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A24出品的网剧《怒呛人生》曾在网上掀起过一股讨论的热潮,大家纷纷表示,这不就是在演我的精神状态?故事的起因非常简单,结束购物回家的途中,两位陌生人之间发生了一场路怒事件。但这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却没有被简单化解,两位主人公都深深的感觉到被冒犯,事件愈演愈烈,最后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闹剧。
这个看似荒谬的故事,播出后却引发了很多观众深层的共鸣。很多时候,在疲倦的工作和生活中周旋时,或许一点小事就能让我们失控。除了对《怒呛人生》中男女主角的高度共情,现实生活中还有不少现象都证明着,我们面对外界刺激,正在越来越敏感。比如,大家已经开始习惯,网上冲浪发评论时,记得解释一番,避免因为冒犯到他人被杠。再比如,在很多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momo”这一匿名ID,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避免被看见,以及被冒犯。
社会层面上对个体的敏感性更加包容是一个好的现象,但对于个体来说,不断扩大的对“被冒犯”的恐惧,也许也反映出当下个体安全感的缺失。哲学家诺贝特·博尔茨曾针对这一现象尖锐的指出“高度敏感意味着,一个人遭受的痛苦越来越多,尽管这些痛苦是没有什么来由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在他的作品《正义的可能》中,也讨论了相关问题,并试图和我们一起寻找关于当下的答案。
为什么越保护越脆弱
最近陪女儿打羽毛球,深感这是一个技术活儿,每个球都要喂得恰到好处,而且态度必须积极向上,要随时送上鼓励和肯定,比如“好球!”或者“真棒!”。每当此时,我都会一边痛恨自己的“丧权辱国”,一边想起 J. K. 西蒙斯(J. K. Simmons)在《爆裂鼓手》中说的台词——“再没有哪两个词比 good job 更有害了”。
《爆裂鼓手》右侧为J.K西蒙斯
西蒙斯饰演的是一位魔鬼指挥家,为了激发出学生的最大潜能,经常在排练场上破口大骂,不惜砸碎学生最后一点自尊心。作为教师兼家长,我坚决反对这种高压教育的做法,但是另一方面,我始终觉得这句台词并非没有道理。年轻人渴望得到来自“重要的他者”的承认,这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自信心,可是如果承认来得过于轻易,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过度保护”培养出“娇惯的心灵”。
为什么越保护越脆弱?是什么样的教育导致了孩子们的认知扭曲?这是乔纳森·海特和格雷格·卢金诺夫(Greg Lukianoff)在《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以下简称《娇惯的心灵》)一书中最初的问题意识。海特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他的前两本著作《象与骑象人》和《正义之心》都是从小处入手、大处着眼,借助于大量的实证数据和案例,从道德心理学出发去审视更为宏大的社会政治议题。这本书也不例外,看似在探讨互联网世代的脆弱心理,实则是在分析美国校园的抵制文化以及愈演愈烈的政治两极化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原标题是《娇惯的美国心灵》,中译本删去“美国”二字,或许是在暗示这是“环球同此凉热”的共同难题。当然,我们万不可被“娇惯”一词误导了思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今天的孩子都不再是传说中的“小皇帝”,从小到大,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大多数孩子并没有一个轻松的、随心所欲的童年。
也正因为此,在海特和卢金诺夫看来,问题首先出在家长、老师和学校管理者这里,是他们在教育过程中陷入到不自觉的谬误里,让年轻人养成扭曲的思考方式,进而变得脆弱、焦虑以及更易受伤害。具体说来,存在三种正在广为传播的错误观念:第一,脆弱人设的谬误: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第二,情感推理的谬误:永远相信你的感觉;第三,“我们 vs 他们”的谬误: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
以“脆弱人设的谬误”为例,虽然地球人都知道“温室里的花朵”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为人父母者却常常忘了这个常识,只要孩子远离视线、脱离保护,就会忍不住地开始胡思乱想,哪怕理性告诉你,发生坏事情的概率微乎其微,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设想最坏的可能性。作者相信,正是这种保护孩子的“良好意图”与夸大危险系数的“错误观念”,导致了孩子的脆弱心理。
“安全”概念的扩大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安全”这个概念悄然发生了“概念渗透”,从“身体的安全”演变成“情感的安全”。作者指出,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安全通常指的是身体的安全,要求汽车必须配备儿童专用座椅,移除一切可能造成意外伤害的危险源。
可是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却从身体拓展到了情感。2014 年,欧柏林学院向本校教职员发布指导章程,要求在与学生交流时,教授应该使用这名学生所认同的性别代词(例如,对那些不想被称之为“he”或者“she”的学生,就要用“zhe”或者“they”),否则就会“在课堂上有损甚或危及学生的安全”。
显然,这里出现了不恰当的概念渗透,校方错误地将安全与情绪混为一谈,进一步地,在评估创伤时把受害者的主观体验变成了关键标准。虽然这些举措有助于保护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尊严,但是另一方面却不恰当地强化了受害者心理。
与“情感推理的谬误”直接相关的是“微侵犯”概念。所谓微侵犯,指的是那些微弱的或隐蔽的侵犯举动,比如,“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简单且随意的口头或环境上的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正如书中所言,一旦将“无意的”蔑视列入微侵犯的概念,完全基于听者之感受来定义何为蔑视,就会鼓动听者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他人。从这个角度出发,哪怕说者无心,听者也会格外在意。试举几例,当有人说“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时,听者完全可能把它理解成一种嘲讽:莫非我是一个浪费了所有机会的失败者?再比如说“这份工作应该给最有资格的人”,这难道不是在赤裸裸地否定我的能力,伤害我的自信吗?
美国政治学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举过一个类似的例子:“课堂上的对话过去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A,我的论据如下。如今换成了这样的说法:以A的身份发言,你的想法B让我感到被冒犯了。”显然,前一种对话模式让人们聚焦理性与逻辑,通过提交更好的论证来说服对方、理解彼此,而后一种对话模式则把身份作为标准,把重点放在情感的伤害与冒犯之上。当身体的伤害蜕变成情感的冒犯,当说话者的主观意图让位于听者的心理影响,就会导致书中所说的“怀着恨意的自我保护”心理模式。
调查显示,2017 年,有 58% 的美国大学生认为,“要融入大学这个社群,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能接触到那些冒犯或触犯到我的观念”。海特与卢金诺夫对此深感不安,他们认为,一些学生易燃易爆炸,动辄抵制某些讲者的观点,或者公开羞辱他们,“而真要说出来原因,也就是某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即他们认为没有照顾到自己脆弱的心灵——因此伤害了正在呼吁示众的学生,甚或是伤及这些学生所代表的团体”。
暴力的边界
发生“概念渗透”的词汇除了“安全”还有“暴力”。海特与卢金诺夫指出,在安全主义的文化还没到来时,“暴力”一词就是指身体的暴力,但现在却被用来指代一切冒犯性的言论,“无论何种言行,只要有人将之理解为‘对社群弱势成员造成负面影响’,不管其本意如何,都可以被称作‘仇恨言论’”。按照“言辞即暴力”的逻辑,仇恨言论就是暴力,因此最正当的反应方式就是以暴易暴。
“我们 vs 他们”的认知谬误一旦植入心灵,就会编码成为这样的认知图式:“生活是在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2020 年的美国大选让无数朋友割袍断交,对于大选结果信者恒信之,不信者恒不信之,归根结底都是这种认知谬误惹的祸。芝加哥大学前校长汉娜·格雷(Hanna Gray)曾经指出:“教育,就其本意而言,不是要让学生感到舒适;它意在教会学生如何思考。”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在观念和思想上冒犯学生而非取悦学生,才是大学教育的应有之道。
当“娇惯的心灵”变成“封闭的心灵”,怎么办?针对前文提到的三大认知谬误,海特与卢金诺夫提出了三条心理学原则:第一,时刻应对挑战(而不是消灭或回避任何“感觉不安全”的人和事);第二,将自己从认知扭曲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总相信最初的感受);第三,更善意地理解他人,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复杂(而不是基于简单的“我们 vs 他们”的道德图谱,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人)。
一定会有人说,这些原则既卑之无甚高论又没有可操作性,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呢?对此,我的回答是,所谓常识就是那些人们了然于胸但又常常熟视无睹的道理,心理学家帮助我们了解这些认知上的盲点与误区,但是他们并非先知和巫医,无法开出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所有的改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认知扭曲导致的心理疾患,只能通过点滴累进的日常努力才能逐步地改善之。
或许是为了回答上述质疑,作者在这本书的末尾附上了一个“认知行为疗法指南”,列举了 17 种扭曲思考的类别,包括以己度人、小题大做、过度概括、二元对立、想当然、苛责自身以及责怪他人等条目。其中,责怪他人的定义是这样的 :“将他人视为你负面情绪的根源,拒绝担负起改变自我的责任。‘我现在心情这么糟糕,都要怪他’或者‘父母造成了我所有的问题’。”昨天打球的时候,女儿对我发出灵魂拷问 :“我发的球,为什么你总是接不住,你发的球,我都能接到?”我顿了一顿,告诉她说:“那是因为你发的球很差,我喂的球很好。”
“你要成为那堆火,渴望着风。”
就是这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周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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