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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专利费的“二维码之父”:我是工程师,不是商人

图:“二维码之父”原昌宏图:“二维码之父”原昌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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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何加盐

  来源:何加盐(ID:ihejiayan)

  前几天,“二维码之父首谈中国使用超日本”、“二维码之父回应收专利费”这两条新闻登上了微博热搜。

  在一众明星八卦之中,这两条热搜,显得非常另类。这也让“原昌宏”这个名字,第一次走进中国大众的视野。

  原昌宏,典型的日本宅男工程师,因其发明的二维码如今被广泛应用,在寂寂无名很多年以后,骤然以“二维码之父”的诺大名头,而闻名于世。

  在今年其满62岁生日的时候,公司甚至还专门邀请了日本人气女优川岛海荷,为他庆生,而之所以邀请这位女优,是因为她和原昌宏最重要的发明同一年出生。

左起:原昌宏、川岛海荷、原昌宏的老板杉户胜彦左起:原昌宏、川岛海荷、原昌宏的老板杉户胜彦

  在中国,二维码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而突然普及的,人们印象中,它似乎应该是近些年才有的产物,而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诞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小的发明,日后会如此深远地改变世界。而随着二维码的广泛使用,原昌宏的名气和地位也越来越高,像极了他那位以小职员的身份,意外获得诺贝尔奖的前辈,田中耕一。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宅男原昌宏的逆袭,以及二维码的中国传奇。

  1957年,原昌宏出生在日本东京。他父亲也是一位技术人员,并且拥有发明专利,所以原昌宏在技术方面,可以称得上“家学渊源”。

  高中时,原昌宏上了东京名校法政大学的附属第二中学,在课余,他喜欢下围棋和观看棒球比赛。

  不知道日本有没有“读书不努力,长大上隔壁”的说法。原昌宏高中毕业后,走进了隔壁的法政大学,攻读电气工程学。

  那时的日本,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普通家庭也有机会出国旅游,原昌宏去了向往已久的欧洲游玩。22岁的他不会想到,35年之后,他会再一次到欧洲来,领取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欧洲发明家大奖。

原昌宏大三时在欧洲旅游照片原昌宏大三时在欧洲旅游照片

  1980年,原昌宏大学毕业,进入丰田汽车下属的电装(DENSO)株式会社工作,成为一名工程师。

  那一年,原昌宏23岁。和绝大多数日本人一样,他将在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

  进入公司以后,上级跟他说,以后的时代将是“软件时代”,你应该掌握软件技术。于是,原昌宏开始自学软件编程。

  不久,美国发明的条形码传到了日本,丰田公司为了大力推进自动化,也引进了这一技术。原昌宏被派去开发条形码扫描仪。

  原昌宏用了两年多时间,开发出日本自己的条码扫描仪。他生产出的设备除了用于丰田内部的生产管理之外,也被用于7-11等便利店的收银工作。后来我们在超市收银台所见的扫码器,其技术最初就来源于此。

  条形码大大便利了工厂和零售店的信息管理,但是也面临着新的问题。

  由于条形码是通过线条的黑白和粗细来代表不同的数字,其存储的信息非常有限,而且读取的速度很慢。

  进入19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从大规模生产往高混合小批量生产转型,工厂的产品数量急剧上升,单个产品所需要记录的信息也急剧增加,有时,一个产品上贴的条形码多达十几个。在电装公司,一名仓储人员,每天需要扫码一千多次,非常麻烦。工人们对此怨声载道,生产管理中出错的机率也大幅攀升。

  公司希望能提高扫码的效率,减少出错率,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到原昌宏手里。

  原昌宏已经有了一个团队。不过,这个团队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加上他自己,才两个人。

  此时,美国已经出现了一种可以从横和竖两个维度来记录和读取信息的码。也就是说,“二维码”早就已经问世了。但是原昌宏研究了市场上已有的二维码之后,发现读取的速度非常慢,平均要3秒钟才能读取信息,而且出错率非常高,只要有一点污损,就读不出来了。

  原昌宏的工作本身是做扫码器的研究,他最初的想法,是从机器端入手解决问题,但是研究了几个月,发现不管扫码器怎么改进,只要码的形式不改变,效率的提高就很有限。因此,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码”,而不是“扫码器”。

  原昌宏开始研究一种如何能快速读取、并提高容错率的二维码。

  经过对市场上已经存在的二维码进行研究,原昌宏发现,读取效率低和出错率高,主要原因在于机器难以准确定位二维码的位置,以及难以准确地把二维码周围物品的图像和二维码本身区别开来。

  原昌宏苦思不得其解,后来在午休时下围棋,从其中得到了启示——何不借鉴围棋的黑白矩阵模式呢?

  原昌宏采用了在正方形的三个角设计三个“回”字的办法来解决定位问题。但是,机器如何快速识别“回”字,而不是把其他的信息误扫进来,又成为另一个拦路虎。

  原昌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找遍了他能看到的所有印刷品,用尺子去量各种黑白线条之间的比例。最后他发现,最不常见的一种比例,是1:1:3:1:1。于是,原昌宏就按照这个比例去设计“回”字,并专门研发了针对这一种码的扫码器。

  采用了这种设计方式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种新型二维码,存储的信息最高可以达到条形码的400多倍,而且扫码的速度大大提高,出错率则大大减少,哪怕污损30%,仍然可以轻易地准确读出。

  由于这种新型二维码的响应速度非常快,原昌宏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快速响应码”,英文是Quick Responding Code,简称“QR码”。

  所以,准确来说,原昌宏并不是“二维码之父”,而应该叫“QR码之父”。不过,由于后来QR码成为世界最流行的二维码,几乎等同于二维码本身,所以叫原昌宏为“二维码之父”,也不为过。

  这一年是1994年,原昌宏37岁。

图:原昌宏研发QR码时的照片图:原昌宏研发QR码时的照片

  QR码产生后,丰田公司迅速在全公司的“看板系统”上推广使用,大大提高了信息管理的效率。

  尽管发明了QR码,但原昌宏还不知道这种码未来能有多大用处。

  他的部门是研究和生产扫码器的,为了能推销公司的扫码器,电装决定把QR码的专利向社会开放,希望更多的人和企业能使用QR码,从而来购买电装公司生产的扫码器。

  不过,推销了几年,也只是一些便利店用上了而已,在社会上的使用并不广泛。而且,在日本之外的地方,几乎无人使用。这一技术被笑称为“加拉帕戈斯技术”。

  “加拉帕戈斯”是太平洋中间与世隔绝的一个群岛,岛上生活着一些只能在本地存活的动物,因达尔文在此地领悟了进化论的真谛而得名。其引申出的“加拉帕戈斯现象”或“加拉帕戈斯技术”,意指只能在某个孤立市场存在的公司、产品或技术。

  可想而知,此时的原昌宏,过得并不如意。在公司就是普通一员,在外界也无人知晓。

  不过,若干年后,事情迎来转机。

  2010年以后,由苹果手机和3G/4G网络共同开启的移动互联时代在中国拉开了帷幕,手机迅速取代电脑成为了人们最重要的互联网设备。

  与电脑不同,智能手机有两个重要的新特征:1.没有了键盘,但是却有了高清摄像头;2.可以随身带着到处走。

  这两个特征,带来了和电脑时代截然不同的上网方式:1.由于没有实体键盘,屏幕也变得更小,如果还是通过输入域名或者搜索的方式来使用互联网服务,会非常不方便,所以在手机端,人们主要用App,而不是浏览器和搜索引擎。2.随身携带的手机,更方便和物理世界的一切发生连接,理论上,万物皆可上网,唯一要考虑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把线上和线下连接起来。

  今天我们都知道了,最佳的选择,就是二维码。

  二维码存储的信息足够多,制作成本几乎为零,而且,有QR码免费开放的制作和识别技术,不需要付专利费,是当前条件下最合适的载体。

  二维码本来是为了工业生产管理而生,最后却大规模应用于移动互联网,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的名句,贴切地形容它:“二维码天然不是移动互联网入口,但移动互联网入口天然是二维码。”

  但是,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有这样的远见。在使用二维码这件事情上,看得最准,推得最用力的,是腾讯。

  2011年,这个时代最牛逼的应用——微信横空出世,当年,就推出了“扫二维码添加好友”的功能。

  2012年,张小龙就明确提出,“PC 上的入口是搜索框,手机上的入口在二维码。”

  张小龙也把这个观点发在微信朋友圈,不过从评论来看,认同的似乎不多——日后的发展证明,张小龙的远见卓识,确实超越常人。

  同年,马化腾在互联网大会上表示:“我们看到手机终端和电脑的不同,是因为它有随时随地和人联系在一起,而且它有很多的地理位置信息,所以这里诞生一个新的机遇,就是O2O(线上到线下),……二维码,可能大家有点陌生,腾讯和微信产品大量推广二维码,这是线上和线下的关键入口。

图:马化腾在2012年互联网大会上发言图:马化腾在2012年互联网大会上发言

  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微信大量推出和二维码有关的功能,如扫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微信支付、面对面收款等。

  当时,不管是马化腾还是张小龙,都没有太多解释这样做的原因。直到六年后,马化腾才谈到:2012年就觉得二维码技术很重要,把微信加好友设计成扫码,是为让用户心里知道,扫二维码就要掏出微信。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经历了,现如今人们在看到二维码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开微信的“扫一扫”。就连我两岁的儿子,看到二维码,也会喊着“微信、微信。”

  2014年滴滴和快的展开了惨烈的厮杀,最主要的战斗方式,就是想尽办法让乘客扫二维码下载自家的打车软件。经过此役,扫码下载,成为人们最常用的获取App的方法之一。一年半以后的共享单车大战,人们已经可以轻车熟路地掏出手机来扫码。

  此后,随着移动支付的大踏步前进,我们在每一个饭馆、每一家超市、每一个小摊上,都看到了二维码。就连街头修自行车的老大爷和小区门口卖烤红薯的老大娘,都在用二维码收钱。

  时至今日,二维码已经成为了连接线上与线下最重要的媒介。我们不管是下载App,使用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和共享充电宝,还是在旅游景点听语音讲解,在植物园看古树识别,在火车站坐按摩椅,在无人公寓开门,或者搭乘公交和地铁,都已经习惯了扫二维码。

  对于原昌宏而言,在沉寂多年之后,他终于以“二维码之父”这个名字,被世界重新认识。

  2014年,原昌宏被欧洲专利局授予了欧洲发明大奖,这是全世界发明家都梦寐以求的一个奖项,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该奖。

  目前,全球每天使用上百亿次二维码,其中90%在中国。假如QR码的专利使用权没有免费的话,哪怕每个二维码只收1分钱,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但原昌宏对于放弃了专利使用收费并不感到遗憾,而是说“我本身是一名工程师,而不是商人。所以自己开发出来的东西被更多的人使用,我肯定更高兴。”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样纯朴和豁达的想法,显得如此可敬和可爱。这让我想起了原昌宏的前辈田中耕一。

  田中也是日本某公司一个小小的技术员。1985年,因为一次实验操作失误,用错了成分,结果不小心发明了“软激光吸附离子化法”,解决了对大分子进行质谱分析的难题,对生物学和化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尽管他这个发明为公司赚了不少钱,田中也得到了一笔奖金,但他依然是一个平凡的小职员。一直到2002年,职位还只是主任(仅高于刚入职员工,等同于中国公司的主管,比经理低一级)。2002年10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都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他。

  作为诺奖获得者,田中耕一成为日本的国民偶像。但他依然是一个腼腆、纯朴的工程师,对于自己的成就极尽谦虚。一直到2019年接受采访时还说:“得奖真的是晴天霹雳,就算是现在也难以置信”。

  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淡泊名利的大家,几十年前隐姓埋名的“两弹一星”元勋自不用说,现在在网上很有名的院士倪光南,也是丝毫不在意金钱利益,一心只醉心于技术的典型。

  在BAT、在TMD、在华为、在京东方、在航天、在高铁,在中国无数企业,还有无数的程序员、工程师、技术人员,在捣鼓着可能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产品。他们可能不善言辞,可能寂然无名,但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值得尊敬的英雄。

  二维码技术发轫于美国、大成于日本,却是在中国大放异彩,这种时空交错,互相成就的神奇,让人感觉非常美好。

  这中间离不开以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以远见卓识,不断地把这些科技产品推向市场,尽管他们的初衷可能是为了商业考量,但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好。

  原昌宏在不久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也提到,他发明QR码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东西日后会被用于移动支付。他惊叹于微信这样一个App能够聚合那么多的功能,赞叹“真的很了不起”;对于中国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毫无障碍地使用微信,更是感到困惑不已,连连向记者询问“中国怎么做到的?”

  原昌宏虽然也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上落后了,但是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由衷的赞赏。在当今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这一精神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原昌宏只是一个平凡人,在自己的努力以及机缘巧合之下,完成了一个小小的发明,若干年后,这个小小的发明便利了亿万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利用他的发明,把自己变成一个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他只是为自己的产品被无数人应用而自豪,这是属于工程师的最大荣耀。

  今天的我们,享受着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种种便利,不能忘了千千万万像原昌宏一样默默藏在后面的“程序猿”、“码农”、“攻城狮”。正是这些性格淳朴憨厚的宅男,在默默地让我们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由衷地希望,世间能多一些原昌宏这样的人。

  我们也许一样平凡,但我们也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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