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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如何走出“低端锁定”困局？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0-11-18 14:4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连任的过程中，不断将中国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来加以抨击，其中“中国制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通过抨击“中国制造”，特朗普将美国制造业流失、工人失业增加的责任甩到了中国的头上，并进而宣扬他自己的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不断深入，中国凭借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但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难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大部分产品仍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如何在技术跨越中实现“低端锁定”的破局，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ID：zhczyj），作者：吕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温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研究生），编辑：崔赫翾，原标题：《几百人规模的鞋厂，月代工十万双才勉强不亏，这个局怎么破？》，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蜜糖还是砒霜？

1978年7月，东莞县第二轻工业局设在虎门境内的太平服装厂与港商合作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自此“三来一补”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

（注：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

1978年7月，广东省东莞县第二轻工业局与港商合作创办的太平手袋厂，如今厂房被保留下来，成为“三来一补”企业陈列馆。图：新华社

此后，东莞各村镇相继利用原有的饭堂、会堂、祠堂做工厂，承接各种“三来一补”业务。五金厂、拉链厂、印花厂等一系列与手袋厂配套的“三来一补”企业迅速聚集在太平手袋厂周围。

2020年6月24日，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太平手袋厂陈列馆复原的当年生产车间设备和劳动场景。图：新华社

1988年底，东莞“三来一补”企业达2500多家，遍布80%的乡村；1991年，引入外资高达17亿美元。这个政策让东莞迅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业小县，一跃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工业化城市，堪称“东莞奇迹”。

与此同时，这种模式迅速在珠三角及全国推开。

就在同一年，汕头澄海二轻工艺一厂与香港客商签订全县第一份娃娃玩具来料加工合同，玩具代加工从此走入汕头人的生活。

1982年底在蛇口水湾头村临海的滩涂地上，6幢多层厂房悄然峻工。次年9月三洋株式会社在这里开始了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次生产。80年代初的深圳，也正式踏上了这样的浪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重镇快速成长。

能够踏上这样的历史浪潮。一方面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开始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一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他们将自己已经成熟的工业体系，直接复制，不用二次技术创新，就可以低成本进入二次成长期。而中国拥有的是区位优势、“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廉的劳动力和优良的基础设施。

一拍即合。

世界70%的玩具、50%的电话和鞋，超过三分之一的彩电、箱包等都打上了MADE IN CHINA的标签。我国产业迅速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

成绩斐然。

中国制造业产值在2004年超过德国、2006年超过日本，并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另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6年末突破了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成为了全球生产分工网络中的“世界工厂”。

但是，这也带来了不小的问题。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看上去只是承担组装中间产品的角色，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格局当中，我国企业只能得到很少的利益。

HUGOBOSS的衬衣无论售价多高，其中60%的利润给了销售渠道商，30%归了品牌商，而中国代工厂拿到的只有10%。

一双在中国生产的耐克鞋，发现市场目标并将鞋子设计出来的企业可以得到的价值最多，而中国的最终贴牌生产商仅能获得5%的收入。

广东一家“资深”代工鞋企业，十几年前代工的利润是“卖一双赚一双”，如今却沦落到了“卖一双赚一块”。几百人规模的工厂，一个月必须代加工十万双以上的鞋，才能保持收支平衡。

虽然我们已经具备了与知名品牌相同或相近的设计生产能力，但是由于没有自主品牌，所以中国制造的很多产品的售卖价格都极低，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

代工生产是我国一直以来的发展模式，纵然有些“血汗工厂”的意味，但当时的我们有选择吗？

1978 年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一系列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仅如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一是有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裕且价格低廉的优势，解决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问题。

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怡高电业厂来到宝安的时候，同时也给当地人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当时宝安下辖的上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110元左右，且全部为农业收入。村民进入工厂后，一个月就可以赚到80多元钱，收入实现了多倍的增长。而广东省的就业总量从 1978 年的 2275. 95 万人到 1991 年的 3259. 20 万人，增加了 983. 25 万人。

二是利于我国借鉴国外的经验技术，以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同时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里的发展机遇，即使当年预见到一些之后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但还是会选择走“世界工厂”这条路。

二、冲破樊笼，为何此时？

我们为何选择此时冲出牢笼？

一方面，外部环境变了，而且形势严峻。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不断受挫，而2020年初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更是雪上加霜。

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转变对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基本立场，反思制造业转移所带来的空心化问题，重视并推动制造业回归复兴，并推行了制造业出口倍增计划等“再工业化”手段，谋求全球价值链的“逆向回流”。

比如，美国积极发展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术等高附加值制造业；毕竟高附加值的劳动力要素成本占价值的比例比较低，技术所占比例比较高，这使得它能更容易摆脱对于基层资源型国家和地区的依赖。“逆向回流”必定会影响跨国公司将其最新的科技成果引入我国制造业，阻碍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不仅如此，就业岗位也随之消失。如此一来，就业形势变得严峻。

另一方面，我国一度陷入了“低端锁定”的泥沼，进退失据。

（注：“低端锁定”是指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发达国家掌握着核心技术与重要的专利技术，并利用其核心技术压制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知识创造和竞争力提升，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丧失核心竞争力而被限制在价值创造的低端环节。）

我国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较弱势环节，发展中经济体产品的质量较低，企业对于产品的自由专利维护意识比较薄弱，新产品的研发创新能力较弱。为何如此？

首先，中国制造业以国内低廉的劳动力、土地成本和税收优惠作为投入，并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高质量的原材料、辅料、零部件这样的中间投入品或者高技术，这种长期形成的代工环境使制造业企业产生了对低附加值生产活动的依赖，不利于企业自身研发设计能力和品牌运营能力的提升。

其次，本土企业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简单来说，一个跨国公司发明一项新技术，而竞争企业“偷学”并形成相似的技术。一段时间以后，相关市场中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会体现这类技术，那么这些产品或服务使用者的利益将是外在的，即技术产生了溢出效应。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外溢的技术能否转化为本土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非常重要。

再次，发达国家感受到“威胁”而做出打压行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以低劳动成本优势的技术成熟型或者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当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深的企业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的距离较近，并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继续攀升时，发达国家感受到了竞争威胁，便可能对这些企业进行控制和挤压，这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最终被困在低附加值、微利化的价值链低端加工制造环节。

三、“日本制造”的阵痛

那低端锁定无解吗？并不是前无古人。

二战结束后，日本制造业从战争中迅速恢复起来，8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凭借其产品优越的性能长期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但其实日本制造也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阵痛期，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仅经济萧条，制造业更是身处绝境。

1946年日本制造业生产能力不到战前最高水平的40%，工业设备的30%~60%遭到破坏；同时，主要制造业产品的产量锐减，几乎都降至战前巅峰时期的50%以下，如1945年的纺织工业为战前最高水平的33%，硫磺生产能力是42%，造纸能力是46%，钢铁产量为15%，石油和石油制品的库存仅有1941年的10%。

为了走出经济困境，日本抓住了美国产业转移的机会，充分利用其后发优势来引进和吸收美国制造业的先进技术和创新。在电脑、汽车、通信等领域，都紧跟美国步伐，但这也导致了日本境内几乎所有行业都开始出现大量的“山寨”产品。

彼时的日本制造，也陷入了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困境之中。

为了破解困局，日本做了一件事——大力引进先进技术以谋求重化工领域的设备更新，并在电力、钢铁和海运领域进行高级技术的模仿。这个行为还有一个名字“逆向工程”。

他们买来竞争对手的产品并进行拆解，对每个部件进行彻底的研究，进而吸收其设计思想。不仅研究产品，技术人员连制造产品的机械装置也不放过研究。

通过这种方式，日本实现了从大规模生产、自动化技术引进、机械自动化到高技术、大规模生产体系全面建立的逐步跨越，并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模仿也只是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日本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这一时期，日本开始将发展重心向原子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与飞机制造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

“科技立国”依旧不是终极目标。8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日本国内经济陷入大萧条，为了提振自身经济，日本政府在90年代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的新口号。

在那之后，日本的科研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和专利申请数量都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且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日本也成功跻身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的行列。

除了科技创新，随着经济发展，日本国内的融资体制也在发生变迁。早期的日本融资模式是银行主导模式，但其容易形成风险的积累，引发金融系统的危机。

于是，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逐渐放松金融市场管制，发展债权融资。现今日本的债券市场拥有诸多品种的债券，一些优质大型企业也转变了融资战略，转向融资成本更低、融通资金更迅速的直接融资渠道。

由于优质大型企业的融资变得更加便利了，所以在90年代中期，当日本将一些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时，其还能将一些大型企业拥有的重要的、附加价值高的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出现制造业的“空心化”。

四、几点启示

我们能从日本的破局中学到什么？

第一，提升技术的吸收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出了“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发展路径，几十年来我们在技术引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对于技术的消化、吸收方面还是略显乏力。

引进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来激发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危机意识则是解决之法：

一是强化企业的异质性产品的生产能力，提升企业在竞争中的优势，所谓产品异质性是指同类产品在质量、性能、规格、商标、牌号、设计、款式等实物形态上存在差异。同时通过开展合作以弥补企业间的资源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

二是打破市场间的割裂状态，增强区域间的竞争，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落实以创新为导向而非以GDP为目标的地方绩效考核制度。

三是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企业创新提供保护。以激发企业的创新创造活力并为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为基本原则建立完善知识产权机制，促进我国技术标准体系的建设，强化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实现战略发展的意识。

第二，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

当贸易伙伴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或更容易获取金融资源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国的贸易进口商更加倾向于进口低端的加工贸易产品，而在本国生产对金融资源投入要求更高的价值链高端产品。

同时，实施出口“地区多元化”的贸易战略是较快实现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跃升的关键，根据不同贸易伙伴的金融发展水平引导不同产业的贸易行为将更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第三，我国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沿线国家开展积极合作，努力实现优势互补。

通过构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体系并将其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可以将部分高技术产品的引进布局到韩国、日本和欧洲等地，还可以将部分优势产业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更加优化的配置。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优势调整与该国家的合作重点，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产业链的生产效率。结合上文提到的日本在20世纪60到80年代向别国进行产业转移，我们发现，眼下东南亚及一些尚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与我国相比已经具有了比较优势，因此我国可以将国内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这些国家或地区进行转移，逐渐摆脱我国所处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境地。

五、破局关键：创新

创新是使中国企业突破“低端锁定”困局的关键。

以东莞为例，电子信息产业是推动东莞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出，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珠江东岸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消费者在体验国产品牌5G手机。图：新华社

但在十年前可不是这样的光景。2010年以前，东莞市3700家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企业中，建立研发机构的企业只有100多家，仅占3%左右，缺乏核心技术支撑。不仅如此，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专利85%来自国外，技术对外依存度90%以上，难以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这一状况在近年来迅速改变。2015年，东莞电子产业主要集群全年专利申请量共18675件，其中获得专利授权量达11840件；到2017年，东莞电子产业全年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相比2015年均实现了成倍增长，分别达到38773件和20746件。

不仅如此，东莞有着华为终端、金立等品牌的整机生产企业，同时，想打造完整的产业链也离不开上游的电子材料、中游的电子元器件、下游的硬件软件和信息服务以及微笑曲线两端的网络及信息服务的强大支持和作出的极大功劳。

以5G网络中的时频技术为例，东莞松山湖的一家公司专注时频技术15年，共获得110项专利，其中96项是发明专利，是全球同行业申请专利最多的企业，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同时拥有四大客户（华为、中兴通讯、诺基亚、爱立信）供应商资格的企业。根据2018年底的招投标结果测算，公司在全球5G市场时频产品份额超过50%。

当前，一些重大的场合和工程都有“东莞智造”的身影，这说明，东莞已经不再是曾经只能提供零部件产品的加工制造城市，而是逐渐发展成为先进制造业平台，并形成自主品牌。

实现创新发展应该怎么做？

今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高层明确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我国当前发展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应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扩大内需的前提和基础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有着较为清晰的内在逻辑，即先要通过制度改革扩大内需，而扩大的内需会为全球先进要素创造巨大的发展机会，所以可以利用内需来吸收全球的科技创新资源，激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就要向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链倾斜，并以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构建以国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格局，并逐步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们要尽快把在客场进行的、以出口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升级为在主场进行的、以利用内需为主的经济全球化。简单来说，就是要利用内需，对全球开放我们的市场。推进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我国把区域分散的市场聚变为国内统一强大的规模市场。其次，从客场到主场，从出口导向到利用内需为主，反映了我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和机制的转变，使我们可以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实现产业发展的自主可控。

最后，国内强大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我国虹吸全球先进的科技创新要素。这要求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的吸引力，同时可以打造一批独具特色的全球性宜居城市来广泛吸收先进的高技术人才，这将十分有利于推动形成创新经济格局，从而有利于实现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困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ID：zhczyj），作者：吕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温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研究生），编辑：崔赫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