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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政策靴子落地，对美团到底影响几何？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1-07-28 08:5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千二百字”（ID:word1200），作者：keykey7，36氪经授权发布。

政策的靴子最终落地了。

26日下午，市场监管局、网信办、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文件《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其中最受关注的一条是关于之前引发社会广泛反响（数月前的征求意见稿）的社保问题，“督促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

美团27日股价应声下跌逾17%，为其上市以来跌幅之最。市场当天的投票逻辑无非是，政策要求会显著增加外卖行业的平台成本，削平好不容易实现的利润空间，这对头部公司的影响最大。

下面就结合历史相关政策，尝试对其中的一些重要条款进行解读，并尝试分析新政是非会摧毁美团的估值逻辑，动了平台的根基？

不是为了搞垮外卖

我在之前5月份的一篇文章《美团该不该给外卖小哥缴社保？》中的观点是，合规成本将成为企业未来非业务成本中的最大开销与不确定因素，这个“规”是渐进式完善过程；交不交社保不单纯是外卖这个行业的事，而是应遵从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的；大企业该承担对等的社会责任，平台与骑手、劳务公司、监管等各方一起研究、逐步落实骑手的社保问题。

换句话说，美团、饿了么等平台不能回避骑手社保问题，平台骑手有权享受这份保障。

当时，美团外卖选择最先落实的是骑手的职业伤害险，目前按照单均0.05元为骑手缴纳。如果按照中信证券对美团外卖二季度日均单量3790万计算，全年的职业伤害险最高接近7亿元，这块成本不算高。而对于情况更复杂、涉及成本支出可能会更高的社保问题，美团与整个行业一样，处于细则研究与待实施阶段。

事实上，骑手政策研究由来已久，它是与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职业一起被纳入“灵活就业等新型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保障”问题被讨论的。讨论始于2018年，在2020年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高层提出“要适应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采取多种手段，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并在今年夏天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26日涉及外卖业的指导意见出台之前，7月22日人社部等八部委已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可视为26日外卖指导意见的统领性、宏观性文件，在逻辑上有递进关系。后续不排除网约车、互联网货运等细分行业各自出台指导意见的可能。只不过“外卖小哥”这个庞大、舆论效应强的群体率先让社保问题凸显出来。

从该《意见》的初衷看，对上述灵活就业的定位仍是在“稳定就业、改善民生”的宏观范畴下的，保就业的优先级应该是更高的。政策不是为了打压外卖行业，而是规范引导，且没有出现强制性字眼。

如果把政策理解为平台将给所有骑手购买社保，这应该属于一种误读（后面详细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周广肃认为，平台工作模式改变了传统劳动关系和工作基准，如果强制按照劳动关系（有劳动关系才有社保的“二元化”）来套用当前的新就业形态，将导致平台成为拥有百万雇员的超级企业，这不仅导致平台企业无力支撑成本，也导致新就业形态的灵活性特征消失。

那么，到底该怎么界定平台与骑手的劳动关系，哪些小哥理应享有社保呢？

小哥的劳动关系怎么界定？

行业内一个比较典型的判例是，Uber今年2月份在英国败诉，认定司机（下图）为正式员工，享受最低工资、假日休息、养老金等福利，但他们和Uber全职正式员工（如IT人员）的福利是有差别的。

这里的法律依据可能是，像英国等欧洲国家在界定雇佣关系时采用“劳动认定三分法”，即在雇员和自雇者（非雇员）之间还有一类“类雇员”，他们是worker，但不属于employee，可享有部分基本的雇员福利。我国以前沿用的是“二分法”，随着新型业态的蓬勃发展，国家层面现已明确“三分法”，即上述《意见》将新型就业形态用工关系分为三类。

其中最受关注、协商议政空间最大的是第二类——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第一类和第三类分别是“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和“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

具体到骑手群体，专送模式中的大部分都是属于第二类劳动关系，意见里对于这类人群社保的态度是“引导和支持”，没有强制，这是关键词。实际上这类加盟商的骑手中有部分已经缴纳社保，所以可以理解为部分专送骑手已按照符合劳动关系类别的第一类购买了社保。乐跑骑手比较符合第二类关系，等待后续政策细则出台；而普通众包骑手倾向于属于第二类或者第三类，但此界定仍有进一步讨论商议空间。

国家在针对新业态制定配套政策方面，逻辑也十分严密，主要考虑到，劳动关系与法律关系的传统关系二分法明显已经不适应包括骑手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特点。导致目前全职和兼职骑手内部的劳动关系复杂多样，文件当中的三分法的第二类为平台在合规基础上，可持续地扩大就业人数创设了一种新的制度，企业或许可以将现有的大部分全职和兼职骑手都纳入第二类管理。并且文件倡导的主要方向是放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保的户籍限制，允许他们在就业地自行参保，后续可能要制定参加居民基本保险的具体规定。

但大概率一定会率先落地的是，平台须承担所有骑手的职业伤害保障等底线责任。而这部分成本测算已在今年5月份的《美团该不该给外卖小哥缴社保？》详细阐释过，结论是美团未来因缴纳工伤保险而增加的成本大约在5.3亿元左右。

按照中信证券的量化测算，假设美团给专职骑手全额缴纳社保，公司需要额外承担的社保金额约48万*783元/人/月*12个月=45亿元，该行观点认为考虑到这部分成本由平台和代理商（即与骑手实际签订用工合同的劳务派遣公司）共同承担的现实，对美团外卖的长期发展应该是一个可以承担的结果。

根据年报，美团外卖2020年的经营利润是28.3亿元，上述测算的社保成本对美团还是会构成影响的。但这里忽略了一个问题，测算是先假定美团经营利润恒定，然后算一个社保成本数字，再从经营利润中减去这个数字，而实际上经营利润的取得也是一个动态的变量。如果新政落地，平台将一部分社保成本考虑进去，可能会通过其他途径“消化”一部分成本。这里的前提是，美团外卖现在取得的经营利润是不是它盈利能力的极限？

从单均配送成本同比得到优化、外卖整体毛利率有所提升的业绩走势看，眼下并不是它的盈利极限，即便按照未来日均1亿单、每单赚1块钱的目标看，也不是极限状态，是有一定的盈利弹性的，这块是它未来“对冲”劳务成本的筹码。

通过上述分析，对社保政策的后续实施预计会对美团的经营利润造成影响，这部分的利空已从数月前的征求意见阶段的美团股价中持续释放，一直到26日的股价表现。但它并不会冲击美团的商业逻辑，导致这个模式难以为继。而且长期看，国内外卖业迟早会迎来结构性调整的契机。由于国情不同，欧美国家点外卖和下馆子类似，都是有点“小奢侈”的行为，而国内现在叫个外卖、吃个路边摊某些时候可能是省钱的行为。政策博弈过程中，客观上也为外卖结构性调整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