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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外卖骑手的飞驰人生:成为零差评收割机,在男人堆里杀出一条活路

两年前,女骑手潘宁带着一家四口人告别了10平米蜗居生活,搬进上海地铁9号线终点站的居民楼。

新居六十平米的空间承载了多重功能,墙上贴着外卖平台服务的多项细则,桌上摆放着一瓶鲜花——这里既是潘宁的家,又是她的工作场所。

与大众印象中的外卖从业者形象不同,潘宁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穿着一身淡色的毛呢外套。但是依然能看出她皮肤的底色和点点雀斑,她下午3点左右才吃完午饭,即便当上了站长,潘宁的工作轨迹依然追寻着站点的爆单时间。

下午5点左右,随着晚高峰的逼近,潘宁的手机每隔两分钟就会响起一次。“宁姐,有个订单联系不上顾客需要报备。”“宁姐,有个订单需要转出,麻烦你后台调度一下。”电话那头还有无数个小状况、小需求等待着她处理。

潘宁的站点环境。图源:受访者供图

01 从骑手到站长,她们拿到了升职剧本

这是潘宁升为站长的第三年,早上9点准时开早会、迎接午高峰(10:30~13:30)、等待晚高峰(17:00~20:00)、整理站点骑手一天的工作数据……潘宁每一天的生活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一开始,升职带来的不确定和不自信占了上风。从骑手到站长,跨越的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工作难度和压力呈几何式增长。

站长没有一刻是闲着的,送餐高峰期的时候,她需要一刻不停地监控后台的异常订单,当骑手闲下来时,她又要想着如何针对骑手的业绩展开管理,包括招人、鼓励业绩下滑的员工、培训新员工。“我担心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不能服众,而且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管理类的岗位,会有点想要退缩。”

在老公的鼓励下,潘宁接过了站点负责人的接力棒,手下管理着近百名骑手,其中90%以上都是男性。潘宁的老公也曾是站点的中流砥柱,最了解站点的人情世故,为了替潘宁镇住场子,离开外卖队伍一年的丈夫重新归队,当起了潘宁的副手。

正式上任的前一天晚上,潘宁失眠了,第一次早会她还没完全调整状态,说话声音有点虚,手心直冒汗。这种紧张和不安的情绪比她第一次送餐都要强烈。不过,所有并肩作战的兄弟都给了这位“女战士”最热烈的掌声。

逐渐进入新职业状态后,潘宁的关注重点从个人单量转向整个站点的业务数据,甚至细化到每个骑手的异常单量和用户评价,哪个骑手状态不对劲,哪个骑手的差评变多了,哪个骑手开始逆袭……潘宁都能捕捉到他们的细微变化。

成为站长以后,潘宁学会了excel表格制作,等到所有人都下班之后,站点只剩下她一个人,她会打开文件一遍遍地核对情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工作日报,这项繁杂的工作经常要持续到晚上12:00.

潘宁并不是唯一拿到升职剧本的女骑手。

三个月前,24岁的长沙女骑手王勋也来到了职业生涯的中转站,一向大大咧咧的她还没完全适应不跑单的生活,每天睁开眼,她会习惯性地打开手机后台刷脸开工,然后将身体的每个细胞拉到送单状态。

由于站点的骑手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性格和处事风格不同,站长是串联起整个站点骑手关系的关键人物。“我很担心会有骑手不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的情绪和工作上的困难,有的骑手很内向,我得旁敲侧击地引导他们说话。”

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头,王勋的加入给站点的“男人帮”带来了全新的活力。王勋的办公桌上经常会换上不同的鲜花,给这个稍显粗糙的站点装点了一份生机。“朋友们,爆单开始了!”王勋是站点工作群的气氛担当,每当爆单时间逼近,王勋的问候和鼓励从来不会缺席,紧接着站点骑手就会开启接龙模式——搞起来,搞起来。

无论是潘宁,还是王勋,她们都在减少系统监控下可能出现的细微错误。为了避免遗漏异常订单,潘宁站点的背景音乐是后台系统的声音,系统连接着音响,设备声音定格在最大音量,这是潘宁抵抗睡意的方法。派单异常的声音不断传来,比如订单超时、订单被取消等等,催促着潘宁第一时间解决出现的问题。

和老练的潘宁不同,此时的王勋还在努力适应新岗位带来的挑战。“总要闯一闯的。”王勋声音里仍然带着不确定性。

02 霸榜的狠角色,在体力的竞赛中杀出一条血路

虽然潘宁已经坐稳了站长的位置,站点里的老人对她的工作风格习以为常,但她单薄的身体和温和的性格总是降不住新人。

“站长总是给我挑毛病,让她自己来试试。”被潘宁指出毛病的新人心中不免会有些埋怨。此时,老员工就会拿出潘宁往日的履历唬住满脸青涩的新骑手。

2016年,27岁的潘宁正式成为一名骑手,彼时外卖骑手还是新鲜的工种。一开始,她就感受到了来自同行男性的全方位碾压。外卖骑手的两个必备技能——爬楼梯和骑电瓶车,潘宁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别人爬6楼可能一口气就上去了,我一般要爬到三楼休息一会,到了6楼再缓一下气息,才敢敲开客户家的门。”

当部分骑手拎着十来单外卖闯进“车海”时,潘宁甘愿慢下来。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有的骑手“嗖”地一下就能和她拉开差距,但她始终小心翼翼地站在斑马线一侧。她的送餐方式是一单单地送,只要还在送餐途中,就会在后台选择“忙碌”,主动放弃随时都可能挤进来的派单。

站着用餐是骑手的常态。图源:受访者供图

起初,潘宁的策略是以在线时长来争取单量,为了不耽误送餐准点率,她在工作期间从来不喝水,每天两趟送餐高峰期之后,她是少数还在坚持开工的骑手,但是非高峰期零散的单量始终敌不过高峰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宁的月工资要低于站点平均水平,甚至只有别人的一半。

然而一个月后,她熟悉了方圆3公里之内的大部分居民楼、写字楼和商圈的地段和注意事项,比如哪些小区是无法进去的,哪些是事故高发地段。细致的观察和细致的服务终于给了潘宁漂亮的回馈:从业多年以来,一次差评都没有找上门。

“多劳多得”是外卖系统中永恒不变的规则,这也刺激着一部分女骑手不断冲击着自己的体能上限。

为了过年加班的补贴和奖励,2020年的春节,王勋没有离开长沙,也阴差阳错地成了疫情期间站点唯一一位骑手。那段不愿有人外出的日子里,她一个人担起了所有的订单站点,虽然每天接收的订单不超过10单,但是大多数单量都是三四十斤起步,王勋记得自己一个人送过12箱牛奶。“小妹妹,辛苦啦!”这是当时王勋听过的最暖心的鼓励。

长春骑手李妍也是女骑手中的“狠角色”,长期霸占着榜单第一,是当之无愧的外卖一姐。

李妍的职业生涯不算长,2020年初,从酒店后厨转行做外卖员的她,身上带着一股子“狠劲”。“后厨工作也很累,经常要起早贪黑,但是3000元的收入永远不能有额外的存款。”外卖行业的收入构成让李妍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她的目标很纯粹,就是赚钱,这个信念能长久地支撑她一遍遍奔波在东北寒冷的街头。

03 遗憾与缺失,放弃了漂亮的衣橱

骑手的特殊工作方式使得她们经常会忘记当天是周几,用早晚班去分割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在骑手圈子里,也没人会关心每天吃什么,用餐时间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等到用餐高峰期一过,他们会挤在时间的缝隙中,用几个馒头和凉拌菜拼凑成的骑手餐应付一下饥饿。

刚来上海,潘宁一家四口挤在10平米的逼仄空间里,这被称为他们“临时的家”。她和丈夫打地铺,儿子和婆婆挤在窄窄的床上。除了一台电视之外,再没有任何家电设备。

出于安全考虑,等到5岁的儿子下午4点放学后,潘宁会把他锁在小屋里,她和丈夫则各自在晚高峰时期奔命,直到晚上八点左右才回家,婆婆在超市的工作也要熬到晚上11点。这样的权宜之计持续了两年,儿子也在一个人的房间里锁了两年。

一次,潘宁像往常一样收工回家,一向乖巧听话的孩子当着她的面哭了。当晚,儿子因为饥饿,翻遍家里所有的柜子,只找出唯一一包方便面,却不小心用热水烫伤了自己。

那一刻,潘宁的心理防线被彻底攻破。入行多年,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唯一的遗憾是陪伴儿子的时间太少,儿子的休息时间也受他们影响,每天都熬到晚上12点,他也习惯了家里时不时会冒出异常订单的提醒。

骑手的崩溃往往发生在一瞬间,有人说,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潘宁经常把工作上的不顺利隐藏起来。

有一次上海暴雨,潘宁的电瓶车没电了,此时离送餐点还有1公里,她一路推着电瓶车才顺利把订单送到客户手中。因为客户单元门出故障,王勋也吃到过不少闭门羹,有一次不耐烦的客户从楼上丢下钥匙,但钥匙又卡在了单元楼间隙的大棚上,王勋只能从小区物业那里借来一张桌子,才走进了单元楼。

“心里不可能没有情绪,但是我们做服务行业脾气一般都被磨没了,有怨气也不能表现在脸上,只要用户不给我差评,一切都能接受。”王勋所在的长沙站点总人数是51人,巅峰时期女骑手数量达到16人,撑起站点三分之一的力量。她们融入进骑手的队伍中,不刻意观察,很难看出她们与其他骑手的差别,骑手服是她们全年唯一的服装。

不过,女骑手也是流动率很高的一群人。王勋身边的“战友”换了好几批,如今整个站点最年轻的女员工反而成了老兵。王勋计算过自己转行后的逛街频率:从一个月一次压缩至半年一次。有时候,骑着电瓶车经过繁华的闹市区,不断逼近的送餐时间却不允许她多看一眼橱窗里的衣服。

在长沙这座网红城市,永远不缺少年轻的都市丽人,她们穿着潮流的服饰,画着精致的妆容。相比之下,王勋过惯了素面朝天的生活,繁华的物质世界对她没有吸引。她只有一个念头:好好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南方的夏天总是特别漫长,燥热一直延续到10月,王勋从来没用过防晒霜,皮肤也被晒黑了好几度,她舍不得在自己身上付出不必要的开支。看着脸上因为烈日下留下来的晒斑,“管它呢!就当是奋斗人生的馈赠。”王勋坦然地说道。

橘子洲头的微风能给她带来安全感。“我觉得穿骑手服超酷的!”她享受永远在路上的感觉,在紧迫的送餐时间里体会到了自由。

04 理想生活不在大城市,而是远方的家乡

大多数女外卖员选择这一行时,或多或少会遭遇周围人的反对和质疑。

一开始,潘宁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一个女孩子去送什么外卖?怎么比得过男人?”王勋也没在第一时间向父母坦白自己的决定:“当时放弃学前教育工作又开了一家蛋糕店,因为疫情蛋糕店一直没有单量,才开启了外卖之旅,害怕家里人觉得我三心二意。”

女骑手跳入外卖系统中,也被善意包围过。每次她们把订单送到客户手中时,对着一张青涩的脸蛋,客户也会投入钦佩或者诧异的目光。

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到2018年,美团外卖的女性骑手由最初0人,达到了8%的占比。新京报智库发布的《2020年外卖骑手职业报告》提到,1046份调查问卷显示外卖骑手中有87%为男性,13%为女性。

“女骑手可能送得没那么快,但是差评率会普遍较低,像是外卖汤撒了、没有送到餐就点送达等情况很少会出现。”潘宁的婆婆也辞去了超市后厨的工作,加入了女骑手的浪潮中。

多位女外卖员毫不忌讳地向时代财经表示,一开始踏入外卖行业都是为了改善生活状况、还清负债。调研数据显示,6成全职骑手月收入高于5000元。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骑手的平均工资一般能超过1万元,接近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

尽管收入水平提高了,她们往往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把攒下来的每一笔钱送回老家。她们的理想生活并不在大城市,而是在远方的家乡。

过去的一年时间里,王勋做骑手赚来的上万元救了妈妈的命。去年年初,王勋母亲被确诊为肺结核重病,一次复查要消耗近万元的诊断费用。那段时光,王勋一边过着拮据的生活,一边接受母亲病情的变动带来的心理压力。

“每次和医生了解完状况,我都会一个人悄悄地哭上很久。”这可能是王勋成为骑手后最脆弱的一段时间,好在最终,王勋等来了康复的结果。

现在她定下了一个目标:买上一辆房车,带母亲和姐姐去看没有经历过的风景,因为她喜欢永远在路上飞驰的人生体验。

骑手“一姐”李妍还走在超越自我的路上,她加入了精英骑手团队。相比其他骑手队伍,这里的配送标准更高,每周高峰阶段在线时长和送单准时率都有要求,这让很多男骑手都望而却步,而且成绩吊车尾的骑手随时可能要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尽管来到上海打拼将近6年,潘宁一家的生活半径依然没有离开过松江。她不能离开站点太远,区域里的公园和欢乐谷成了他们偶尔打卡的场所,她和儿子都没有去过迪士尼乐园。

成就感是潘宁踏入外卖行业的意外收获,她没想到自己能把站点经营得有声有色。每次公司开年会,潘宁是全场上台领奖次数最多的站长,她带领站点拿下了区域内所有优秀的奖项。也是在当上站长后,潘宁和丈夫用打拼多年省下来的钱,在老家开封市买下了新房子。

站点人员流动率很低,有的骑手会短暂离场,但是每次要重新杀回外卖市场时,潘宁站点总是他们的第一选择。“站点不仅是骑手平时工作的固定场所,也希望能给骑手带来归属感。”潘宁说完,立马又接起了工作电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噪点GlitchNews”(ID:timetech2020),作者:徐晓倩,编辑:史成超,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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