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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第五次离开富士康的工人,没过多久,又重新回到了流水线。
在富士康,来回进出几趟算不得稀奇,李方进厂不满两个月,最初同行的工友已走完离职、找工作、再次进厂的一套流程。他刚来时,遇上隔壁工站的“老资格”,说自己是第六次进厂,教他抓住合适时机就走。有工人声称,见过离职18次、第19次回来的“大神”。
生产旺季的富士康不会拒绝回来的工人。它需要劳动力,这座巨大工厂拥有数十万名工人,仅郑州厂区便有超过25万人,是全球最大的iPhone代工基地。iPhone12系列发布前后,富士康多个厂区的加班时间一涨再涨,11月的第一周,一名郑州厂区的工人每天工作11个小时,整周无休。
富士康在官网中介绍,富士康“是专业从事计算机、通讯、消费性电子等3C产品研发制造的高新科技企业”,但有足够的工人才能撑起流水线。
来回折腾大多是为了抢在返费或工价最高时进厂。李方很快明白了什么叫合适时机,奔着每小时23元工价,他第一次迈进富士康,两天后同一家中介公司开出的价格却高了3元,每月累计相差近1000元,而他的一顿晚饭通常不超过10元。
富士康用返费(除工资外发放的奖金,需满足一定在职天数)和工价的高低牵动着工人的去留,高工价时,招募中心门口的人头黑压压挤成一片,中介们重复着每天新招8000或10000人的说法。
11月15日,郑州富士康再度拔高返费,加码至10000元。约一个月前,它曾宣布,“万元奖金最后一天,错过再等一年!”随即将返费降至5800元。但人手不够,掏出更多的返费拉人是最有效的办法。
但流水线很难留住人,不少万元奖金的美梦在第一个夜班就被击碎。从下午7点钟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7点,这期间只有一顿饭的休息时间,凌晨3时是最难熬的时候,困劲和饿意冲上脑门,李方有一瞬间想扔下一切逃出车间,但手里还得继续准确地打下螺丝。上完第一个夜班,重复动作做了800多次,他走出车间,手脚轻飘飘的,觉得自己老了10岁。一夜熬完,等不及返费,很多人就卷铺盖离开,离职的人也排着长队。
放弃的理由还有很多,中介乱扣钱或者被产线上的干部责骂。一名年轻工人遭到产线干部训斥后,当天晚上就决定不再继续。“骂得很难听,我没法复述。”由于未完成产量,他被干部揪出,惩罚是拿着喇叭对全车间喊,“我叫XX,我是做得最慢的。”
张利伟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待了10年,见惯了人来人往。他也挨过骂,“就是一个字——熬”,学会不再计较责骂,也学会主动请干部吃吃饭、洗洗脚,混个好印象。离开的念头闪现过,但从没真的走过,人到中年,一个人养活一家人,他承受不了工资断档,“没学问也没技术,从这个厂出去,不过是去别的电子厂,起码富士康不拖欠工资。”
不愿离开流水线的张利伟,没说出口的另一个理由或许是,他40岁的年龄已卡在进厂务工的边缘,走出富士康,再想进厂,怕是也不好进了。
有人在富士康工人聚集的贴吧问,“愿意在这打工的都是什么人?”一名工人回复,“我们学历不高,能力有限,都是沧海一粟小角色,不指望搞出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想踏实安稳地度过平淡的一生,你可懂?你可知我们也挣扎过?”
要计算好每一分钟,从车间到餐厅,走路不能超过10分钟,否则便可能迟到,迟到就会扣钱。得控制好每一秒钟,在张利伟的工站上,一部手机的操作时间必须小于36秒,手里动作稍微一慢,下一部手机就堆了上来,完不成产量,挨骂算是轻的。
流水线不等人,从工人到干部,心里都得悬着个钟表。一切为了保证产量,这是车间里的最高指标。张利伟从下午7点半进入车间,晚上11点到12点的就餐时间是唯一的休息时段。
迈出车间,换下静电衣和鞋,走到餐厅,来回大概需要20分钟,排队买饭和吃饭最多用20分钟,他通常随便吃点,回去还能坐几分钟,注意不能吃太烫的汤水,等饭凉也费时间。有时,干部要额外开个会,时间便卡得更紧。
富士康郑州厂区,工人们在餐厅排队买饭。
上了流水线,工人们的时间计量单位就换成了秒。iPhone12被精确分解为各个生产工序,他负责把分开的两部分机器扣合。每一部手机需要他完成3个步骤,把机器放进扣合制具,扣合,再取下来。每班,10个小时,加工1000多部手机,留给每部机器的操作时间不超过36秒,手持工具2.5公斤,他得拿着操作1000多下。
有初进富士康的工人发愁,“打螺丝太慢,总是倒数”。工友支招,锁螺丝时夹击几下很关键,夹一下速度快,但是容易锁不到位,夹两三下,速度会下降很多。他提醒,不要小看这一两秒,一部iPhone需要四个螺丝,拧紧4个螺丝要10秒钟,500个机器就是5000秒,一个多小时就是数百台机器。
影响效率的事情一概被禁止,不能带手机,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厕所可以上,但是流水线不会停。想暂时离开产线的工人,需要找干部代岗,“谁找的多了,干部肯定对他印象不好。”张利伟控制自己,10个小时只去2次厕所。
压力一层层传给这个庞大生产系统的最末梢,直到流水线上的工人。张利伟曾听说过,“上头”要求工人2个小时休息10分钟,但并没感受过。流水线在转,人就停不下来,干部拿着喇叭在工人背后喊,“赶快干,别偷懒”。干得慢了、出错了,免不了一顿责骂,他也习惯了,“完不成产量,他的领导也骂他。”
在产线10年,他已习惯了白班和夜班。进了富士康,白班和夜班通常一月一倒,没人躲得过。第一次进厂的人,上夜班像要“脱层皮”。李方发现,车间灯光一开,四下无窗,有时会分不清白天黑夜,但是身体却能分辨出来。凌晨3点后,困劲涌上,手脚都有点抬不起来,再过会儿,恶心的感觉泛上来了。“有点想崩溃”,起初他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想明天就走,又心疼路费,熬了几宿,再上夜班时脑子里什么想法也没了。李方形容,像一朵盛开的花瞬间枯萎。
富士康郑州厂区,上夜班的工人们走向厂房。
效率最大化还有另一种实现方式,高价返费是许多工人撑下去的理由。官方奖励政策上写明,拿到返费需累计在职及有效出勤满足一定天数,累计出勤通常是90天或120天,中介招人时常说,“3个月到手万元返费不是梦”,但想要拿到返费,或需要更久。
王琪从进厂那天就开始倒数,一天天算离开的时间。她的奖励要求是在职90天,算起来是3个月,但富士康规定,每月10日及25日出合格名单,再推后7个工作日发放,发放前员工需在职,提前离职则不予发放。为了这笔钱,她只能多干上半个月。
相比这些,单调、重复只是流水线上最小的困难,像随口的抱怨。“没有人来到电子厂,是为了实现梦想。”一名工人强调,“是为了挣钱,挣钱知道吗?”工人诗人许立志在富士康工作时写道,“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没人一开始就是为了放弃来的。
每逢量产期,富士康需要足够多的工人,工人们也看中它给出的高额返费和工价。从8月开始,iPhone新机让市场狂热,也为富士康带来订单,返费随之水涨船高,淡季时低至五六百元的奖金,飙升至10000元以上。
11月15日,公众号“郑州FOXCONN招募中心”宣布,奖金加码到10000元,较10月底提高1500元左右。中介们在小视频里算账,“合算下来,每个月可挣7000元”。这已颇有吸引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962元。
11月15日,郑州富士康再度拔高返费,加码至10000元。
李方冲着上涨的小时工价格进了厂。中介承诺他的薪酬是每小时23元,隔了两天,新进室友的工价就涨到了26元。
相较与富士康签订劳务合同的正式工,拿返费的派遣工、小时工由各中介公司输送,形式灵活,工期从1个月到4个月不等,价格也不断变化,根据富士康的需求,工人们来得快也散得快。
张利伟记得,富士康从2017年开始实行返费模式,2018年又新增了小时工,招人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厂区门口,十多个店面挂着“富士康直招”的牌子,赶上旺季,招募中心门前的马路上都塞满了人,有人专门在路边摆摊,卖招聘时要用的A4纸和签字笔。
有意来富士康的,年龄、有无文身、有无案底都比学历和技术重要,中介们也没人在意,“能干活”就是全部要求。报名后几道流程,笔试、面试和体检,王琪捏着单子跟着前面的人走,照着念26个英文字母,回答“ThankYou”的中文意思,完成手臂伸直、双手抓握及下蹲等动作,很快就结束了。“上过小学都能进来,识字就行。”简单的标准降低了富士康的招工难度。
何况,富士康还是个“500强”企业。虽然王琪并不清楚,它究竟是国内500强还是世界500强,但她觉得“是个大厂”。有向富士康输送工人的中介发出别家的招聘启事,前三条是“长白班,车间可以带手机,免费包吃包住”,每一条都指向富士康工作条件的“缺点”,王琪也没动心。
但这些名头并不总是奏效。当高额返费的引力不够满足流水线时,富士康开始使用更“急迫”的办法。一开始是奖励,每个在职员工拉到新人便可获得300元或500元奖金,后来改为施加压力,张利伟在产线上是名小干部,他被告知必须招到3名新员工,否则便会被取消每月1000元的技术津贴,普通员工的指标是1名新员工。领导对他说,“招不到人,你就不用加班了。”
为了找到新员工、完成指标,他花了1000元买了2个名额。有人在工人聚集的贴吧里晒出厂牌、荣誉证书、爱口袋(富士康内部员工APP)截图招人,承诺“8年老员工,包进品管(产线周边部门)”,回复说“先垫给我体检费,就让你推荐”。有人直接发帖征人,“300元,只需要在厂里待一天半,拿到厂牌就转钱”,回帖“竞标”,“我出400元”。
富士康还在探索其他形式用以补充人力。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公众号显示,2014年,富士康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开始尝试共享员工,双方一直保持合作。截至2020年10月,河南能源累计向富士康输送共享员工1万余人,双方商定,下一步合作中,共享员工的数量要进一步补充,现有的共享员工考虑延长工作时限。
在流水线上,有的规矩得自己慢慢琢磨。
一名在产线上打拼近10年的员工觉得自己“什么事都见惯了”,他从普通工人向上升了半步,成了全技员。“大小算个干部,还是得干活。”他自嘲,流水线上职级划分清晰,全技员、线长、组长再到科长,“线长是个分界线,从这往上,就是指挥别人干活的。”
职级不同,薪酬和工作内容也不一样。但对工人来说,最明显的区别是工衣和喇叭。普通工人大多穿着白色或粉红色工衣,干部们的颜色是蓝色,有人在贴吧提起,发泄地说,“披着‘蓝皮’的。”喇叭提在线长手里,车间里响着催促声。
他一开始也吃过苦头。线长管着一条产线,谁加班、谁不能加班,要靠线长上报。进了富士康,人人都想多挣些钱,加班就成了优待。订单数量不多时,如果想加班,得和线长混上关系。初到产线的工人需要有些眼色,主动去加联系方式,闲时请线长吃吃饭、洗洗脚,就进了加班名单,不愿去做这些事的人,没了加班,挨骂时线长的语气也难和缓一分。
出了问题时,线长拿着大喇叭对着他骂,他不愿复述内容,“挺难听的”,关键是2个小时的加班也被取消。他忍不下这口气,争辩几句,线长看着他,“你以后一个月都不用加班了。”这意味着,每月工资少了近1/3,他只能低下头,学会忍耐。
忍耐的限度一点点磨宽。又一次被取消加班后,他冲去了员工关爱中心投诉。2010年,富士康多位员工跳楼后,员工关爱中心成立,用于“对员工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精神关怀”。他却没得到关怀,投诉后,线长把他叫出来,“你要么撤销投诉,要么就别干了。”被取消的加班没能挽回,他撤销了投诉,从此没再给员工关爱中心打过电话,“就任他说吧,就是忍啊。”
新进厂的一位年轻工人也听说了流水线上不能言明的规矩。她起初困惑,“为什么同一条产线,自己却不能加班?”有人透露,要和线长“打好关系”,她觉得气愤,“靠力气打工挣钱,还要靠关系,甚至没有地方去讲理。”
也有人无法忍受。与她同期进厂的工友被线长斥责后,尽管拿不到返费,第二天还是卷上行李离开了。在工人们聚集的贴吧里,有人发问,“在车间和干部打了一架,我们都会被开除吗?”他已不在乎是否能留下,关心的是“工资还会正常发吗?”
在工人们聚集的贴吧,有人发出自己的朋友圈,“如果事事都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
流水线外也有门道,关系着工人们能否拿到应得的钱。承诺“富士康直招”的中介不少,也有人想从工人身上再揩层油。有工人发帖求助,来时中介讲好工价是31.5元,合同签的是28.5元,中介说会补差价,如今联系不上怎么办?也有工人诉苦,发工资时中介要扣保险费、管理费,要找谁投诉?难道只能吃哑巴亏?
回帖里并没什么提供帮助的办法。有人嘲讽他们,“自己不看清楚合同”,也有人劝慰,踩中了“黑中介”的坑,就当自己长个记性吧。
富士康最不缺的就是“提桶跑路”的故事。李方有天下班回到宿舍,8人间的床铺空了一半,一张床位一个多月换了5个人住,他不再去记室友的名字。大多数人把这里当作一站,工友间流传着一套表情包,“提最红的桶,跑最远的路”。
张利伟是个例外。他没打算过离开富士康,作为正式工,他有底薪、交社保,每月到手近5000元——返费涨得高过10000元时,有临时工嘲笑说,“打死不做正式工”。但他没想过转成临时工,追逐高返费和工价,“我已经40岁了,要养活一家老小,只求稳定”。
父母年纪大了,孩子正上初中,吃饭穿衣,上学生病,亲戚家办事随礼,都是花钱的地方。张利伟绷着弦,10小时一班的流水线让年轻人叫苦,他却没什么抱怨,不敢缺勤,不敢请假,争取天天加班,养家糊口的压力担着,他不敢像周围的工友一样,选择离开。
偶尔休息,他也想寻个日结工,厂区周边散落着快递点、小饭馆,送快递、搬运,他都做过。实在找不着活,就骑着电车在地铁口等着拉人,运气好时挣个几十块钱。
冲着高返费进厂的一位单亲妈妈也没想过放弃,她常在短视频里打卡,记录上了多少天班,鼓励自己要坚持。周末回家看孩子时,她在一条短视频里写,“好多人都说进厂没出息,可是没学历、没技术,总不能喝西北风吧,我们也是为了活着在努力。”
进了厂门,留下还是离开,人人都有相似又不同的理由。有人在富士康工作5年,回家相亲时不愿主动说起工作的地方,怕对方印象不好。有人发帖问,怎么能出门在外显得不那么“富士康”,表示“想洋气点”。
王琪在下班间隙,拍下泛黄的鞋柜,问“鞋柜里装的仅仅是衣服、鞋子和手机吗?”鞋柜泛着黄,小小的方格,有人回复,“装着被锁住的自由和青春”,也有人说,“装了自己的梦想和一家人的幸福”。
几十万人聚集的富士康厂区,像一座小城,有人出卖力气换钱,挣扎在流水线上讨生活,也有人被不停歇的流水线消耗再甩开。
在富士康郑州厂区周边,最多的店面除了饭馆就是网吧,每隔三四十米就有一家。街边小店贴着广告,提供花呗、信用卡业务,包括帮贷、套现、抵押,最不济,拿上电动车、手机都能换出现金。网吧之间也夹杂着培训班,教IT技术、美容美发,总有人去学。
短暂的上厕所时间里,王琪注意到,厕所门上,有人用红色的笔写下“想过以后吗?”“我们都是世界上的蝼蚁”,也有人写,“我不完美,但我是独一无二的”。在流水线上干了不到2个月,李方决定坚持到11月底就离开,他也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回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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