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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打了20份零工，我不再追问工作的意义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3-07-04 14:0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客inSight （ID：pic163），作者：铃铛，内容编辑：百忧解，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又一批毕业生涌向就业市场。

去年七月有一项数据，两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浦西是这两亿分之一。毕业五年，她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培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一年多，最短的一份连一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

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她本意。20份工作中，她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进行性骚扰、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她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她离开。

你可以说浦西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她有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买好了木炭。她的学历不高，三本。读的是最没用的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

但更多时候，浦西是一个如你我一般普通的年轻人：她养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她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她“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她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

浦西的困惑，或许也是这个时代年轻人们普遍的困惑，如果能有稳定的工作，谁愿意做零工呢？可是，从没有人告诉过他们，想要找到一份合理、合法、有尊严的工作，原来这么难。

一、“正常”的工作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

性骚扰绝对不正常。浦西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她们只能辞职。

她幸运地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但仍然恶心到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她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力，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

那时她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捱到一年合同期满，立刻辞职了。

从公司离职的那天，是个好天气

欺骗也是不正常的。她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

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

货架上的药品，她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要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她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她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

春节快到了，有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她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贵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老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

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她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

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她不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呢。”

决定离开药店的时候，浦西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呆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突破自己的底线。

浦西日常学习的书桌，也是她的工作台

更常见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强度，和一些细微的，浦西自己也很难概括的不舒服。

她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她天真地以为自己真的是去学做咖啡的。实际上她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清洁工。

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三百平米，她一个人拖，起码要花两个小时。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时，她不慎打碎一只，因此赔了钱。

期间有人来店里想要应聘，老板摆摆手说不缺人。浦西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地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三个人用当然不缺人！”

许多规则让她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挺直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地训斥。比如，她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她是收银员，那本不是她的分内事，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她帮忙。

“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地骂？一点尊严都没有。”她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说事，“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

她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被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臭打工的”。

她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她更多地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地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她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两年就结婚，很想劝她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她们也不会听。”

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浦西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

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她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她小五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

浦西同他实话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她。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

浦西穿着华莱士的工服

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浦西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她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她只用这个词：正常。

她想如今想要遇到一个“正常”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

浦西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她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一个月8千，最少的一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她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二、被迫的自由

刚看到鼓励年轻人们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浦西觉得非常困惑。

在她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关系，她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

起初，她确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她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她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她感到温馨。她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

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她无法忍受，她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

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她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

她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她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支魔性tvc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

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她从中挑了心仪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三室一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她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傍晚时遛狗，夕阳和小狗的毛发一样是金灿灿的

因为上司性骚扰辞职后，她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她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地倒闭。

等到她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她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十三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

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HR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她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三千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十小时地上了两天课，她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六折。她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噢，忘记和你说了。”

她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她交了一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她还想，要不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她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她说得风轻云淡。

她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呆一天我就要死掉了。”

最穷的一段时间，浦西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

可是回望五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只好沉默地注视这裂缝。

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作出的。往往，上午她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

三、工作有意义吗？

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浦西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公司会和你签订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

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说完她又补充道，“我觉得生活也没有意义，人生也没有意义。”

或许她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仅有的被她评价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她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去除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她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

打零工的间歇，浦西一直在看视频课备考考编

她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影视剧里她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

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动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志业，一种神圣的感召。

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

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浦西不再找了。

四、最小单位的反抗

又一次辞去工作后，浦西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

小姨指责她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她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她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

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她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副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她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她的手。

2022年的春节，浦西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她家族聚餐时的场景

似乎没有人关心她为什么辞职，那些她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侄女、女儿的她，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她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

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

前者浦西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她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浦西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我车到了我还不走。”

而后者，浦西咬牙干了几个月，对它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她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

在农村工作的冬天，看到稻草上结了厚厚一层霜

她猜测人们一定觉得她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她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

可公正地说，浦西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她的活力，使她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她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她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

她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

在某境外电商做外语客服时，她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六点，她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她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浦西没等领导找她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

她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一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付工资。浦西急得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

她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十天，辱骂她的老板，只付给她300元，约等于三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她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她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她不远。她立刻步行过去，交代情况、填表，半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三天后有人给她打电话，喊她，把工资领回去吧。

那是她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