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孟松的辞呈和钱学森之问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锦缎”（ID:jinduan006），作者 文苗，36氪经授权发布。
2020年12月15日深夜，中芯国际(HK:00981/SH:688981)爆出大新闻，为公司开发先进工艺立下汗马功劳的联席CEO梁孟松递交辞呈。次日中芯国际A股股价大跌5.5%，一度停牌至午后的港股亦收跌4.9%。
这起震动半导体产业的人事风波目前尚待定论。
芯片是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的关键产业，其进口额已经超过了石油。而中芯国际目前又是我国芯片制造的绝对主力。梁孟松如果真的离职，对于中芯国际，甚至对于整个中国的芯片业可能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当然，我们依然希望有国内公司可以留下梁孟松这样的将才。
一起人事风波便令整个市场与行业陷入同频巨震，这让人开始深思，我们关键产业顶尖人才稀缺的问题应如何解决？“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窘境该如何破解呢？
200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老问的很直白了，再翻译的更具体点，钱老其实问的是，为什么发展了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顶尖人才还没有超过钱学森呢？为什么也没有人超过杨振宁呢？
钱学森之问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培养顶尖人才是符合国家利益，也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而不仅仅是照顾少数天才的行为。
想像一下，没有牛顿等一系列物理学家，现在许多发明都不会存在，高铁很可能都跑不起来；没有发明晶体管的几位科学家，整个计算机行业都不会存在；没有Hinton等三位图灵奖获得者，深度学习就不会存在，也谈不上人工智能在今天的广泛应用；没有钱学森，“东风快递”很可能不会有今天的威力。可见关键开创性的发明以及这些科学家是多么的重要。
钱学森之问讲的就是教育的问题，而教育是个很大的话题，考试选拔制度是极为关键的一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和目前考试选拔制度有很大关系，我们的基于考试的人才选拔制度还有改进的空间。
以考试为主的选拔制度是个指挥棒，方向往哪指，教育与学习的重点就会往哪倾斜。那么考试究竟考察了什么能力？比如中考和高考，考察了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一般难度的已经定义的比较清楚的问题的能力，但是没有考察发现问题的能力，也没有考察把模糊的问题定义清楚的能力，也很少会考察通过体系思考去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太侧重不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各种竞赛就是考察了在较短时间内解决比高考更难的问题的能力，是高考的升级版。
但在实际工作和生活当中，发现问题并清楚的定义问题有时甚至比解决问题还重要。因为发现问题是个起点，发现了问题，许多情况下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解决问题，而非考试时候的很短时间，你还可以求助其他人，甚至组建团队等等。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杨振宁说过，“在任何前沿的科学研究领域，都有一个永远存在的问题，就是你看不清楚的东西中，哪个是值得你抓住不放，哪个是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研究。能够分辨出这一点的本领，爱因斯坦特别厉害。”
爱因斯坦发现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也是这样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爱因斯坦1899年在书信中曾提及，“我越来越相信今天所了解的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与实际并不相符，而且可能有更简单的理解方式”。这就是发现问题。在六年后，爱因斯坦引导出了狭义相对论，解决了他提出的问题。
所以科学家也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开创型的，提出并定义问题的，第二类是跟随型的，解决具体问题的，往问题里钻的很深的。
当然，第一类和第二类也不是绝对的区分，比如第二类也会需要干少量第一类的事情，第一类科学家也会参与到第二类的解决问题的工作中。
按照现在的方法，北大清华以及其他的顶尖大学未来一定能培养出来很多的第二类的解决问题的科学家，但第一类，未必会很多。因为挑选方法侧重的都是解决问题的高手。
如果刚好这个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都很强，那就会被北大清华录取；如果只是发现问题能力强，大概就不会被录取。所以，很可能还是漏掉了一批可造之材，和我们打造北大清华的初心有些出入。
清华一年投入300亿，这些钱的一部分，应该花在培养真正的顶尖创新人才身上。
美国的大学更多元化，各有特色，录取也更多元化。不光是看成绩，也看其他方面的综合表现。一些有能力的高中生就开始了研究，这样就培养了自己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这个问题通过统计分析加以论证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的天分如何，属于第一类还是第二类，还是复合型的，也就无从知道是否真的有一批人才没有很好地被目前的选拔制度筛选出来。
我们可以分析一些典型的例子，看看那些有开创性成果的顶尖中国科学家来自哪里：比如对PD-1发现有重要贡献的陈列平教授本科就读于福建医科大学，袁隆平本科就读于西南农学院，这两位都不是顶尖学校出来的。
这是因为非顶尖大学的教学质量更好吗？肯定不是的。是因为顶尖大学的选拔制度就漏掉了这些人。
记得陈列平曾说过，当年选择免疫学去攻克癌症，是因为大概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还能看得到希望。这个眼光不错。当然这个“比较短的时间”也花了几十年了。这眼光也属于算发现和定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是否能用免疫学的机制攻克癌症。
而且，从培养商业人才的角度看，目前的顶尖大学主要是选拔COO，而不是选拔CEO的。
COO，就是首席运营官，需要的是运营执行和有效率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目前的考试侧重的；CEO则需要发现问题，根据问题制定战略，这不是目前的考试侧重的。
中国的顶尖CEO许多都不是成绩最好的那一批。马云是众所周知的高考考了3次，最后考上的是杭州师范大学。任正非读的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马化腾读的是深圳大学。王石读的是兰州铁道学院。这些顶尖CEO读的都不是顶尖大学。
你可能会说，当年考这样的学校就是顶尖大学了。不是的，当年考前20-30名学校的难度和现在差别不是很大，因为这些学校扩招幅度并不是特别大。
综上所述，在顶尖开创性人才的选拔上，无论是科技人才还是商业人才，我们还有提高空间。这和我们的考试制度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考试主要侧重解决问题，而非提出问题并定义问题。
顶尖人才包括顶尖CEO、顶尖艺术家、顶尖科学家等，尤其是顶尖科学家，因为CEO可以市场中培养出来，艺术家可以在社会中成长起来，而科学家则只能主要由大学培养的，而且主要是由一流大学培养的。
其实少年班以及各种所谓什么班，在选拔开创性人才方面也不太管用，录取的大部分都是竞赛的获奖者，依然招的是解决问题的人才。
但不能说以考试为主的选拔制度有大问题，框架整体是好的，需要继续坚持。美国的教育是想把每个人都往CEO往领袖人物等各类顶尖人才培养，这也有问题，都来当领导，谁来具体执行，谁来当工程师，毕竟大多数人是中等水平的。
中国基础教育目前主要是面向大多数人的，在这方面是做的不错的。我们的体系也培养出了许多解决问题的高手，这都是社会需要的人才，这些人才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与这些人的贡献息息相关。
而且，高考是流程清楚而且操作相对简单的制度，大概也是目前能做到的最公平合理的制度。总的来说，高考制度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需要继续坚持的。
关于中国以考试为主的教育选拔制度的问题，有许多没有说到点上的观点。
我前面讲了，即使时间到了，按照现在的思路，北大清华培养出来的大多数都会是很好地解决问题而非有开创性发现的第二类科学家，因为录取的时候偏重的是这类人。而且事实也说明了这点，我们确实没有培养出来钱学森和杨振宁。
还有说要取消高考等各种考试的，也是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做得好和做得对的事情要继续坚持。还有许多人讲到创新，动不动就扯到自由啊价值观啊之类的，泛泛而谈，也没实际意义，不具备可操作性。
应该如何改革现有以考试为主的选拔制度，从而培养出来顶尖的开创性的人才？我当然也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有一些可能的大致的方向，可不可以在高考制度的框架下做出一些改革的尝试呢。下面简单讲几点。
第一，我们是不是在教学中可以也容许甚至鼓励问问题呢，尤其是好问题呢。老师如果答不上来，可不可以也能以鼓励的态度面对呢。可不可以加入一些学生更多参与的环节，鼓励大家思考，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钱学森也提及过，老是“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而不是“想别人没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说过的话”，提不出好的新的有用的问题，是做不出最一流的成果的。
好的教学理念与方式和好的考试成绩也不冲突，在考试的框架下，依然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情，依然有提高的空间。好的教学方法，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好的学习方法，也能提高学习成绩。
第二，既然高考侧重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录取的制度是不是可以多元点呢，因为培养博士的目的就是培养创新人才的。现在的高考录取率都相当高了，一般来说应该录取为博士的人都是能考上大学的，所以各大高校的博士录取是不是可以考察的方向和方式有所变化呢。
再比如学校和学校之间可以不可以适当的各有特色呢，多样性的学校才会培养出多样性的人才。像最顶尖的学校，应该招收能力最顶尖的学生，而不仅仅是成绩最顶尖的学生。
第三，本科招生既然能搞少年班，可不可以搞不同录取方式的鼓励发现问题的创新班。搞创新班就得有懂创新的教授，标准也很简单，他得具备一定的第一类科学家的能力，就是发现问题的能力，如果是跟随别人做的很深的，当然也是好教授，但是不太适合这个创新班。
所以搞教育改革，机制和人才缺一不可，既需要懂教育的人，也需要让这些人发挥能力的机制。从这个角度看，越是顶尖大学，越有条件，也越应该搞点新的尝试。
为什么越有条件？因为顶尖大学人才多，总有一些真正懂创新的老师。为什么越应该搞？因为顶尖大学就是培养顶尖人才的，应该具备提出好问题的能力；而普通大学相对来说就是培养中等人才的，对于其中大多数学生而言，能培养出来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已经算是达标的教育了。
不过很有意思的现状是，有些自己很有创新能力的人物或老师，居然也偏向各种考试中选拔出来的人。所以抓教育创新的人，既要懂创新，又要懂教育。
第四，可以考虑在中考和高考试题中加入一些能够考察发现问题并定义问题能力的题目，这有难度，但是值得去尝试。
新出版的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也有考察“发现新问题”的能力，但是没有具体的例子，操作起来实际上很可能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定义的不清楚的题目，不是个好题目；可是已经定义的清楚了，就谈不上发现问题了。
比如钱学森曾出过一个考题，很有意思，问如何发射火箭绕过太阳再回来，这是相对比较开放的题目，比许多题目又前进了一步。
第五，加强兴趣的引导。对学术和研究的坚持，需要兴趣的驱动，顶尖人才大多都是能力超强又乐在其中的人。许多研究都是多年的积累才有突破。比如深度学习从低谷到高峰，花了几十年，要是没有兴趣和毅力的驱动，很难坚持。
杨振宁在2006年曾说过，创新有很多类型，中国整个的社会跟美国的社会是处于不同的阶段，两国对人才的需要是不一样的。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够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为急速发展的社会做出贡献来的人，而不急于去得诺贝尔奖。
他还说，中国的教育政策对于现有的社会状态是好的，等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再来筹划重大教育改革吧。2019年中国人均GDP刚好超过1万美元，所以，近年如能开始教育改革正是抓住了大好时机。
现在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些真正懂创新懂得发现问题的老师，这样的人不多。有了一些人品和水平都好的老师，才能发掘好的学生。这是教育领域的长远问题，既要抓紧，又不宜太急于求成，可以先开个小口子，试试看。
当然，如果不抓紧教育改革，那会有更多人就把子女送到国外去，毕竟能拿得出来一百来万给子女留学的人会越来越多。整体看，这也是因为自己国家的教育不如别的国家，长期看也是种人才流失，毕竟好多人学成以后就不回国了。当然留学也不是一刀切的事情，学习其他国家的强处也是好事。
但是无论如何，对于一家、一市与一国，把教育做强，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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