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办公半个月后，我发现自己其实离不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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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自于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ID：guyulab），作者：崔一凡，编辑：金赫，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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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经86.8度，北纬41.4度，身处一片戈壁中的吴洱举着手机，寻找4G信号。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零星散落着低矮的植被，北风刮得人睁不开眼。那是2月10号，北京互联网公司线上返工第一天。领导在群里布置了任务，需要他拿出几个视频策划方案。父亲告诉他，不远处一辆破旧的三轮车附近信号不错。好歹能对付工作了。
吴洱家住新疆，现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影像类工作。春节前，他特意跟领导请了5天年假，希望能多陪家人几天。年前母亲接了个活，帮忙看管距离城市20公里的一家工厂，一家三口就来到这片戈壁。
吴洱家附近的戈壁滩
疫情爆发后，他们在线上返工，生活节奏突然紧张起来。这里白天的平均气温5度左右。每天早上吃完饭，他就裹上棉袄，站在那辆三轮车旁开始工作。他没带电脑，只能用手机扣字。一边的铁链子上拴着五条半人高的藏獒，肥厚的舌头耷拉在嘴边，啪嗒啪嗒往下滴口水。几天前它们会疯了一样往人身上扑。
他所在的互联网公司是行业巨头之一。GoPro，无人机，这些有科技含量的装备他都玩儿过。但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滩上，4G信号和水一样珍贵。
2月10日，正式复工那天，同样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上班的高达，抱着电脑坐在书房，触手可及处是刚出锅的鸭舌和洗好的车厘子，上面挂着鲜亮的水珠。七十岁的奶奶就坐在身边。她紧紧盯着电脑屏幕，尽量不与奶奶目光相接。偶尔晃神，祖孙对视。奶奶便要问她，“这个你会做吗？”
“会做，奶奶。”然后场景又恢复到十秒钟前。
高达过年回了温州老家——她家是一栋建在山顶的别墅。确诊感染的消息最初从其他乡镇传来，然后是山下，现在到了山腰。
她受不了了，想看看家里人都在干什么。结果并没能让她舒服一些：爸妈和叔叔们在院子里鼓捣烧烤；读高中的弟弟正捧着手机，一脸痴笑地跟小女友聊天。对她这样依赖创意的策划工作者来说，脱离了办公室之后，任何事情都可以打扰到她。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同事正在怎样的环境下工作。可能是茫茫戈壁，也可能是田间地头。在家上班的第一天，互联网大厂员工陈念所在的部门开了一次视频会议。她换上新买的T恤，抹了淡淡的口红。她分明看到同事身后背景中朴实无华的灶台和洗菜池，之后那位同事迅速虚化了背景，拉起了美颜，她们又变成了靓丽的都市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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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婉瑜理所应当地享受着爸妈的伺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每日穿着花棉袄在家烤火。平时存下来没空看的二十多部电影，被她刷完了，突然有点空洞，她觉得生活没有了期待，迫切想要工作。
她在香港一家4A广告公司工作，年前回到桂林老家。从初八起，她在家线上办公。她一边烤火，一边磕着瓜子，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就摆在眼前，她要做的只是在手边摆上零食和切好的水果，等待远在香港的同事发来即将开展的项目，“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但这次不一样了。广告行业看中创意，需要专注，李婉瑜曾花了快两个月构思一句四个字的广告词，那是一次次头脑风暴碰撞出来的。现在，她的工作降维成一通通漫长的电话，最多的一天，她打了五个电话，每次大概一个半小时。下午五点钟，天刚擦黑，父亲把啤酒鸭做好了，屋子里都是香味儿。
灵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大部分时候它不会光临。长途电话时不时陷入沉默，这和面对面的沉默不是一回事。她盯着手机上不断跳动的通话时间，像是盯着遥控炸弹的倒计时，思绪从广告idea飘到“如何不让气氛更加尴尬”上。
在上海某家科技公司做运营的何安感到无比冗长的煎熬。一场会议三四个小时成为常态。她像一个迷茫的旁听生，努力从七嘴八舌中寻找涉及她运营工作的内容，然而一无所获。后来每次开会，她就把手机关静音，在一边忙自己的事。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她从没被拆穿过。
在家工作的大多数时候，大家看不见彼此的表情，听不见彼此的声音。那些职场生存中必备的可爱的语气词和热情的微笑所隐含的巨大信息量，在文字交流中损耗大半。
前些天，何安见证了一场莫名其妙的互怼。她的工作微信群里，同事一句没有表情包加持的“你明白吗？”换来了对方的“我不明白”，之后从“有没有必要”吵到双方到底谁更“偏激”。
“就像男女朋友吵架一样，”何安说。
后来，公司领导看不下去，在他们四个人的群里发了50块钱红包缓解气氛。抢红包调动起了大家的积极性，吵架的二位手很快。第一个抢了一块多，第二个两块多，局外人何安抢到了45……这下彻底没人说话了，气氛过于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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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人们默认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工作；但在家的可能性就太多了，床上躺着，沙发里窝着，或者跟爸妈打两把斗地主。领导们不知道你在写方案还是打游戏，而员工们也不知道领导知不知道自己真的在工作。距离拉远，让职场成了每个人需要确认自身位置并及时发出信号的幽暗森林。
尽管戈壁滩上的4G信号有延迟，每当领导在群里说话，吴洱还是力争第一个回复他。内容或许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证明自己“在场”，如果能稍微多争取一些工作就更好了，这说明“我的存在还有意义”。他已经在祖国的边缘了，不能在当下特殊时期且未来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成为公司的边缘。以往的经历告诉他，这意味着危险。“公司这种东西是挺无情的，你知道吧？”
发信号的另一端也在尽力保持平衡。领导们就像教室后门的教导主任，想透过门缝观察有没有人在开小差，又不想引起学生的不信任。尤存欣在北京一家公关公司上班，并不认为她的领导是个多事的人，但这些天，每天早上九点，这位领导都会给她发一个小心翼翼的表情包，意思是“你该上班了不会还在睡觉吧？”尤存欣随便回些什么，当天上午的考勤就算完成了。
到了差不多下午三点，同样的剧情再来一遍。为了不错过这种谨慎的考核，她每天用手机定四个闹钟，防止自己卧床工作时倒头睡去。
这些因距离而必然存在的低效，延长了工作时间。每个人都告诉我，这些天他们至少要工作到晚上十点，忙到做饭吃饭的时候还在接电话回微信，回头一看，好像什么都没做。遍寻灵感而不得的李婉瑜更夸张一些，上午十点开始开会，凌晨三点多结束工作。她不知道这一天是怎么过去的，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过去。
每当奶奶问她工作会不会做，高达总有些无奈。她当然会做。这个家族从爷爷辈开始做生意，家底殷实，她是家族中唯一的女孩，只要她喜欢，可以选择任意一种生活方式。但大学毕业后，她以一个逆子的姿态奔赴北京，没人理解她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努力保持张弛有度的状态——不能显得太放松，这会让从小对她严格要求的爸妈觉得她工作不努力；更不能表现得太累，如果工作到很晚，第二天的饭桌上她将再次被“劝降”——“每天这么辛苦，还不如自己干！”
从高达家望出去
做生意太累了。父母更希望她回到浙江，结婚生子，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比如公务员，当老师也不错。事实上，她每年回家都要经历这样一番痛苦的试炼。唯一的好消息是，因为疫情，今年的相亲活动取消了。
偶尔，高达也会跟妈妈吐槽工作中的难处。妈妈摆出一副历经沧桑的表情，输出一通正能量，“公司都是这样的”或者“做好自己就行了”。她保持沉默。理解万岁吧，毕竟眼前这个打扮精致的中年富太太，对工作的理解仅限于各种以谈恋爱为主的职场肥皂剧。
和所有报喜不报忧的年轻人一样，李婉瑜从没向家人透露过半句工作的辛苦。有时候爸妈晚上给她打电话，“下班了吧？”“下班了。”她躲在安静的会议室里。
只有一次露馅儿，她在凌晨三点发了条朋友圈，“我也见到了凌晨三点的旺角”。第二天爸妈就打来电话，提醒她，“身体会垮掉的！你以后后悔来不及的！”李婉瑜学着父亲夸张的语气说。
现在，秘密无法隐藏了。这次春节开工前，她就给爸妈打好了预防针，自己可能会加班晚一些。但父母理解的“很晚”，大概是晚上七八点。所以当凌晨三点他们起床上厕所，看到李婉瑜还在电脑前干活的时候，震惊中夹杂着心疼，“什么工作要这样子做！你不要做了！”
这次春节在家工作，原本对李婉瑜采取“放养”策略的父母，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饭桌上，关于未来打算的话题越来越多，不过她觉得自己还年轻，这种事暂时与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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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念总强调自己的“中年人”身份，似乎这是一个不同的人种。这至少意味着她不能像小年轻一样窝在被子里工作，“这样的场景不太能建立得起来”。对她来说，会议软件里最重要的功能是“禁言”，当然是禁自己的言。七岁的女儿就在身边，随时准备好跟手机那头的叔叔阿姨聊上几句。
在小朋友的概念里，她就是世界之王，生活的每个部分都要严格按照她的意愿运行。与此同时，她还不太理解工作是什么。开工之后，她眼中的妈妈就变成了一个只会玩手机的女人。“你陪我的时间只有0分钟！”女儿在电话那头喊道。
工作时间直线拉长，晚上把女儿哄睡着之后，她再抱着电脑处理工作到十二点。为了能安心工作一会儿，她以尽可能多的消耗精力为原则，为女儿设计了各种游戏。她把家里的椅子、凳子、晾衣架全部摆到客厅里，类似于一个闯关游戏，从这头到那头，其间要钻、要爬、要蹦、要跳，最后还要来一套组合拳。虽然很短暂，但世界安静了。
前些天，她发了条朋友圈，图片的一边是她工作的电脑，另一边是正在做作业的女儿。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中年人的愁苦呼之欲出。
陈念的“两手抓”
一般情况下，父母对孩子的嫌弃和放假时间呈正相关。吴洱是个孝顺的孩子，为了跟父母更亲近些，他在家连卧室门都不会关。但这次没等爸妈烦他，吴洱反倒有点烦爸妈了。其实没什么，就是偶尔让他刷个碗；他去找三轮车办公的时候，爸妈就乖乖在家，两个人打斗地主。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他27岁了，从小就没想过要回到新疆，只要不回头，前面就是广阔天地。但最近两年，他越来越喜欢跟爸妈一起玩。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哄他们开心。但返工之后，他没这份心情了。
工作需要的是专注，家庭意味着琐碎。两种状态在同一个场景下交织，生出的噪点像细密的毛刺扎进他的内心。“其实也不是讨厌爸妈，是有点讨厌自己这种状态。”吴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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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是为了下班”，这不只是一句废话。人们试图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所以“下班”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每次遇上七点多钟下班，尤存欣就抑制不住地兴奋。她和同事住在一间出租房里，从上地铁就开始讨论晚上的安排。没什么特别的，仅仅是开几把“王者荣耀”，或者看几集不费脑子的偶像剧。
何安曾经在外企工作，习惯了下班时间不回复工作消息。进入现在这家公司后，没了这样的条件，但她还是会在出公司门那一刻就把手机关静音，视工作紧急程度回复消息。
但在家工作后，八小时工作制自动消失了。何安的领导是PPT爱好者，善于提高员工的工作饱和度，如果你的工作全部做完了，那就把它们全都写成PPT；而何安是刚工作两年的职场新人，她的原则是“我尽快把我的工作做到最好，然后你就别来烦我了”——这实在不是一对合拍的组合。
她的朋友曾经传授她一些生存小窍门，包括“六点能做完的工作，做完了之后十点钟再发给他（领导）”。何安觉得很有道理，但她想辞职了。
上个周末，领导吩咐她核对了两个表单里总共六千多条数据。晚上九点半，领导的需求变了，这些数据要重新核对一遍。而这本来不是她的工作。过了十分钟，她在群里回复，“不好意思，我能力不够，做不来”。于是任务落在本该完成这项工作的同事头上。
同事显得很慷慨，“一起学习吧，只希望XX（何安）对自己的能力不要妄自菲薄。”
关上手机，她大哭了一场。每个来到大城市的年轻人都不怕劳累，他们希望实现个人价值，怕累就不会来了。但同时，他们渴求界限感，希望努力工作之后也能努力地生活。
李婉瑜说，虽然在香港她没少加班，但下班之后发送工作相关的信息或邮件，会被视为无礼的行为，你也有权不做回复。她曾在休假中接到过一项工作任务，并不复杂，但向她推送工作的同事发来了一封真诚的长邮件表达歉意。回到公司之后，她看到自己的座位上放着一份同事送来的礼物，再次为对她的叨扰感到抱歉。
李婉瑜的公司有露天花园和吧台，看起来精致且温馨。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们的公司也类似，甚至更好。人们夸赞那些打扮地像家一样的公司，甚至上升到激发创造力的高度。但真像现在这样，回到家躺在床上办公，又会觉得创造力留在了公司。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社畜还是更适合被关在笼子里。”高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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