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四十条资本 (ID:DsstCapital),作者:张楠、竺晶莹,原文标题:《这世界大概只有中年人错了》,题图来自:《教父》
对本周人物杂志关于作家马原的报道,投中网两位作者张楠、竺晶莹有话想说。
以下来自竺老师:
乍一看,马原是这个家里的“暴君”,他自造了一个城堡,让妻子、儿子按照自己遵循了一生的信仰生活,按他喜欢的方式陪伴他。于是,众人批判他的自私、偏执。
我想,他或许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但他是个真作家。
因为只有一个真的作家,才会真实袒露自己的自私、偏执,直面人性。
无疑,马原在受访中没有粉饰自己,他只是如实表达着他相信神性,反对逻辑,并过于投入地将这一套信念贯彻到了他与家人的生活中。当马格走了,马原觉得儿子的一生都是快乐,没有受到伤害,而使他难过的是,那样好的孩子不能陪伴他了,仅仅是这样。这种话很残酷,但也多真实。作家的底色,唯有真实二字。
那么身为一个作家,别人就该纵容他吗?原谅他的任性、自我、坏脾气?作家,这个略带天才的身份就值得抹平一切他在生活中的残缺?其实世人不会原谅,但他也只能这样活。在众多身份中,他都做得不好,只有作家这个身份,他把其中的个性与自我完成得最好。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里,他献祭了旁人的自由。
以下是楠哥的想法,话比较多:
“神秘主义有时会带来创作上的审美愉悦,但它不可以成为固执主义。”这是最近《人物》文章《城堡里的马原》中,一位纪录片的导演得知作家马原之子马格离世消息之后的感慨。
然而,“固执”怎么会成为一种“主义”呢?排除基因和生理的因素,固执一定是基于过往经历而得出的经验性结论,所以某种程度上,固执其实是人生的路径依赖。
投资人常讲要“摆脱路径依赖”,更将其视为创新的敌人,好像这是一个坏到不到再坏的词,但在中国风险投资过去的20年,无论是基于消费互联网的发展和创新,还是天使到IPO的成长型投资,其实都是一种迭代,路径依赖可以理解为一种最基础的信仰。
如果再往前翻一翻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自英特尔开始,到现在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不也同样是“人是自私的动物”与“科学理性”的胜利吗?一百多年了啊!当然你尽可以嘲笑元宇宙的不切实际与炒币、炒NFT的疯狂,但毫无疑问这也是参与者思想的延续,有句藏族谚语是这么说的,“没有死过,但病过”。
现在可以谈一谈马原了。
他自己疑似罹患癌症,不接受上海的现代科学治疗却跑去海南“换水”,病情幸运地没有恶化,马原跑到西双版纳南糯山盖了一座“城堡”,一边过着远离俗世的诗意日子,一边享受“隐居抗癌作家”带来的光环。
儿子马格疑似患有心脏疾病,但马原觉得心脏“不能动”,“我觉得我们依然可以用我的‘掩耳盗铃’、‘视而不见’和‘自欺欺人’来面对疾病。”还认为“上学没用,见识重要”,坚持让马格待在身边。
在《人物》的文章中,揭开了马原朋友圈中“马格没出任何意外,没有任何痛苦。是上天突然接走他”背后的一角,善于谴责的人发现了把柄,原来所谓的“先锋派知名作家”,其实是个偏执到害死自己儿子的糟老头子。
他心里的“我”太多了,装不下儿子和妻子的任何感受和声音,就比如文中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没有比给他营造一个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家园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家园”到底是给谁营造的?
在马原身上,路径依赖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于是读者出离的不解、愤怒,甚至有律师指出,马原涉嫌虐待儿童罪。我自然也对马原也全无好感,但除了文中的内容,我仍然希望知道,一个70岁的男人,这种路径依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比如《傅雷家书》里面尽是舐犊之情、养育之恩,被尊为中国教育的典范,但实际上,打骂、体罚是家常便饭,因为练琴走掉,傅聪甚至被傅雷抓住头往墙上撞,连杨绛都认为傅雷“太残忍”。傅雷呢,小时候也非常贪玩 ,读书时总开小差,他母亲就用滚烫的蜡烛油,滴在他的肚脐眼。
文章中说,直到马原自己的身体再次出问题进了医院,被诊断为严重心衰,他才对儿子马格的心脏问题的看法有了改变,不再反对让马格接受治疗,也习惯了给自己打胰岛素,在今年初感染新冠后,马原又被送到医院抢救才脱险。
马原逐渐摆脱路径依赖的体现就非常清晰,但抗癌以前的路径,太短了。悲剧已经形成,大多数人并没有马原此前的人生体验,因此也大概率不会陷入与同样的依赖,不过问题是,我们通过文章知道了马原的偏执与马格的悲剧,除了责骂泄愤,还剩什么?
每个人的生活条件、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并不相同,如果只是为已经酿成的悲剧找出一个责任人,然后给出一个偏执的结论,事情倒是也简单,但与此同时,也忽视了人的复杂性和生命中那些不可控的因素。
和菜头将马原式的中年人比作“克苏鲁”,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原意,百度百科上是这么写的,“克苏鲁是指克苏鲁神话中最知名的旧日支配者,代表着未知、巨大、恐怖”。
他的比喻是,中年领导者下班不回家,让一群年轻人以开会、闲聊的名义围坐在自己身边,“克苏鲁伸出无数触手,从这些年轻人上汲取生命的精气”。
“旧”是比“支配”更大的错。
没有年轻人想听一个中年人絮絮叨叨自己的过往和处境,年轻人有自己认识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中年人走不出阅历、经验、财富、地位甚至失败塑造出的死胡同。死胡同的意思是,你有可能把自己架到一个上不去又下不来的位置,或者认为必须要相信自己。
于是有些中年人成了操纵年轻人的“克苏鲁”,年轻人对中年人如何走进一条死胡同没有兴趣,尽管他们现在可能连胡同口还没走到,尽管他们也有那一天。
我曾和一位投资实习生聊天,在她表现出对投资行业的极大热情和欲望之后,我一方面自然地送上鼓励和赞赏,但不自觉地劝她欲望太强有时候容易受伤。事后我非常后悔,跟同样认识她的曹老师检讨,“中年男人的油腻病犯了,逮谁跟谁上课。”
所以中年人又是卑微的,尤其在面对公众时,强硬到常跟粉丝互怼的和菜头,也开始为中年的身份而反思、检讨: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不要“壁画”,不要克苏鲁。
有了身为中年人这道护身符,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揭发中年人之卑劣。“怕老,所以要染发拉皮。怕死,所以要有机养生;怕穷,所以会变得吝啬贪婪;怕过气,所以要学新调弹新曲;怕无力,所以要在周围安排一圈毫无抵抗,易于操控的人;怕跌落阶层,所以要去边远之地当地主,扮隐士”。
这世界大概只有中年人需要反思。
这世界大概只有中年人错了。
放屁。
我是中年人,我反思是因为我努力过,我承受过,我懂得他人的苦,我经历过人生的难,我心里还有道德,还有是非,不是他*的只有我错了。
如果将拥有新生活、新观念、新思潮的年轻人与中年人,或者再上一辈做个对比,哪种先进或哪种愚昧不是相对的?哪来绝对的对与错?
一年多前,我在 《LP小心,多少GP的投决会“沦为摆设”了?》提到,一些VC的核心决策人长期脱离一线、停止思考,有位投资经理向我“精准吐槽”,“大老板在中国做了十来年VC,管了几期基金,早已经看不懂赛道,言必称‘现金流管理’。”
这样的决策者毫无疑问是“克苏鲁”,但如果放在去年,其实注重现金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再往前,自互联网时代来临,巴菲特从大师到“廉颇老矣”,都不知经历了几个来回了。
前阵子我同事刘燕秋的文章里,一位基金合伙人讲了自己的处境:合伙人要跟投,十多年如果拿了100块工资,投出去的却有200块,投资人MOIC、IRR、DPI什么都要,要招商,还要反投,结果是家里人不满意,LP也不满意。
去年投中闭门会上,一位从业20多年的人民币基金合伙人真诚地发出感慨,公司IPO不知要排多久,募资更是难,市场化资金、险资都不给力,刁难你的LP什么要求都敢提。“2022年是最想退休、放弃的一年。”
中年投资人的死胡同,不是没法和成就、失败和解,而是不知道何时会被逼着放弃。
马原是知名作家,同时期的余华靠《活着》活着,作品的保质期经久不衰,再过几十年可能不用愁销路,文学作品的保质期最久,所以他们的路径依赖最重。马原囿于经历和体验,用偏执忽略了责任,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这是他的局限,他的悲剧。
投资人的作品是一个个“home run”,保质期略短一点,面对商业概念迭代,老一套还能行得通吗?我不知道,但你把路径依赖按下去,它又会不断弹起来,就如前两天我写的那篇文章,一个水下清洁机器人,天使轮估值10亿——还是消费互联网那一套。但这又如何呢?人迎接变化的时候,就非得杀死过去的自己吗?
每个人的作品都有保质期,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死胡同,但没几个人胸前有小红花,没人得到奖励去感受其他人命运的挣扎,当你发现一位中年作家被残忍以待,其实还不都一样,谁又会对中年投资人心存悲悯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四十条资本 (ID:DsstCapital),作者:张楠、竺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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