第二,压疮的问题。当时用泡沫辅料特别好,但是泡沫辅料贵,进口的五六十元一张。其实一些小的细节可以改善,做成创可贴的形式,一撕,往鼻梁子上一贴效果就非常好。这是我在英国、德国学习的时候,当时无创呼吸机有鼻罩、面罩的形式,是硅胶材质。外国人的鼻梁高,针对不同的脸型,可以有不同的面罩型号,像护目镜以后可不可以做成针对中国人不同的脸型形式的护目镜,对临床的医护人员也是人性化的关怀。
胸部CT影像学资料,当时在方舱医院没有办法取得病人的影像资料。在座各位嘉宾都是专业人士,像这种薄层HRCT都是几百张图片,传统的片子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的工作需求。像手机APP的形式,能够转化、存储和转运CT影像,可能更好有利于病患的就医,和临床医生可以更好调用患者所有的影像资料。我知道全国其他地方,已经有很多手机的应用程序,特别是在电脑上。但是手机上的APP,还是没有走进普通群众的手机应用市场进行应用和推广。上面都是我自己想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在后疫情时代,值得在座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技术人才,能够在很多地方去琢磨商机。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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