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业知识 > 以多么快的方式成功，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消失

以多么快的方式成功，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消失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0-10-03 16:24

本文来自公众号“单读”，作者：许知远，文章原名为《嗨！Julia》，封面为电影《华尔街之狼》海报。

今天的这篇《嗨！Julia》收录于《单向街 001：最愚蠢的一代？》，是整个书系的开篇文章。作者许知远借文章表达了对互联网泡沫的忧虑与警惕。

“五年后，我们还会记住 Julia 吗？”——许知远在文章末尾如此问到。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忘记的又何止一个 Julia。

一

即使不说话，Julia 也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位。

五位演讲者在讲台上呈弧形而坐，正在讨论“如何讲述故事”。演讲厅大约是标准泳池大小，如果站在最后一排，台上每位的面孔都遥远而模糊。不过，每当麦克传到发言者手中时，投影会在讲台临时拉开的屏幕上打出他/她的巨大形象，脸上的每一个微笑与不屑都很清楚。

Julia 穿了一双红色长袜，像是刚刚从昨晚的酒吧的夜舞里，直接冲到了会场。何况，她还一直占据着麦克风，语速快、声调高、句子间没有过渡，两片红艳、丰满的嘴唇一直上下动个不停。“对，我就是一件产品”，她冒出的这一句话给全场带来惊诧和欢呼。其他的三男一女，光头的投资家，黑毛衣的 Geek，带着点腼腆的英国在线电视的主持人，还有 Facebook 创始人的姐姐 ZUKER BERG，像是陪衬品。

Julia 必定喜欢这感觉。在会场上分发的演讲者的厚厚的小册子里，她的照片与简介最容易被记住。一个穿着吊带裤的年轻姑娘，那件胸前印着 WIRED 标志的白色T恤紧紧裹在肉感的身体上，左手扶在架在鼻梁上的 CLARK KENT 式黑框眼镜上，眼神倾斜却直勾勾的射向你，噘起的厚厚嘴唇上的口红浓得要滴下来。

朱莉亚·安利森，"城中最著名的年轻记者"，右页的个人简介引用了《纽约》杂志对她的评论，接着是《纽约观察家》更眩目的注解——"像是穿梭于帕瑞斯·希尔顿和爱因·兰德之间"。

这是个诡异的结合，一位这个年代流言不断的模特，另一位则是半个世纪前的女性哲学家，唯一相通的是两人都是各自时代的风潮的代表者，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都声名赫赫。不过，在爱因·兰德的年代，除去个人姿态感，她更需要通过自己的哲学、写作、演说，获得名声与影响力，而帕瑞斯·希尔顿，就像大多数人感觉到的，“仅仅因为著名而著名”。

关于朱莉亚的个人介绍的短短一页篇幅里，是各式各样媒体的名字。她是 Time Out 的专栏作家，她的形象则出现在从新闻频道 CNN 到男性杂志 MAXIM，这广阔的媒体频谱上。最让她引以骄傲的是，去年以她为封面人物的 8 月号《连线》WIRED 杂志，是这本杂志历史上最畅销的一期。

它也引起了广泛性的争议，创刊于 1993 年的 WIRED 以报道技术变革的姿态出现，是过去 15 年中英语世界最能把握住时代风尚的媒体，而在这 15 年中，只有 6 位女性登上过封面，她们要么是就是曾经的企业英雄玛莎·斯图沃特，要么就是电影明星乌玛·瑟曼，而没人说得清楚朱莉亚·安利森到底有什么成就，为什么出名。

“ Internet Famous ”，那期《连线》以此为题。朱莉亚的形象，被处理成银灰色雕塑，像是来自另一个外太空的新物种。文章讲述了这名 27 岁的纽约姑娘，“不会表演，不会歌唱，不富有”，却如何依赖一步步精心的自我宣传方式，来获得广泛的关注，成为了“ internet celebrity ”。在《连线》的编辑们看来，这或许代表了一个新社会形态的到来。

Blog、Twitter、web 2.0、digital camera，这些新通讯工具赋予每个人强大的能力，可以借助这即时、无限复制的方式，而将影响力迅速扩充。而这技术也正缔造出一个新社区，其中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志，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伦理标志，喜欢谈论的是“我，我，我”。

在慕尼黑举办的 Digital-Life-Design 论坛已到了第五年，是全球技术文化支持者们的盛会。我偶然间混入其中，像是在另一个空间里进行了一场短途旅行。

二

大约十年前，我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为北京一家网络公司工作。那时，互联网是个时髦、兴奋而又令人困惑的行业。预言家们将之作比为蒸汽机、火车，是必将改变人类历史的发明。它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会改变政治结构，会催生新的文化。

一种最为流行的看法是，互联网的分散化、多节点、互动性，将摧毁工业时代的权威、僵化、单向接受性，带来一个更自由、平等、丰富、活跃的时代。

除去这些概念化、口号化的赞歌，更实际的冲击也出现了。这场源自美国西海岸的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亿万富翁，他们获取成功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昔日需要几十年完成的金钱与名声的积累，几年中就达到了。看看当时的金字招牌马克·安德森，25 岁，在 Netscape 上市的当天，成为了亿万富翁。

而这股浪潮因为那些从美国归来的中国留学生，而来到了中国。对于一九九零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来说，他们是一股清新、锐利而招摇的力量。这是一个信息匮乏的社会，一个等级严格、过分尊重年龄的社会，一个对财富、成功充满生理式饥渴的社会，也是一个自我价值丢失、一切都从外边舶来的社会……

而这些青年人带着美国的资金、技术、理念而归，宣称宽带会让知识与信息像自来水龙头的水一样不断流出，谈话里使用的是 VC、IPO、Page view 这类像刚印制的钞票一样崭新的词汇，阅读的是《连线》、《快公司》这样的杂志，推崇的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把脚放在桌子上的平等的公司文化……

很快的，这些人扮演了一种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启蒙者角色。八十年前的一代人通过引进约翰·杜威、伯特兰·罗素、乔治·肖伯纳，谈论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来为中国引入新的思想；而他们引进了彼得·德鲁克、迈克·波特，用管理学和技术术语来撬动中国的变化。

十年里，网络的泡沫吹大、破灭、又再兴起，资本撤走又到来，一批中国式的年轻亿万富翁也到来，各种新概念也继续兴起。在这个行业内，时间变成了最速朽的东西，14 年前如日中天的马克·安德森，如今像是马克·吐温年代的人物了，比起 Facebook，连 Google 都显得年华老去了。

和十年前一样，中国仍是一个摹仿的国家，跟随着美国的变化亦步亦趋，彼岸有了 Youtube，此岸就有了 Tudou，Facebook 诞生于哈佛校园，北京就有了 xiaonei 网。但是，再没什么人谈论信息技术的文化与社会意义。瀛海威公司当年矗立在白颐路上的广告牌——“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像是关于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的笑谈。

▲1995 年，在中关村南大街的一块巨大广告牌上，出现了这句载入中国互联网发展史的著名广告语。竖起这块广告牌的是中国最早的民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瀛海威。

或许再没有激动人心的口号，但真实的变化却迅速地发生了。1996 年，我第一次拨号上网，耐心地等待着《花花公子》网页的出现；1999 年，我参与了一家 dotcom 公司的建设，非常诧异地发现那么多人竟然喜欢在 BBS 上留言；2000 年，我第一次使用 Google 搜索；2001 年，我开始习惯在 Sina 上阅读新闻；2003 年前后，我意识到新浪正在获得比电视台与报纸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伴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而继续提升。1997 年，中国大约有 62 万名上网用户，2003 年 7 月时这个数字增加到 6800 万，而今天，它则超过了 2 亿……

手机、即时通讯、iPod，使得网络变得更立体、强大、富有娱乐性。对于城市青年来说，网络就像是空气与水一样，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偏远的小镇，网吧都成了必不可少的娱乐中心，我记得一年春节路过长江三峡的巴东县时，整个县城空空荡荡，找不到一家营业的餐厅，但是网吧里却挤满了稚气的面孔。2 块钱一小时，15 块钱一整夜，你可以在这里聊天、打游戏、看韩剧，那个十五寸的显示器，通往了一个更丰富的世界吗？还是这光秃秃的县城，实在是太匮乏了。

当如此庞大的人口习惯在网络世界获得资讯、购物、调情、交友、游戏、表达主张时，这个国家会变成怎样的新面貌？它变得更自由、开放与丰富了，还是滑向了另一个方向？

身经那个匮乏、封闭的年代的人，会欣喜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你不再仅仅依靠几份报纸、杂志和中央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国家，信息的垄断也越来越困难了，一个不知名乡村的一起案件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关注；网络给很多人提供了长期饥渴的社区感，家庭的纽带、单位的人际关系已经越来越弱化，但很多人在豆瓣网上对一本书的探讨，汽车论坛上对一款车的钟爱，发现了共鸣，分散的人群又重新聚集在一起；你甚至可以体验到公共舆论的力量，不知名的普通人借由网络达成共识，并将虚拟的力量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他们走上街头，终止高污染的化工项目，与强大的地产商讨价还价……

但是在互联网世界，每有一个厦门那样的事件，就会有一个芙蓉姐姐式人物出现——她是我们的 Julia 吗？我们似乎刚刚看到了借由网络生成的公共舆论的进步力量，又同时看到这种力量变得不可节制、低俗化。

一种趋向已经展现出来：一方面在网络上聚集的舆论力量没有转化成真正的社会进步，它经常是即兴表演式的，是围绕着媒体象征的短暂炫耀，参与者迅速在喧闹获得满足，没有兴趣关注其持续性变化，即兴式的介入，不足以塑造真正的社会运动，它是碎片化、单一化的；

另一方面，人们放纵自己的情绪，使得公共空间迅速私人化，一场私人争吵、一种个人情绪，有可能迅速占领整个网络空间，人们加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群体游戏，这个世界迅速地低俗化，越来越浅薄……没人再抱怨信息太少了，而是经常被淹没到信息的烟尘中，并倍感焦虑。我们觉得自己的注意力、感受力，都被切成了彼此不相关的一小段，能够被把握住的仅仅是瞬间的感官快乐。

三

我带着浓重的怀疑论来参加 DLD 的会议。清晨，我沿贝尔街穿过卡尔广场，扫冰车正在修复露天冰场。接着是纽豪斯大街了，这个超过七百年历史的城市的主要商业街。店铺尚未开张，橱窗里的衣服、玩具，贴满了打折标签，不知是经济危机已经到来，还是传统的打折季节。路人们裹进深色的大衣里，匆匆而过，脸上毫无表情，正如这冷峻的天气。

圣母大教堂并列的洋葱头式的铜制拱顶，也能看到了，刚才，它们一直被笼罩在浓重的雾气中，仿佛宏伟的教堂的确是通向天国。红色砖墙、绿色的拱顶、笔直的线条，是 15 世纪的后哥特时代的遗迹。它是这城市的最高建筑，在内城，不管商业大厦多么具有雄心，也不允许超过这个高度——一百米。三天里，它一直是我的路标。

这座城市有很多故事，它曾是僧侣的城市，是啤酒和烤猪肘子的城市，也曾是悲观的预言家和不满的野心家的城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这里写下了《西方的没落》吧，正好是九十年前。经过世界大战折磨的欧洲在这样悲观的预言中，找到了快感异常的共鸣。也是在这座城市里，落魄却野心勃勃的二流画家希特勒奇迹般地兴起。

一旦你进入会场，所有对历史的感伤与追忆，都消失了。到处是闹哄哄的谈话声，台上的人在说，走廊里的人在说，数码相机的按键与电脑的键盘响个不停。所有人都在谈论自己的设想，所有人都在迅速把场中这一刻上传到他的 Blog 上，以和自己朋友网络分享即刻的在场感。

我多少想起了鲍德里亚对美国文化的刻薄评价。“在美国，惟有生产出来的或表现出来的东西才有意义”，他在那本著名的《美国》写道。在他眼中，欧洲文化是其反面——“而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惟有可能被思考或被隐藏的东西才有意义”。

倘若，鲍德里亚的判断准确，那么慕尼黑的会场一定是美国的主导。最重要的演讲嘉宾，和弥漫在会议中的气氛，都是美国式的，或者是美国的技术文化式的。人们像 Blackberry 那样交流，从这个交谈对象到下一个，从这个会场到另一个，不断丢失掉耐心。

他们分析与表达的速度都特别快，但是大部分时刻，像是同质信息的不断出现。互联网给予我们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变得更公开、更透明，昔日的权威被推翻了，我们和全世界分享知识与情感，并使分散的微薄力量，转化成新的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些陈词滥调在杰夫·扎维斯身上得到了最佳体现。

他是个清瘦的老人，脸部和身体都窄窄的，落腮白胡子茬未能增加他的成熟，反而是一种他更要表现自己的青春的充当。在他主持的一场论坛上，他跳上跳下，不断提到他刚刚出版的一本书《 Google 会做什么？》

“昔日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条条大路通 Google ”，他在 40 页写下的一句，或许足以概括全书要表达的一切。倘若马克思用阶级斗争，熊彼德用企业家精神、格瓦拉用革命来作为切入世界的角度，那么对杰夫·扎维斯来说，Google 是这个新世界的枢纽。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甚至个人的身份，都要以此展开重新组织。“如果你不能被搜索到，你就不会被发现。”他在 40 页写下的另一句，似乎为个人身份提供了新的定义。从前，人们需要通过思考来界定自己，而现在则是搜索。

翻阅这本两百五十多页的书，是一次再典型不过的浅阅读。他用说明书的方式写作，每段话、每个句子，再没有任何暧昧的、让人多思一秒的可能。那么多口号式的小标题，你只要读完它们就足够了。他也毫不隐晦自己群体性写作的方法，把内容贴到博客上，然后根据读者们的反馈不断的自我修正。总之，写作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像对待一份产品，是各方协议的产物。

“我听够对新技术的歌颂了”，一个高大的男子站起来，“你们记得吗，希特勒兴起的时代，也是新技术所代表的大众媒体兴起的岁月，只不过那时是广播、杂志。”这句质疑，像是突然闯入的不和谐音。正是工业革命的高潮，传统的宗教、社区结构被拆毁了，人们被孤立成一个个原子，公共精神的消亡，个人独特性的结束，导致了极端主义的广受欢迎，因为人们能在其中放弃独立思考，寻找到归属感。那个时代，世界也因新的交通、通讯网络与贸易连接在一起，人们也认定自己了解更多的新知识，比前人所知更多、更广。

但是世界大战还是爆发了，希特勒的独裁还是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这一切都像是对浅薄的乐观主义的一记重击，进步并非不可避免，没有任何东西，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一项技术能够给人类提供整体方案。我们那自以为是的自信，经常是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技术经常许诺使个人更强大，但却经常导致个体的更孤立与弱小。

真可惜，我错过了周日夜晚 Blogger 们在著名的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的聚会。这家紧邻玛丽亚广场的啤酒馆，始建于 17 世纪，曾是王公贵族们专用之地，直到 19 世纪才对公众开放。现在，它已是游客必到之所，它以巴伐利亚的欢快乐曲，胸脯饱满的红裙女招待，啤酒还有猪肘子闻名。

不过，在历史上它最闻名的一刻来自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希特勒经常在此发表演说。这些标榜世界主义的 Blogger 们或许没兴趣重提这一插曲，技术是面向未来的，它没兴趣回望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