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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得政府引导基金青睐？要对当地爱得深沉丨2020中国投资人未来峰会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0-08-29 17:32

整理|吴睿睿

8月26日-27日，36氪“2020中国投资人未来峰会”在上海中心大厦举行。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本该从寒冬走向暖春的创投市场充满了“黑天鹅”。如果说，投资人工作的核心始终是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当下可能是他们所能遇到最极致的大环境了。作为始终执创业者手的伙伴与伯乐，面对不确定性的当下，投资人们将如何拨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暗涌，飞跃天鹅湖？这场峰会上，百家主流投资机构齐聚一堂，分享如何在行业短期波动中保持长线思维，追求长期的增长机会。

政府引导基金是资本市场中的特殊力量。一方面他们不缺钱，只要有助于地方经济生态长期发展，再大的投入也舍得；另一方面他们给钱非常谨慎，因为每一分钱都来自公民的纳税，他们责任甚重。在给出投资前，他们希望找到理解这个城市、有热情去建设这个城市的人，两者携手探索城市的特色道路，用市场化的方式赋予城市经济以活力。这样特殊的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需要更多沟通和理解。

因此在这场峰会的政府引导基金论坛上，36氪邀请了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新建、南京市创新投资集团副总经理李象、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负责人&接力资本合伙人董若愚、浦东科创母基金崔巍、光谷金控母基金车能，来聊了聊他们怎么定义政府引导基金的身份和责任。这场对话由尘顾问合伙人耿希玉主持，以下为对话精编：

疫情改变了什么

耿希玉：今年不确定性事情比较多的情况下，对大家的国资投资工作产生哪些挑战？以及对大家选择关注的领域以及合作子基金产生的哪些不一样的影响？

李新建：因为在台上有两支天使母基金，可能跟其他政府引导基金不太一样。我想讲的是黑天鹅事件出来以后，我觉得对天使投资来说影响基本没有，或者如果有也是正面的。

在天使投资领域，华为中兴的事件出现，贸易摩擦的出现，越是发现我们的原始创新的不足，源头创新的不足，越是发现原始创新的不足，从整个国家战略到省、市的发展战略都要在原始创新的基础上加大投入。各地都一样，今年经济下行，还有疫情的影响，各地财政都很紧张。深圳其他的引导基金，市引导基金，包括国资出的，以政策性为主的基金都在压缩额度。恰恰是天使母基金在2018年成立首期50亿的基础上，今年6月份市政府决策又增资了50亿，这是在募资方面，政府关注度和引导的力度在早期或者原始创新这一块引导的更厉害。所以说对我们天使引导基金来说影响是正面的。

关于配置子基金方面也是这个原理。我们要做的是早期的投入，早期投资是引导我们的天使投资人或者天使投资的团队去对原始创新这一块项目的投资。在选择GP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关注投真正的科技创新，真正的有创新点的地方，对模式的创新，包括对现在很火的直播带货，这不是我们关注的范围。我们关注的是把卡脖子的问题，缺芯少核的方面，真正在我们的大学，在我们的科研院所，真正能出来自己的专利，自己的技术成果来产业化。

所以在选择GP的过程中，我们会更关注大学的研究机构、技术源头单位，CVC的投资机构，包括孵化器，包括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等。把这些原始创新的项目推向市场，是我们天使母基金要做的。

董若愚：我总体的感觉有喜有忧。一方面，我们去年决策的基金，或多或少募资都受到一些影响。有一些第三方的钱或者家族的钱，能少出就少出，能不出就不出。好在我们大部分的基金还是能够持续做起来。上半年我们大概有十家基金在推进到协议的阶段，所以总体受到一些影响，但是问题不是特别大。

项目层面，近一年有3个项目拿到华为哈勃的投资，基本都是上海本土的企业。在目前的环境下，具备卡脖子技术的项目会发展比较快。

李象：我们作为政府基金也是比较讲政治的，疫情过后就是六保六稳，我们相对来说已经投资的基金和项目直接投资和管理的策略上都会有一些调整。回复经济的聚焦新基建、新消费的四新动员，后面因为中美矛盾的升级——保链强链。越是糟糕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在一级市场方向会更聚焦，力量会更到位。

南京城市的主导产业是比较清晰的，现在是八大主导产业，包括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信息，人工智能、轨道交通、智能电网等等。我们今年重点会围绕八大主导产业来打造产业资源属性比较强的产业基金。近期因为轨道交通和智能电网的领域相对封闭一些，我们会有一些本地的选择，其他的像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等方向还是放开在向社会招募。

车能：上半年，我们东湖高新区财政的压力非常大，但仍然平稳有序地按照进程、按照拨款的进度，代表省、市、区向国家大基金出资。整个光谷金控的母基金体系运行到现在，也有很多收获。如，整个母基金体系的科创板企业就有10家，包括产业基金板块投的就有寒武纪、容百科技、兴图新科等等。

在疫情中，我们还和中银资产一起发起首支“抗疫基金”，50个亿的规模，首期是10个亿，主要支持湖北这些抗疫受疫情影响需要产能升级、需要补短板的企业。

目前，我们还重新启动了东湖高新区的创投引导基金以及光谷人才母基金。拿光谷人才母基金来说，截止目前，到现在为止子基金共计已经投了360多个项目，平均一个项目给到三百万的扶持，这可能是华中区域相对比较大的天使母基金。

总的来说，我们比较专注东湖高新区的区域优势，随受疫情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我们投资的脚步、重振经济的脚步、恢复经济的脚步，仍然还是没有停下来的。

崔巍：今年的各项事件对我们的策略影响不是特别大，浦东对于做母基金这件事情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回想一下政府设立引导基金或国有母基金的初衷是什么？因为相信市场在资产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说通过这种手段促进了当地的科技创新。当你完整的经历十几年的周期以后，你复盘这些基金，想一下这些假设是否成立呢？科创板以来我们打开IPO的一堆真正的硬科技解决卡脖子的公司，主要的投资公司还是国有机构，只有国有机构忍耐了这个科技成长的周期。

浦东做科创母基金的想法，是基于市场环境的这些变化，使得我们可能利用这些优势促进体制内国有企业，能把自己的创业投资的队伍、机制建立起来，有一个好的实践，从而达到更好的科创投资的效果，这是浦东的策略。

耿希玉：站在市场的角度讲一下我的感受。因为疫情的出现导致医疗类的资产以及科创板的加持，医疗类的资产在市场上尤其受欢迎，连带着医疗类的资产持有比重比较大的二手份额也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这是主要的观察。

二级市场相对进入了一个比较火热的阶段。而且一系列相应政策的出现让这个市场充分进入了活化的情况。也有一些机构关注战略配售，定增等等策略。在市场上相应的像Buy out策略，一些专项基金也出现了，这是我的观察。

如何与当地经济互动

耿希玉：大家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投资平台是怎么和当地经济进行互动，取得哪些成就，包括未来更希望在某些点上来发力，来和市场更多的角色协作。

李新建：投资重要的不仅仅是人才，体制还是关键。我觉得还是要相信市场，不仅是人才在市场，而且机制在市场，这一块是很关键的。虽然浦东、深圳国企市场化改革力度是很大的，但是仍然还存在很多体制、机制的问题。特别是在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还是要市场化，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作为国资的投资平台怎么跟国资的战略或者当地政府要求相匹配？我的理解还是市场化。政府要有明确的靶向，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到底要干什么。用市场化的机制去运营相应的资产或基金，最后达到政府的目的，而不是站在政府原有的角度，以行政命令或者行政管理的方式去做。

母基金管理方面，特别是天使这一块市场化更好的体现在后续辅导服务上，很多GP用VC的模式投天使，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引导子基金GP按天使培育的模式加强投后服务，搭一个平台，成立深港澳天使投资人联盟，把子基金的合伙人、金融、人力、财务等服务机构的专家分门别类组建创业导师库，只要创业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辅导，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专家组成创业导师团提供培育辅导服务。

另外，市场化还体现在决策效率方面，我们比很多市级区级的引导基金的效率要高的多，只要一个投委会就可以决策。有些政府引导基金，在管理机构的投决会决策之后还得上董事会，董事会之后还要上报政府部门审核批准，决策效率肯定不高。我们现在一个合格的申请人提交资料，加尽调最快两个月就可以完成决策。怎么样更好地为政府做好服务，答案就是市场化的方式。

李象：南京市创新投和市政府的互动还是相当多的，这些倒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题目，某些方面讲也会是加强和促进投资业务。打比方说，我们去年因为中兴通讯在南京有很大的产业基地，去年中兴通信二级市场定增，南京市区两级搭设直投基金，投了13个亿参与，从财务回报来讲，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浮盈的状态。

南京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创新名城的动作，就是广泛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南京跟全世界各地高校、科研院所还有龙头企业等合作，兴办了两百多家新型研究化机构，这个要学清华深圳研究院，那是我们的标杆。

南京现在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态势还不错，这里面有很多的新兴的市场主体涌现，是新经济最活跃的一部分。我们的直投基金和众多子基金也在针对这一群体广泛的投项目，这是很重要的项目库。多一些使命任务，不是只有抱怨或者的吐槽的点，也还有不少好处。

董若愚：我们的使命是希望提高上海本地双创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机构化投向早期阶段，我们整体五年多的运作时间下来，基本达到了当初政策制定的目标。政府会算一个大账，引导基金可以不赚钱，但是引导基金辐射出去的GP，通过GP市场化的眼光找到科创类有潜力的早期企业，等这些企业长大，也许上了资本市场，得到了很多产业资本的关注，它可以带动就业，包括税收。包括市里面对我们的管控相对科学，遵循市场化方式决策，通过事中事后评估手段，对我们进行合规、社会效益方面的评估，看看有没有达到当初真正政策制定的效果，所以整体运作下来还是比较顺畅。

崔巍：浦东和深圳在思考同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策略是基金+基地+产业来做。我们通过浦东的科创母基金希望这几大国有企业能够具有自己的机制，具有自己的私募基金管理能力。当然这个东西不只是有了钱就能做起来，所以需要有人，我们是给了一定的机制，吸纳到市场化的投资人员加入到浦东队伍当中，以基金的形态投资自己园区内的企业。我们打了这样一套组合拳，可以看到浦东的国有企业有了自己的投资能力，有一笔可见可控的资金确确实实投到浦东科创企业里面。

车能：其实，投资就是投人，不管是母基金还是GP，从实质来说，都是类似的逻辑，人就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人基本的需求。在这个逻辑上，我们也从最近国家层面看到一些变化，包括2019年出台国有资本授权经营的一些准则计划，要求政企分开，要求国有资产加快运营的效果等等。在国有传统企业三年改革计划中，从地方在往中央推进，推进进程也在逐步加快。我们也都受益匪浅，也在用新的模式加快我们自身制度的梳理，加快投资决策流程的速度，提高运营效率，打造好顶层设计，助推新的科技公司发展，为创新创业做贡献。

谁能得政府引导基金青睐？

耿希玉：现在市场上一部分GP募资不是很顺利，有一部分引导基金的规定里面明确自己是属于最后出资的，我们想看看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除了当地财政或者国企的钱，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很多的投资行为也可以能有机的和当地引导基金进行结合，想看看大家在这方面的看法。

李新建：这确实是大问题。疫情和贸易战对市场化的募资确实影响很大。原来在资管新规之前，是从银行或者金融流出来的。资管新规关闸以后，核心资金源没了，所以现在要找政府引导基金。分析国外的基金模式，大头应该还在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现在保险基金稍微放开一点口，这个是很重要的。需要真正把它做成一个资本市场的募资体系，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有一个良性的分配机制。

有一部分钱要流到一级市场上来。现在我们中国金融体系都是靠债权的模式，直接投资这一块很少。但是真正激活市场活力的应该还是直接投资。改革方向是好的，但是监管的措施比较落后，我们监管的思路是灭火式，而不是体系式。募资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的问题，这是整个资本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不是我们GP或者哪个政府引导基金机构能解决得了的。

李象：说这样的话可能多有得罪，目前我们私募股权投资的管理人，机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因为本身市场容量就有限，那么多机构来竞争，自然会有一个优胜略汰逐步聚焦的过程。募资难的问题，恰好就是一个优胜略汰过程的体现。

对政府基金来讲，南京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原则上要求社会化募资到位了再申请引导资金，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如果都是我的钱，我雇几个人来管就好了，不需要付那么多管理费。对南京来说，有很多合作伙伴，在基金设计过程中，为了让比较优秀的管理人来切实合作，促进他的基金落地，我们有一些基金也可以先于部分社会资本或同步于主导的社会资本出资来做背书，这个并不是一个完全硬性的规定。

董若愚：我们参与的基金不大，普遍标的在1-2个亿。如果基金初始规模比较大，一般我会建议，先是把能落地的规模先落下来，我们参与进去。哪怕基金规模小一点也没有关系，总比没有好，活着比规模更重要。

稍微拓展一下话题，整个LP群体来看，市场化母基金短期规模不会有大的增长，但会有一些新兴LP群体会出现，比如科创板企业的中高管有一定的市值增长以后，会有一部分流入到LP的群体。

崔巍：我们行业还是太浮躁。大家一定要重视财政这笔钱是国计民生，来自税收，不给你是可以花在很多有用的地方。大家在找地方政府募资之前，要把当地的产业经济研究透，把当地最新的委办局的政策，五年的规划好好读一下，这是应该做到的事情，但是很多同行募资之前工作做不到位，到募资的现场跟政府领导鸡同鸭讲，大家的点凑不到一起去，这是很可惜的事。

车能：我们也一样，社会资本偶尔会觉得政府是相对容易的出资方。有人讲到DPI、IOR、IRR等，我们不单看这些指标，将综合考虑很多因素，更会结合东湖高新区的区域产业方向。我投你，是投你对未来的洞见和预见能力，有没有清晰的投资策略，对自己的投资策略有没有复盘，怎么看未来，是不是有足够的执行力等等，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方向。GP、LP的角色我们要扮演好，GP做好GP的工作，LP做好LP的工作，我们东湖高新区有很多的服务可以为大家做。但是你如果没有对我们深入地了解，只是看到政府引导基金的钱这一个单一层面，那我们可能就会“错过”。所以，大家应该去互动，去互相了解，找到中间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