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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北的故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ID:yuangg173),作者:元淦恭,原文标题《何以走出“漫长的季节”?》,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前段时间终于看完了《漫长的季节》。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东北的,一代人阶层跌落的故事,在当下时空条件下,更引人深思。

今天,当人们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第一反应就会想到东北。从《钢的琴》到《漫长的季节》,几乎所有和下岗有关的文艺作品,东北都是首选的背景板。

然而,当我们翻看当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就能还原当时下岗潮的真相。它席卷全国,并不是东北的地方叙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早开始大规模减员的大型国有企业,其实是国营广州无线电厂,那是1993年,许多人是从这一家厂才第一次知道“下岗”的概念。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买断工龄”安置政策,其实也是广州无线电厂首创的。广州得风气之先,是当时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明星城市,但这里同样有人经历国企改革带来的巨大阵痛。

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在全国究竟影响了多少人,并没有完全准确的统计。

不过,我们可以查阅当时的一些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管窥其规模。

鉴于下岗潮主要影响的,是当时面临转型、改制乃至破产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因此分析下岗潮可资参考的数据,就是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总数(下称“职工总数”)的变化。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数的减少数(下称“职工减员”或“减员数”),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下岗失业人数,但总体是和下岗失业人员总数较为接近的数据。

1996年以前,中国职工总数一直保持在1.4亿以上,基本保持稳定。但1997年,职工减员333万,1998年一年又断崖式减员2906万。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全国减员数达到3239万,相当于1996年职工总数的22.7%。

从1998年到2002年,下岗潮还在持续。到2002年,职工总数比1998年又少了2736万,降幅是24.8%。

从1996年到2002年,短短六年间,职工总数减少了5975万,较1996年水平净减少41.9%。

透过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的统计年鉴,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全国各地“下岗潮”的面目。网站上的年鉴最早收录到1999年,因此我能查到的最早的分省职工数据只到1998年。观察1998年到2002年四年分省职工减员数,会有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发现。

四年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职工减少472.3万人,减少比例为30.4%。这比全国平均的24.8%要高,但并没有高出太多。东北职工减员人数占全国减员总数的比例也只有17%。

从数据来看,关内的下岗失业情况,并不比东三省好多少。

京沪粤鲁苏浙的职工减员率都超过20%。浙江、江苏两省甚至高达36%,和辽宁的职工减员率相若。上海的职工减员率超过吉林,北京的职工减员率超过黑龙江。事实上,江苏、浙江、上海三地在那四年的职工减员同样达到了444万,只比东三省少不到30万。

但关内比东北幸运。因为在关内,国有、集体企业萎缩了,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成长了起来。

上表中的九个省份,国有、集体企业都出现了下岗潮。但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四个省份的城镇就业人口数却不减反增。这意味着,在这些地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公经济企业新创造的岗位,完全填补了国企破产改制带来的岗位消失,还创造了新的就业增量。

但有的省份,城镇就业人口数和职工人数同时下降。其中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城镇就业人口减幅都在14%以上,所以黑龙江和吉林的下岗职工虽然比例未必高于关内,但他们找工作却难上加难。

黑龙江新增的非公有制经济岗位只有24.2万个,但职工减员多达145.6万,从理论上说,6个下岗工人只有一个能在本省找到工作。吉林也差不多,4个下岗工人,能找到工作的只有一个。

彼时有一首反映下岗工人命运的歌,叫做《从头再来》,但是对于身处其中的很多人而言,压根没有这样的机会。

即使在关内,下岗工人再就业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从1998年到2002年,北京增加了267.5万非公经济岗位,上海128.9万,广东229.7万,浙江218.4万,这四个城镇就业人口正增长的省市,也只增加了844.5万非公经济的从业机会。

显然,在这844.5万获得工作机会的人里,以“4050人员”为主的下岗职工很少。刚刚进入中国的外企,最青睐的是彼时刚刚扩招的那一波大学生。而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工厂,主要雇佣的是从内陆涌入的农民工。

在关内,虽然还是有很多下岗的工人并没有走出自己“漫长的季节”。但对于许多地方的经济史叙事而言,下岗潮的伤痛的确被新生的力量,新生的事物稀释了。

民营企业家成功的成功创业,“世界工厂”地位的形成与巩固,房地产市场的狂飙突进,“70后”大学生普遍的阶层跃迁……那时候关内有太多精彩的故事,无数人因为这些精彩的故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而且,从那一波中国经济高增长中受益的人,数以亿计,这要比当年下岗的职工多得多。在许多城市空间里,那些旧日的记忆伤疤也似乎愈合,许多昔日的工业区,被改造成高端住宅和文创园区,再难找到转型阵痛期的痕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病树前头万木春”。

但是东北,却似乎再也走不出来了。

2000年,东三省常住人口总数为1.06亿,到2020年,减少到9851万,净减少804万。而同期,全国常住人口(不含港澳台)增加了1.46亿。东北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8.42%,下降到6.98%。

这二十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2.20亿,但东三省的城镇就业人口仅增加了1107.9万,东北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只占全国的5%,远低于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统计数据指向的直接事实是:东北城镇就业岗位的增速,远远慢于关内。而东北同时,还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流和远超关内的老龄化。

正如前文所说,在关内那些曾有下岗潮的大城市,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的涌入,都稀释了旧日的伤痛记忆。而这在东北,并没有发生。那些下岗工人一辈子留在这里,但却没有什么人新来。

东北自身的民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也没有太多外资企业和关内企业到寒冷的东北投资。(参见《东北经济还有希望吗?》),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而言,东北除了体制内实在没什么像样的工作机会,想赚钱的都去了关内。

外来投资少,也没有太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东北也无法像东南沿海一样,吸引海量的外省农民工。事实上,由于东北工业化太早,东北农村长期地广人稀且农业机械化率极高,东北农民的绝对数本就少,他们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差距也小,外来投资客到成都、重庆、郑州这样的城市,可以轻易地找到数以十万计的本省农民工,但到东北投资,就连大规模吸纳本省的农民工,也断无可能。所以,就连并不高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东北也找不到合适的契合点。

没有了新人,没有了新产业,东北便走不出漫长的冬季。现在的东北,固然也有日新月异的高楼,飞驰电掣的高铁,但那些属于旧时代的厂房和记忆,仍然比关内顽固太多。对于东北的许多人而言,时间凝固了,而东北的许多空间,也变成了来自那个年代的化石。

在大时代面前,个体的命运从来是渺小的。当下,许多人有焦虑,有彷徨,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在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四十年里,那些下岗工人走不出的“漫长季节”,似乎只是一个插曲。

但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关内能走出“漫长的季节”,那是因为那些活跃的、新生的力量蓬勃地生长。没有新枝,老树就必然变成枯树。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人们需要那些活跃的、新生的力量,因为有它们,才有希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ID:yuangg173),作者:元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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