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距离AI风口1000公里的生死时速
本文作者：微胖，标题图来自东方IC
败局
“怎么说呢，时代淘汰了电脑城，电脑城又淘汰了我们。”
老王的车快速地行驶在三环线上，偶尔，我们会聊上几句。
“你看，那边冒着白烟的（地方）就是武钢。”快到高铁站时，老王提醒我道。
远远望去，几个高高的炉子正冒着烟。
武钢曾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钢筋铁骨，也奠定了武汉百年之基。没有到过那里的人，可能无法想象它有多大。
这家国企占据了青山区近四分之一的面积，开车绕一圈需要一个小时。这里四分之一的人都直接或间接与武钢有关，与武钢有关的小区多达一百多个。
老王的家也在这里。三年前，老王成为几万名武钢下岗队伍中的一员。常年围着钢炉转的老王几乎没有适应外面世界的技能。
“用手机接个单还是没问题的。”老王不无自嘲地说，家里有车的，很多去开了滴滴，女人就去超市。
当年抢着抱住的“铁饭碗”，在钢铁行业大面积下滑的2011年，迎来了变革的当口。消耗世界一半钢城产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去产能、行业洗牌成为唯一的出路，不绝于坊间的大面积裁员传闻最终在2016年被证实：
6月26日，武钢、宝钢筹划战略重组事宜，两家上市公司停牌。
这一年的夏天格外闷热难耐，地面气温一度高达60度。一个月后，另一张武汉名片所在地——位于广埠屯的武汉电脑城发生了一起惊天血案。
7月的一天早上，段吉霞前往位于武汉电脑城的铺面开工，隔壁摊位是做二手电脑维修生意的老王。靠着这摊生意，下岗的老王不仅买了房子、结了两次婚，还给儿子成了家。
不过，随着电商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电脑城的生意一路下滑，老王的生意更是一落千丈。
看到清洁工准备清理段吉霞铺面地上没喝完的矿泉水瓶，段吉霞说了一句，
“不忙，等会儿一起清走。”
“清走”二字正好刺痛老王早已绷紧的神经。
“想清我走？！”
他突然拔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段吉霞脖子上砍去，接着又连刺十几刀。
彻底变身杀人狂魔的老王继续在电脑城疯狂追坎商户和路人，最终酿成三死四伤的惨剧。
侥幸保住性命的段吉霞终下定决心结束十多年的电脑耗材生意，彻底转型。一年后，曾与中关村媲美的电子产品生意在电脑城划上句号。
“怎么说呢，时代淘汰了电脑城，电脑城又淘汰了我们。”在这里做了十几年生意的唐红接受采访时，曾这样告诉记者。
一个时代终于以小人物的悲剧这种极端方式落幕，新时代的登场又多少带有戏剧性：
那一年春天，一款名叫AlphaGo的软件系统战胜了人类顶级围棋手李世石，人们在惊呼声中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光谷入口
第二总部：熵增与熵减
“来，总比不来好。”
穿过血案事发地的珞喻路，是武昌大动脉之一，笔直通向光谷，这块“武汉地图之外两厘米”的地方几乎汇聚了所有本土互联网和 AI 公司。
我和周小欧（化名）找了一间星巴克，聊起了武汉的人工智能产业。2010 年，武昌长大的周小欧从北京某高校毕业后回到了武汉。他仍然记得时隔多年再度看到鲁巷（光谷门户）时的惊讶：
“简直认不出了，宽阔马路，有大洋百货，还有步行街，以前这里连条好路都没有。”
从事投资好几年的他并没看多少人工智能项目并。“你告诉我，武汉到底有几家AI公司？”片刻，他修正了一下提问，
“当然，做自动驾驶、芯片、医疗、机器人的也有，但有些影响力的公司有几家？”
“安翰光电（机器人），新晋独角兽。”我随口举了个例子。
“嗯”，他果断伸出一根手指头。但接下来，就很难举出让他伸出其余手指的案例。
互联网蓬勃发展那十几年，也带动了光电市场。有人说，能与互联网相媲美的产业，一定是光电；有一个产业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追逐热情超过房地产的，一定还是光电。
武汉押注的正是光电产业。当年，争夺“光谷”品牌的城市不下十个，包括上海、广州，最终花落武汉，离不开一个人的发现。
1998年，华工（华科的前身）光电子工程系主任黄德修在台湾学术交流期间，突然发现一个未曾留意到的现象：
华工东有长飞，西有邮科院，还聚集着华工学生创办的企业楚天激光、团结激光等，加之华工本就在光电子领域不仅技术领先而且各层次人才丰富，这很类似于美国当年的硅谷。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后来事实证明，光电子产业未如预期成为21世纪最大产业之一，而微软亚洲研究院、BAT、携程、盛大等互联网公司和机构的诞生，却悄然奠定未来中国互联网产业格局，并为一线城市在人工智能时期的领先，打下决定性基础。
“一线城市还有强大民营经济，摸准了方向，市场比计划聪明。我们没有民间梯队，错过了（互联网）。”周小鸥说。
光谷金融港，武汉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企业聚集地之一，包括小米、金山、顺丰科技、盛天网络等，附近的智慧园入驻了京东武汉、宝宝树等。
晚上八点多钟，位于光谷金融港的盛天网络总部依然灯火通明。就在血案发生的前一年，盛天网络成功登陆创业板，赖春临一度跻身湖北女首富。
盛天网络的起点，是蜗居在电脑城走廊的装机店。不过，和老王、段吉霞十几年如一日坚守老业务不同，尽管“卖掉一台电脑，赚上千”，但赖春临把握住了软件的商机。
她用网维软件替代高成本网管，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网吧管理软件提供商，在网游黄金十年中，靠入口流量崛起。
然而，随着网吧经营主体减少、用户下降，如今赖春临的财富已经缩水了八成。
新生代的互联网企业更多地集中在光谷软件园。深夜时分，这里也经常灯火通明。
这个月下旬，陈少杰执掌的斗鱼就要赴美敲钟，成为首家本土大型海外互联网上市公司。
然而，和斗鱼同楼的另一家独角兽卷皮的日子却不好过，这家最早做平价电商并被资本一度看好的本土创业公司，因为拼多多的异军突起，深受重创。
同在光谷的网约车独角兽斑马快跑三轮融资夭折后，李佳公开信“求包容”。
光谷软件园，武汉另一个重要的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企业聚集地，入驻企业包括海康威视、卷皮、斗鱼、青藤云安全、石墨文档等。
在一位深圳的投资人看来，这些创业者聪明，肯吃苦，但是“项目总体数量和质量还有待改善，投一个项目，把子落下去，难度很大。”
往深了说，还是土壤问题，“民营经济太弱了，深圳的高科技公司几乎没有国有的。”
世界银行曾对城市经济活力给出一个标准：民营经济占比至少要超过50%。2012年，武汉只有41.2%，比湖北省平均水平低11.9%，分别比宁波、长沙、成都、杭州这四个城市低38.8%、20%、17.1%和11.6%。即使到了2018年第三季度，武汉也只有 41.8%。
在中国民企500强中，武汉只有10家，多为实体经济（制造业和建筑），三产少。
光谷的策略是，将更多独角兽、龙头互联网企业的研发中心或区域中心迁入武汉，带动产业转移。
头部公司投资新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培养行业人才，这些人才又不断孵化新项目，将武汉高科技产业推起来。
而且，在政府看来，这些头部公司入驻还会产生乘数效应。比如，位于光谷软件园的海康威视会是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的重要客户之一。
几年前，联想动建武汉移动互联基地时，一方面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武汉聚集，另一方面，还采购了大量湖北本地企业产品，仅天马显示屏的采购额，就达100多亿元。
现在，互联网各个垂直领域的领头羊，无论市值、估值、企业规模还是人才规模，都达到了一定量级，企业有了迫切的扩张需求和拓展新业务的战略抉择，武汉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近两年落户的第二总部确实呈井喷。
仅2017、2018年就落户了近六十家，目前总数已达60多家，包括小米、华为、海康威视、360 等巨头，也包括旷视、小红书、猿辅导、沪江英语等独角兽。
不过，“第二总部”也会带来熵增。
绝大多数光谷人应该都还记得2016年那个春节，房价似乎一夜之间就涨上去。当时好一点小区的二手房均价破万，如今，几乎涨到2万。一些投资客甚至计划“众筹”购置光谷房产作为投资渠道。
“都来抢人了，我们也更难招到人了。”几位互联网创业公司无奈地说。
在与几位武大应届毕业生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除了考研、保研和出国，如果选择民企就业，应届生更青睐小米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公司。目前，武汉互联网企业的平均月薪已达6200元左右。
“第二总部到底能不能按照政府预期产生效果，是另一回事。”武汉本地一家高科技企业孵化器负责人鲁明（化名）表示谨慎乐观。
“第二总部不能包治百病，这才刚来，几年后核心业务还在不在武汉，谁知道呢？”经常与政府打交道的鲁明认为，这里的营商环境还比较欠缺，“有些主管领导懂建设，但不懂运营和服务。”
像鲁明这样做孵化器的，最怕领导更迭，“如果领导想法不一样，沟通成本会很高。”
而且，“光谷地方太大，第二总部像芝麻一样撒在各处。”在他心目中，类似深圳湾那样的企业密度才能真正产生企业的聚集效应，“光谷更像是在摊大饼。”
不过，“来，总比不来要好”。这也是鲁明和大多数人的共同想法。
两条千亿大道的喜与忧
工业化时代，拼的是钢铁；信息化时代，拼的是芯片。
来自中国台湾的Joanna已在武汉工作十多年。在光谷江夏庙山开发区的一所别墅区，她创办了武汉本地最早的蒙特梭利幼儿园之一。
Joanna与光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由于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没有管理集成电路制造厂的经验和技术，成立不久的武汉新芯被交给中芯国际托管。为了解决在汉工作工程师的子女入托问题，Joanna跟随中芯国际从上海来到武汉，创办了一家幼儿园。
当时，除了武汉新芯，位于成都的成芯也被托管给中芯国际，两座城市自此开始各自的Foundry产业之路，并被各方寄予厚望。然而五年后，两家Foundry截然不同的命运，让人唏嘘。
从Joanna的幼儿园出发，大约一个小时车程才能到达光谷左岭大道。六年前，城市繁华在此戛然而止。如今，在一片2300亩的土地上伫立着国家存储器基地——武汉新芯，大道两侧还分布着华星光电、天马微电子等显示面板产业，一同见证了光谷13年的“追芯”之路。
武汉新芯
存储器是信息系统的基础核心芯片，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存储器买家。出于经济和战略考虑，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存储器。
2000年，国家公布的18号文件鼓舞了第一批海归回国创建芯片公司。这一年，张汝京回国创办中芯国际。但鲜为人知的是，武汉政府也在这一年开始筹划发展集成电路相关产业，虽然华科和武大的微电子专业不算国内一流，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人才基础。
省、市政府先后寻找了10多家国内外知名芯片厂，讨论合作。“如果不做这件事，在中国未来半导体产业的版图上，就没有湖北武汉的名字。”华中科技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与系统研究中心主任邹雪城教授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工业时代拼的是钢含量，信息化时代拼的就是硅含量，武汉希望抢占高端制造的制高点，所以，“追赶再难，也必须要追。”华中科技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与系统研究中心主任邹雪城教授曾这样告诉长江日报的记者。
“武汉这样一个中心城市，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引入像集成电路这样的新兴产业，从经济结构上看是必然的选择。”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魏少军也曾说到。
然而，武汉新芯从2006年成立开始就困难重重。
2010年，因DRAM芯片市场不景气、中芯国际遭遇困难、汶川大地震等原因，成芯被“贱卖”德仪。虽几经动摇，武汉市政府还是选择坚持自主。
2013年，中芯国际退出新芯，Joanna被要求返回上海。但是，她拒绝了，决定留在武汉创办自己的蒙氏幼儿园。起步之难，一如深陷困境的新芯。
2014年，国家大基金开启中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领域的第二次大投入，武汉新芯终于迎来曙光。
2016年，武汉新芯宣布，将投资240亿美元在武汉打造一个世界级半导体存储企业，集中精力研究生产NANDFLASH和DRAM。随后，在国家大基金推动下，紫光集团参与进来，共同在武汉新芯基础上成立长江存储。
如今，长江存储不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2层三维NAND闪存芯片量产，64层三维闪存芯片也开发成功。封测业人士指出，不论是在逻辑芯片上抑或是NAND Flash上，都需要三维堆叠技术，从这一点上看，该技术确实代表了芯片未来方向。
整整10年，武汉终于把握住成为中国首个真正大规模量产NAND FLASH城市的历史机遇。
Joanna说，困难时也想过把幼儿园交出去，但还是咬牙坚持下来。如今，幼儿园规模虽不大，但口碑不错，一些幼儿家长都有两个鲜明特点：高科技企业和光谷移民。
沿着左岭大道，未来还将落户联影医疗、斗鱼小镇等科技创新项目。假设高新四路上的联想武汉、长飞等企业，最终，这里会形成一个“芯-屏-端-网”的产业集群，创下武汉最高工业亩产值。
武汉千亿大道之一：东风大道
如果将拥抱新技术比作建房子，那么，左岭大道是在空地上建房子，在保留原有房子的基础上改造翻新，难度最大，东风大道属于后一种。
和左岭大道一样，位于蔡甸区的东风大道也是一条千亿大道。这条全长仅13公里的绿色走廊，聚集了近2万家企业，其中包括7家整车企业，12个汽车总装工厂，500多家零部件企业。作为全球汽车工业密集度最高的轴线之一，贡献了武汉GDP的近四分之一。
东风大道的兴起，也是武汉从“钢时代”走向“车时代”的缩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决定组建二汽。当时，十二个省都在抢，江苏、湖南和湖北入选最后名单。启程考察之前，二汽关键人物陈祖涛特意请示李鹏落在哪个省，对方这样回复：
“选一个交通发达、位于中国中心地带的省。”
二汽落地武汉，却因89年“政治风波”和法国售台武器等问题，项目没有签下来，并一推再推。然而，这没有妨碍胆大的政府继续做规划，并确定下“两点起步方案。”
“万一项目没有签下来，大不了在这些地方种上橘子卖给二汽。”这是当时市政府的想法。
然而，抢占了先机的东风汽车在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并肩称雄的中国汽车市场，除非刻意提起，旗下的法国合资品牌汽车早已不在主流视野之内。去年，合资品牌均负增长（东风本田除外），自主品牌东风风神销量发生雪崩。
很多人认为，这一方面与标志雪铁龙集团合作有关，这家非世界级车企业始终未能在中国市场找对感觉；另一方面，车企也太过依赖合资，以至于成了最懒惰“贴牌厂”。
在新能源、自动驾驶汽车这样的历史机遇面前，东风汽车的软肋变得更软。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自动驾驶，法国标志雪铁龙没有能力给与支持，东风汽车自己的创新能力更差。
目前，无论是新能源技术还是产品战略，东风均落后于上汽、长安和比亚迪等企业。在自动驾驶领域，无论是自身研发水平还是武汉生态环境（互联网造车、高精地图、传感器、芯片、自动驾驶系统、激光雷达等产业链玩家非常匮乏）几乎让它失去存在感。
蔡甸军山，通顺河河湾处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推土机正在轰隆隆作业，武汉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基地正在建设中。
未来几年，这里将崛起一座90平方公里的“无人驾驶之城”。武汉环宇智行曾在这里将”驾驶脑“开发到第三代，也与东风汽车有过合作。
但是，上个月，在苏州市相城区在武汉举办的2019科技创新投资推介会上，这家本地屈指可数的知名自动驾驶公司现场签约了苏州高铁新城项目，落户相城。
一江之隔的标杆
“有中国民营最大规模的批发市场在手上，我们不做批发市场的B2B电商，那谁做？”
洋人回到了上海，却回不去汉口。
英俄德法日租界在长江边上一字排开，岁月磨砺后的老建筑，风情破败。
池莉曾在小说《她的城》中这样描写汉正街：
“汉正街是最早复苏的小商品市场，绝望而敏感的劳改释放犯等社会闲杂人等在这里嗅到了改革开放的气息，甩开膀子大干，因此这里最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针尖大小的生意也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珠三角服装工业的发展，大规模服装生产导致成品在工厂里无法库存，不知道消费者在哪里，需要地方分销商和零售商来选购，这时候在华南、华东一些中心城市，以及靠近服装工业的二三线城市，大量批发市场应运而生。
它们一头连接广大中小微企业，一头串起广大经销商和消费者，凭借交通便利、丰富的选择和灵活价格，汉正街成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
谈起那段“躺着赚钱的日子”，在汉正街做了多年服装生意的李冬梅（化名）说，“不愁卖不出，只愁没有货进。”
汉正街一景，图片来自第一财经杂志
靠着人气，汉正街一直活得很舒服，却不知变革的巨轮已经缓缓启动。
2008年，一位名叫阎志的湖北青年企业家将全部身家押在了在北去汉正街二十公里处，要打造一个新的汉正街。当时，这里不是泥塘，就是荒地，甚至还有沼泽。
这一年，淘宝成立，凡客刚上线一年。当时还是凡客诚品助理总裁许晓辉（现任猎豹移动副总裁）曾说，凡客上线不久，义乌不少加工厂老板主动上门谈代工合作，做女装后，北京、上海等地商家也找上门来，却不见武汉来人。
“武汉人与江浙人在网络销售意识上，有很大的不同。”
阎志几乎将能动用的资金都投进了汉口北的开发，规模日渐成型。不过，生意却变得越来越难做。
李冬梅的生意越来越差。交通不畅，货物进出需要不断换交通工具，同样的衣服，运到汉正街比到郑州贵好几块，租金也在上涨，但铺位销量一直在下滑。
和李冬梅不同，在汉正街赚了第一桶金的王海军提前革了自己的命。
关掉线下生意后，王海军专心经营批发网络平台，变成了汉正街的客户。走几步路就能拿到货，他觉得很方便。不过，生意越做越大，王海军开始直接和工厂拿货，价格也更低。最终，曾经的客户也不需要汉正街了。
和电脑城落幕一样，2011年，在遭遇史上最严重火灾、失去14条生命后，政府痛下决心搬迁汉正街。这些商户迁往的地方，正是阎志开发的汉口北。阎志是雷军校友，也是湖北首富，他们一同登上过《中国慈善家》封面。
不过，阎志并没有止步于将汉口北当作一个商业地产开发项目，在看清互联网势不可挡的趋势后，他决定再次转型，将卓尔从一家商业地产商，转型为B2B电商平台，打造阿里巴巴之外的“另一极”。
“有中国民营最大规模的批发市场在手上，我们不做批发市场的 B2B 电商，那谁做？”阎志在接受国内媒体专访时曾说道。
阎志不仅请来原阿里巴巴公司CEO卫哲担任卓尔集团执行董事兼首席战略官，还邀请1号店于刚以独立董事身份加盟卓尔。
卫哲认为，B2B领域还有大量机会，未来三年，产业互联网会形成新的B2B格局。
目前市场很大，玩家很少，如果是创业企业，可能很难把握这些机遇，但一个千亿市值上市公司（卓尔市值已经过千亿）能把这些领域推向新高度。
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
“未来哪个行业最有发展？”
“我觉得与新零售有关。”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对话》节目中，时任武汉市长的万勇如是说。
这也是陆军明决定创业的原因。在武汉一家A股上市公司做了几年后，陆军明（化名）决心创业。几年前，他从阿里回流到武汉。
“互联网+”、“AI+”，都要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我们已经有了 BAT，“互联网+”却没有诞生一家伟大的公司。”
“武汉工业和商业基础深厚，有千亿大道，还有鄂武商和汉正街，一旦与技术打通，有机会诞生伟大的公司。”
很少有人也留意到，“中国商业第一股不是诞生在北上广深，而是武汉的鄂武商。”他提醒说。
不过，体量大往往也意味掉头难。无论是汉正街还是手握海量资源的四大国有商超，成绩都不如武汉本土小企业亮眼。
这几年，小企业跑出了几个堪称业界标杆新零售项目，比如良品铺子、Today和小红书，前两个都诞生在汉口。
作为今日资本的一个经典投资案例，良品铺子被视为“新零售先锋”：如果从新零售定义角度审视休闲零食市场的竞争格局，良品铺子是唯一已实现线上线下多渠道（五大渠道）协同的品牌。
投过京东、阿里的红衫投资了Today，成为最早投资便利店的一家主流基金。
Today的IT系统布局比其他品牌早一步。他们网络了100多名互联网人才，每年研发投入1亿，正在自主研发能支撑数 10 万家店的新零售云平台。
用CEO宋迎春的话说，就是“左手茶叶蛋，右手黑科技”，这在传统零售企业是不可想象的。
武汉千万级人口规模，以及产业迁移导致的人口回流和就业本地化，构成了新零售巨大机遇的沃土。2018 年，武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30.42亿元，位居中部第一。
其中，主力消费人群年龄构成中，15~64岁的人口占比达80%以上，消费能力也在提升。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2133元，虽然不及已经突破6万的北京和上海，但在新一线城市领先，成都只有36142元。
最新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武汉紧随北京、杭州和上海之后，成为第四大移动支付城市。
目前，在光谷也聚集了不少提供新零售技术的创业公司。“聊武汉的人工智能公司会让你很郁闷，新零售会让你的心情好很多。”周小鸥说。
人才变局
“只要有了足够的优秀人才，故事会自然发生”。
2017年4月8日，雷军在凌晨近2点才抵达武汉。让他意外的是，接机的是时任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首任招才局局长的杨汉军（四个月后突发心脏病因公去世）。
这只是武汉开始对人才表示重视的明显信号之一。
著名商业评论人吴伯凡曾在一档节目中谈到，城市创新，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建设就是大学带，65% 的毕业生会在就读的地方就业，但“武汉是一个例外。”
作为拥有80多所高校、在校学生120多万、每年毕业生30多万的科教重镇，武汉一直扮演着为一线城市输血的角色。
特别是前三年，基本处在净流出状态。
以华科、武大这两所最顶尖的本地院校为例，除了保研、考研、出谷留学之外，选责签约就业的，一半以上流向珠三角、长三角，留在湖北的不到四分之一。
博士能留下的，可能就几个点，研究生也很少。
“即使留在武汉，也要进国企或者做公务员啊，问题是，哪有那么多编制给你呢？”洪小平十几年前从华科研究生毕业后，去了上海银联，并最终在上海安家落户。
虽然民营经济可以解决80%就业，但没有好的海绵，哪能吸得住水呢？
互联网、人工智能兴起后，人才短板的木桶效应开始变得更加明显。
无论是汉正街的3万户商家还是电脑城诸多老王、段吉霞，普遍低学历。短期经济时代造就了他们，这类交易型创业者善于利用政策、捕捉市场机会和新需求，将产需勾连起来，顺应了市场。
但是，这种经验主义能力并不是最重要的，在未来肯定是不行的。学术一点的说法是，在面对复杂的技术问题和异动情境的时候，“小数据”和知识的局限性，可能影响决策质量。
武汉市江岸区惠济路上一所外表老旧的民宅大院，曾被誉为一代名园。雷军到访武汉的这一年，这座大院拥有了一个新身份：
全国第一个实体化招才局办公地点。
这一年，武汉也启动了“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力争5年吸引100万大学生留汉。除了率先提出大学生无门槛落户，购房八折优惠，还发布了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
四川军阀杨森1928年大兴土木修筑的私人花园，2017年成为全国首个实体化招才局办公地点。
王海军一直热衷于炒二三线城市的房子。在他看来，武汉的人才政策更像是鼓励买房的政策：没有好的岗位和产业，人留下来做什么？鼓励买房吗？
事实上，也确实不乏毕业生留下来就是为了房子的案例。据武汉市房管部门透露，这批“新武汉人”已成为全市购房主力军。
在陆军明看来，如果产业不成熟，没有顶尖的发展空间，应届生为了户口和房子而留，过几年可能就荒废了。
“如果他们毕业去一线城市，得到的锻炼和成长会很大。”
“从短期来看，地方政府能认识到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是好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不过从中长期来看，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城市应该先有产业还是人才?
“二三线城市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上。”陆铭认为，“更多从制度上考虑如何焕发民营企业活力，然后让企业寻找人才。”
不过，武汉市招才局协调推进部部长石柏林曾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政府就是要刻意留人，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更多的大学生留下，就会带动产业发展。
“人才工作，做与不做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一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武汉招才局综合管理处处长何慧超在接受《三联》采访时曾说。
1987年6月8日，在武昌丁字桥路108号一栋闲置的营房楼里，中国第一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诞生。
对于陆军明这样的回流创业者来说，人才供给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
互联网，特别是像人工智能这样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没有不同层次的金融资本服务体系，发展是不可能的。
在这方面，武汉整体比北上深落后10年。
2013年“双创”开始的时候，本土天使投资才开始。目前，70%的风投机构仍然是由政府主导的国有投资集团。他们大多偏爱成熟的传统产业和相对上轨道的项目。
处在早期的新兴技术创业公司，很难得到他们的资助。“本地投资人应该多关注一下中早期。”陆军明说。
“做投资的这些人几乎没人有过互联网从业经历。”一位本土投资人告诉笔者，沟通成本高、决策慢，“好不容易摁着他们同意投个项目，结果被外地资本捷足先登。”
投中武汉跃然心动的德迅（腾讯曾李青创办）曾创下几分钟就投了300万的纪录，他们关注的是“人”，但很多本土投资人更喜欢追问巨头有没有做过、风险如何控制。
不过，鲁明更担心孵化器本身存在的问题。目前，一些孵化器仍然做着类似“低价拿地、低价租赁”的二房东。
“我有几个创业孵化微信群，整天都是些房源消息，没有人聊运营和孵化。”鲁明无奈地说，一些孵化器是地产商做的，他们更容易拿到政府批文，问题是哪有能力做孵化？
人工智能对数据、硬件和应用场景等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很多孵化器并不懂，“一流人才都被大公司和一线城市垄断了，”周晓鸥说。
“引入小米这样的大公司和大学共建一个靠谱的孵化基地会比较好。做小团队孵化，很多政府耐不住寂寞，任期一到，人走茶凉。”一位北京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技术团队大多来自成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考察路过武汉，只在武昌停留了30分钟发表讲话，表达改革决心，连火车站都没出就南下深圳了。
十年后，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李宪生（时任武汉市长）在全国人代会上向温家宝总理连续三声追问：
武汉在哪里？
面对产业转移、新技术兴起带来的机遇和资源倾斜，武汉正在紧握这次机会，也深知错过这一班车，未来就会消失于中国的经济版图。
“武汉，每天不一样”的标语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城市基础建设，折射出这座老城力图赶上的迫切甚至焦虑。
顶层设计终归赢不过演化的力量，就像挡不住穿行而过的滚滚长江。潮头再热闹，这座城仍要找到自己的 DNA，砥砺前行。
本文作者：微胖，标题图来自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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