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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出海,是“可选项”还是“必选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底层设计师(ID:Bottom-upDesigner),作者:谢泓(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原文标题:《出海,艰难的选择 | 微观视界》,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长久以来,土地观念深植于农耕文明,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而言,每次迁徙都意味着痛苦而艰难的决定。

但即便再难,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周期里,对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说,出海正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而且,企业走出去所承载的除了自身的发展,还有促进时代发展的任务。

历史上的人口迁徙与出海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模式管理下,同一皇权、同一文化、同一制度、同一天下,从纵横的阡陌再到南北贯通的河流,律动着一个国家各种要素的供给。

百姓生于这片土地,死于这片土地。以土地为核心的生活与生产、生态与文化、繁衍与传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缓慢展开、形成闭环、自成体系。

形成闭环的文化有其保守性。因为文化是过去形成的,越是稳定的文化体系,越是难于展开新的未来。文化的改变来自环境的改变与新战略的牵引,在执行新战略的过程形成新事实,也因此塑造新的文化。

从中原到南方,或为避开中原战乱,或为开拓新的边界,中国人以举族迁徙的方式,经过三转、五转去到南方,并随着河流所冲击的新平原,拓展了他们的土地。

南方没有战争纷乱,人口繁殖快,但土地逐渐供给不足。约从明朝开始,南方就开始了具有世界近代意义、颇为艰辛的中国人离乡背井下南洋谋生的历程。

据载,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在南洋的人口已经有150万之多。当时的南洋,多数已经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中华帝国的土地文明与欧洲国家的海洋文明交汇点就是南洋,即如今的东南亚。广州十三行的章程源自福建厦门商会的章程,而福建商会的章程来自郑成功在南洋所开办公司(主要是与西班牙人做生意)的章程。

在新加坡的南洋商业史记载中,南洋华侨的商业鼻祖是汪直与郑芝龙。

恰是在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的夹角中,产生了汪直与郑芝龙集团。郑芝龙集团在南海的船队达3000艘之多。如果从近代文明的角度看,中国参与世界大航海历史的,就是郑芝龙与郑成功的船队。

清朝政府为了断绝郑成功集团的财路,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迁海令,要求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并将房屋全部焚毁,不准沿海居民出海。

迁海令最负面的效果是使中国失去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华人不再以商业的形式出现在东南亚业务中,而是打工与谋生。哪怕后来华人在所在国家获得经济与政治地位,却已经与中国没有瓜葛。

土地文明与海洋文明,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政治与经济,在文明交汇的缝隙中得不到融通,彼时以陆地为尽头作为国界的思维,使中国彻底丧失了融入近代商业文明的机会。

汪直曾经建议明朝廷开放海禁,建立海外贸易体系,他愿意组织海上贸易,为朝廷效力。他认为,如果朝廷继续海禁,会损害社会利益,并引发海寇造乱。

近代中国人下南洋,更是一段悲壮的历史。一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以劳工形式向南洋的欧洲国家殖民地输出劳动力;二是抗日战争爆发国人流亡南洋。历史上下南洋的以福建闽南人居多,不但迁徙人口最多、分布国家广,而且最终的社会成就高、乡土意识非常强。

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各种物资、侨批纷至沓来,救人水火。著名侨领陈嘉庚,就是最为杰出的华侨代表,支持国家抗战,支持国家建设。

纪录片《南洋机工》就记录了陈嘉庚号召华侨子弟,作为技工协助开辟中缅通道生命线,补给中国物资的历史。他们都是技术工人,驾车、修车、修机器,来了3000余人,回去约1000人,留下约1000人,死了1000多人。很多华侨子弟来的时候只知道中国叫唐山,是祖国,其它都不清楚,就可以为祖国赴汤蹈火。

“热爱祖国、情系故里、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笃诚守信”,守望相助、仁义礼智信,就是华侨的文化根基。从事商业活动的华侨,是儒家文化与商业文化交汇的遗产。

“一带一路”与企业出海

因为华侨与改革开放,中国的东南沿海最早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

广东人是坐商,把产品做好,等客户上门。浙江人是行商,走遍万水千山。福建介于浙江广东之间,福建人行到哪里坐家来,既是行商,也是坐商,既有商业文明流动的特点,又有农业文明落地生根的文化。

我曾跟一位在广东创业20年的福建籍创业企业家交流。他说,福建商人对商业敏感、敏新。他们知道哪里合适发展,要不当年就不会到广东建立十三行,也不会下南洋,去全世界国家做生意。他说,未来民营企业的机会在东南西亚。

这位企业家今年初考察他在印尼的工厂后,决定去印尼发展。他去到印尼时,警车从海关帮他开路到开发区。他说有警车开路40分钟可以到达,没有警车开路,需要3个小时。

当地官员告诉他,他是投资商,是企业家,是给当地带来投资和就业的,他的时间最有价值、最为宝贵。企业家参观了热火朝天的雅加达港口开发区,内心涌现两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他觉得生命不能被浪费,应该响应国家倡议,下南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他在离开前的广州告别宴会上的口号是:“为国出征再战三十年!”

上月底,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在广州组织了一场“广东制造扬帆出海企业家座谈会”,将今年春节以后,陆续出国考察归来的企业家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各自国外考察的情况,拼出一幅世界经济考察图。

总体而言,大家对接下来的外贸形势感觉并不乐观。

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还在持续发酵,欧洲经济下滑很快。因地缘政治博弈,欧美国家意图将制造供应链迁出中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快速增长的外贸业务会受到遏制。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大概在2018年以后,珠三角就有很多企业陆续投资东南亚,以信息产品、电器产品为主,当时投资的目的是避开美国加增的关税。

而今天,民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东南亚,已经不仅是关税问题,而是地缘政治问题、全球供应链问题。一些在中国的欧美市场供应商企业受到明显压力,也有一些受到供应链订单影响的企业,不得不考虑出海投资。

参加座谈会的企业家对企业出海有不同看法:

一是虽然中国统一大市场还没办法整体启动,但相信中国应该会成为全世界最大市场。

二是国内供应链的优势,不仅产业门类齐全,而且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三是东盟十国总面积也就449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就6亿多人,而且分散在众多岛岸之间,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规模优势,要全面替代中国制造的供应链,没有可能。

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博士认为,欧美及日韩企业走出去,与当下中小企业走出去,性质完全不同。欧美及日韩企业产业转移,是主动性的产业转移,是品牌企业、大企业的对外转移,是有规划有政策配合的产业转移。中国企业现在投资东南亚,主要还是为了订单而转移,不是站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角度去做资源配置。

基于世界银行的数据,沈博士指出,2020年中国人均消费支出只是美国的9.4%、日本的18.5%。把中国人均消费水平提上去,中国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当中国市场成为世界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时,“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主要为中国市场服务时,才能真正感受中国对外投资的力量与价值。

对外投资,必须有母国的背书与服务,母国的文化与价值观,母国的资本与市场服务。美国有一位政治人物曾讲,只有美国的才是全世界的;或许讲,只有华尔街的才是全世界的。

最近,“瞭望”周刊发表一篇文章《“合成营”护航企业走出去》,提到日本对外投资的服务,形象比喻“日本在布局国外市场时,供应链会跟金融、物流、法规等一起打包进入。就像是提供了一个国家级的旅行箱,装满了所有所需要的工具,而日本企业家只需要开包即用。”

文章还讲到,中国的汽车、摩托车很难在印尼打开市场。举了一个例子,因为顶层设计的机制,在印尼买日本车,首期按揭5%即可,而中国车要20%。

笔者通过投资泰国的企业还了解到,日本与泰国有国家间的借款协议,但重点支持日企在泰国的融资与发展,其实那是日本“安倍三支箭”所超发货币的对外输出,也是顶层设计的机制。

中国政府对于经济事务的管理与服务,是属地化管理。中国民营企业出海,没有了政府的服务与背书,就会纷纷变成“港资”与“新资”,会逐步失去对母国的认同感。

与此相对,“港资”有香港贸发局,“新资”有淡马锡提供的工业园及融资各种服务。日本有贸易振兴机构与商贸集团提供的商贸、情报、产业和投资相结合的配套服务。JETRO就是日本的贸易振兴机构,在全世界56个国家设立74个办事处。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业务机构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所在国家的文化、供应链及产业都有深度了解。

那中国企业出海,究竟是基于机会还是基于国家战略?

企业出海与全新人类文明的探索

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通过汉民族的迁徙,扩大了国家版图,也通过家族迁徙的方式,给落后地区带去了先进生产力。安土重迁民族的迁徙,是土地的延伸,为了生存、发展与传承。

古希腊文明起源是商业文明,由于没有河流所灌溉的肥沃土地,他们必须在商业的流动中获得财富: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从大西洋到大航海。因环球旅行建立了对世界全新的认知,理性主义推动了科学发展,启蒙运动推动了全新世界观的建立。

与中国商业体系从一开始就附着于皇权与官僚体系不同,西方的商业体系一直是独立的存在,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包括理论认知体系、商业伦理体系以及与政权的互动设计模式等。它有其配置资源的方式,哪个国家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就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优势。

过去几百年是西方商业文明崛起的几百年。中国却因为根深蒂固的农业文明而绝缘了跟海洋文明的交融,陆地的边界阻止了商业的流通与文化的互动,但它却阻止不了工业文明对于农业文明的降维碾压。

相对于西方商业文明,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源配置方式往往以权力为中心,这在清末的洋务运动的开放实践中证明它的低效与缺乏竞争力。

改革开放让中国彻底融入现代商业社会,市场的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育,让中国社会焕发生机。从量变到质变,诱发了全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周期里面,由欧美所主导的全球结构做出调整与改变,深度嵌入到西方体系的企业就会面临是否出海的选择。

但显然,中国当下的重心是建立自己的全新的经济结构,也就是中国经济的四梁八柱,并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做出安排。

在新结构建立初期,它所考虑的是有和没有、稳不稳定、安不安全的问题,而非效率问题。民企出海的问题,还没有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设计中。如果有,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对于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参与。

民企在这其中的重要性如何、如何参与、如何发挥作用,外循环与内循环如何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如何发挥国企与民企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协同效应,民企的出海投资如何体现国家的对外关系与经济战略,国家怎么形成支持民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体系等等,或许都需要规划。

民企出海已经不是中国历史上氏族、家族方式的迁徙,不是农业国家农民的迁徙,而是产业与产业链。它具有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建设、参与人类新商业文明探索的一个全新的社会实践。它的核心不再是土地及农耕技术,而是资本与产业。

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越其陆地国土的边界而进入全世界版图时,古老农业文明的大江大河终于汇入世界商业文明的大洋大海,去铸造具有中国元素的全新人类文明;那也是思考我们的社会管理模式、经济发展服务模式,如何随着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而建立新的观念、制度与文化的时候了。

笔者认为,所谓投资,不是资本的输出,而是文化的输出、管理的输出与产业的输出,没有文化输出的投资就是投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底层文化是什么;中国民企出海,文化根基又是什么?

显然,对于我们的企业而言,它就是一项商业投资,由市场决定成败。但对于国家而言,它应该成为国家战略,体现国家的某种意志。但同时,出海企业的竞争力,也是国家产业竞争力的体现;它们的整体形象,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形象。

中国改革开放仅是开始了我们对于工业文明的融入,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参与。

但在今天,当我们企业投资出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时候,它代表着我们开始离开我们的土地,进行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迁徙,不是历史上的人口与土地的被动迁徙,而是以主动姿态走出去的产业与文化观念的迁徙,是对于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格局的全新构建。

这个进程必然与西方所进行的全球贸易、殖民扩张不一样,应当是充满建设性、和平、多元文化的交汇,是对于人类文明共同体与人类新文明的探索。而曾经形成于农业文明的天下观,也应升维到基于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

中国企业出海,我们准备好没有?是否启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底层设计师(ID:Bottom-upDesigner),作者:谢泓(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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