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父子，漫长的和解
1997年2月6日，除夕夜，张大春年迈的父亲喝高了，在浴室里不慎摔倒。
此后，父亲的余生便一直缠绵病榻。这个意外给张大春带来了不少冲击，在他看来，一具健康、伟岸了76年的躯体在损伤了一束“比牙签还细的神经”之后，就和整个世界断离了，每天只愿做三件事：睡眠、饮食、排泄。
“老头儿果然睡得像石头，连鼻息也深不可测。要不是每隔几秒钟会有一条腿猛痉挛那么一下子，他可以说就是个死人了。”张大春在书中这样回忆病房守夜的场景。
这种半带调侃又不失哀伤的文笔，的确很“张大春”。一直以来，张大春都被认为是台湾极有天分、好玩得不得了的作家，写过《城邦暴力团》《大唐李白》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莫言形容他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司马中原则说他是“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
除了写作，他还给李寿全、周华健写歌词，给吴兴国的京剧、电视剧《小站》、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等作品当编剧，还客串过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主持了一档电台节目，堪称华语文坛的全才。
只是《聆听父亲》这本书，多少有些不一样。它可能是张大春最深情的一次写作，起因就是父亲突然倒下。书写父亲并非一件易事，比起母亲坦露浓烈的情感，天下间的父亲都习惯沉默寡言，“父爱如山”四个字就囊括了一切隐忍、坚硬、伟大的特质。
而且，在动手写这本书时，张大春的第一个孩子即将降生。生的希冀和死的恐惧反复交织，张大春想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给孩子讲述家族近百年的动荡岁月。张大春的祖家在山东，过去是一个拥有五大院落、几百口人丁的显赫家族，充满时代的印记。
如今20年过去了，张大春的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了。有趣的是，尽管这本书是为孩子写的，就连第一版书的封底照片也是孩子，但孩子从来没有看过。
《聆听父亲》
张大春 著
新经典文化 2023-10
“多年父子成兄弟”
张大春今年66岁了。尽管已经迈入花甲之年，他的微信头像却是一张网络图，上面是一只狗死死拦着一只凶萌的猫说“大哥算了，别冲动”。
这很符合他一贯桀骜不驯的顽童形象。但张大春说，父亲在生时也是这样顽皮的性格，因此也说不好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还是长期的耳濡目染。
比如高中的时候，张大春的数学很烂，常常考零分，填个名字就把白卷交上去了。回来之后要父亲签名，父亲一看这白卷说：“哎哟这考得好，在哪签都可以。”
父亲也曾试图帮忙解几何习题，但因为“答案对了，解题过程不对”换来老师的满纸大叉，只能跟张大春说：“我看你这数学嘛——往后是自求多福了。”
父亲不但对儿子的成绩没有硬性要求，甚至还带着他逃学。1970年，张大春读初中二年级，正处于一个“喉结突出，须毛浓密，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年纪。因为和同学打架，他被校长的秘书叫去罚站，就站在学校侧门的墙边。
父亲收到学校的通知后，没有像寻常父亲那样把儿子训斥一顿，而是骑着一辆二十八吋的脚踏车、带着两支网球拍就来了，说：“学校派我来带你逃个学。”
多年以后，张大春问他：记不记得带我逃过一次学？父亲的答复是：不是吧，明明是你带我逃了半天班。
在张大春的记忆中，父亲从来都不是个严厉的人，这和张大春的爷爷有关。“爷爷对父亲很严厉，因为父亲是他的第七个儿子，对生儿子已经疲了。老爷子老想着有个女儿，盼着盼着，结果老七又是一个儿子，用父亲的话就是‘我的爸爸不喜欢我’。”
这句话张大春不知道听过多少次，每次都觉得很伤感。疏远的亲子关系使得父亲在9岁那一年还试图通过跳河来离开家，想让爷爷再也打不着他，最终换来一顿家法伺候。
这段童年经历让父亲在为人父后，紧紧记住了“不应如此”，因此对儿子特别亲近。有一次，父亲受托带一笔版权费给莫言，聊起家事来，莫言就好奇地问他：“好像你跟大春的父子关系很好，是不是无话不谈？”
父亲答曰：“多年父子成兄弟，现在大春是我哥。”
多年以后，张大春才从莫言嘴里听到了这句玩笑话。那时候父亲已经因为跌倒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让张大春内心百感交集。
虽说父亲似乎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开玩笑，但在儿子眼中，他又是个非常追求“准确性”的人。父亲在济南念中学，毕业后去做了一个很新鲜的工作——土地测量员，对工匠细节很着迷，也对客观知识充满强烈的好奇。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季节，当时济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但父亲在这样的乱世下依然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尽到每一分礼数，专注做自己的事情，与整个大环境格格不入。
“那是个‘差不多’的时期，就像胡适之讲的《差不多先生传》，就是‘无所谓了，差不多了，明白就好了’。中国人的社会就是这样，不管到哪里，都有和稀泥的习惯，就是放弃讲究细节，以及伦理责任上也不完整。”张大春回忆道。
父亲曾告诉过他，大时代就是把人当玩意儿操弄的一个东西。而不愿随波逐流、讲究别人不讲究的，让父亲跟整个社会都有一些疏离。
张大春后来也意识到自己的性格里继承了这一部分，就是对于不能准确讲求的人和事，会很不耐烦：“尤其是为了知见的准确性，我的确有跟社会染缸不能共通共融的地方。这些可能都源自父亲。”
写给孩子的书，孩子从来没看过
尽管张大春是50后，但他对代际关系的理解，似乎放在每一代都会应验。他在书中对所谓的“祖家”下过一个定义，就是在很多人眼里，祖家只是个象征，甚至只是个病征而已。
“祖家似乎是旧时代、旧体制、迂阔的制约、陈腐的价值、没落的文化……一切应该急速挥别的噩梦总集。在另一端，忧心捍卫着这象征的人会这样告诉你：它是根，它是来历，它是饮水当思之源，它是不容践踏遗弃的记忆。事实上，这并非咱们张家所独有的一个矛盾。近世的中国，大约就在被迫打开大门之后让所有的家庭都不得不面对这一点——人们不得不用种种的形式离家、出走。”
在漫长的家史中，张大春记录了父亲一次次出走，又一次次回家。同样地，随着自己的儿女出生，他也目送两个孩子逐渐长大、离家和出走，只是和父辈的形式不一样了。
张容是张大春的第一个孩子，《聆听父亲》原本就是写给他看的。或许是冥冥中神奇的连接，这个儿子刚好和张大春父亲是同一天生日。
但一直到长大成年，张容都没有认真翻过这本书。
张大春并不介怀，也从没鼓励过儿子看。“孩子有孩子的世界，有他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的出口。而且一代人做一代事，我写的东西如果我的下一代有人看，我也不期待会超过一个generation。人与书的关系就是这样，不能有丝毫的勉强。”
他对孩子是放任的，一贯的态度就是：孩子是自己会长的，只要我不长歪，他们就长不歪。至于能保证到一个什么程度，张大春没那么大的兴趣，也没那么大的力气。
他也不强迫孩子对祖家持有多深刻的感情，在书中给孩子写道：“祖家之于你，我的孩子，原本是莫须有之物……我无法鼓励你对一座全然陌生的宅邸孕育真正的情感，也无法说服你对一段早已消逝的历史滋生纯粹的好奇。”
柳宗元写的《种树郭橐驼传》，一度跟张大春的教育观很契合。郭橐驼是一个很会种树的驼子，种树的技巧就是“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栽种时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细心，栽好后要像丢弃它一样放在一边。
“你不用早上浇水、晚上浇水，该让它自己长的时候，就好像你已经把它抛弃了一样。然后‘去不复顾’，一旦离开了，不要再回头了。树尤如此，何况人乎？”张大春说。
如今，儿子在大学念建筑，女儿在大学念影视传播，张大春对此表示很欣慰，“至少他们没有变成小文青”。
成为父亲之后，张大春一直没停止对“父职”的思考，除了《聆听父亲》，还在《见字如来》一书里详细写过“父”字的溯源：在甲骨文中，“父”原本是一手持一杖，意思就是“治事”。“父”所持的“杖”不但和权柄密不可分，也意味着受尊敬的地位不可动摇。
但在今天的舆论场，和“父”相关的几乎都成为了贬义词，比如“父权”“爹味”。张大春也了解这个演变，“我知道，父权（现在）代表着下一代对上一代全面性的不喜欢，是一个坏字眼。我跟不上潮流，而且我现在就算想追随这个潮流，也已经‘无父可反’了”。
《聆听父亲》这本书横跨了祖上五代，每一代的教养重心都不一样，父子关系也发生了剧变。在张大春看来，当下也是一样的，因价值观而产生的冲突每天都在发生，但每一代人都在试图填补因教养差异造成的缝隙与沟壑。
“每一代都希望，上一代没做到的我要做到，或者我这一代没有做到的，下一代要做到。但到底能不能弥缝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答案。”
Q&A
新周刊 ：在中国家庭里，为何我们好像都不擅长谈论或书写父亲？中国父亲的形象为何总是“父爱如山”？
张大春 ：的确，在《聆听父亲》出版时，台湾几乎没有讨论父亲的书，我不太记得有什么专书讲成长跟父亲之间独特的关系。写母亲的多，恐怕也跟一个题材上的硬度有关，因为母亲总给人感觉温暖一点、柔性一点。而父亲在中国的社会里，他的形象多半是严厉寡言的。
这个可能不见得只在中国如此，我相信世界各国许多男性占据的地位，的确让他在家庭或者家族的权力关系上，不大容易被感念为一个柔性的对象。
新周刊 ：当代人好像很不喜欢“父”字，和“父”相关的都不是什么好词儿，比如“父权”“爹味”。你在《见字如来》上对这个字也有过溯源，如今看有哪些新的感受？
张大春 ：父亲们在过去的时代有过辉煌的地位，如今来个几十年后的反扑，也算是业报（笑）。
我倒觉得大家可以沉着一点，和解这件事是很不容易。我讲的“和解”是在宽容的基础上，对不同价值观和不同生命表现予以足够多的尊重，这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变成仇恨。
我现在很容易在社群网站上看到，只要跟我这个想法或三观比较不同的，大概都视我如寇仇，所以我也是“该被打倒的那一代”。现在全世界都在操弄这个仇恨，就是用仇恨来取代宽容，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新周刊 ：和父亲之间，你有没有什么话题是以前一直很想谈，但最终没有机会开口的？
张大春 ：倒没有这种太明确的遗憾，因为父子之间平常爱说，尤其是愿意沟通，老实说这不是太容易的缘分。很多父母不是不好的父母，而可能是非常好的父母，但是他们就是说不出口或者不习惯聊。
我跟父亲从来没有需要再和解的问题。时间过得很快，会发现它像跑马灯一样，很快就经历了。
新周刊 ：不同的时代会带来不同的家庭遭际。你所处的那个时代，父辈经历过离散、迁徙，对你们的父子关系有影响吗？
张大春 ：我觉得，除非家里遭遇了跟大时代有严重冲突的那种事件，比如像间谍小说里描述的“原来我父亲是个外国间谍！但母亲不去举报他”那种，哈哈哈，除了这种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们有那么戏剧性或夸张的人际关系的改变。
新周刊 ：在世事变化中，张家的祖规家训曾从诗书功名转变为经商富贵。那到了今天，你们张家的家学是什么？
张大春 ：起码有一点是，对文化内容的尊重。这一点跟是否能赚钱、是否能发达或是否能扬名立万都无关，不管怎么讲，就是对文化本身多一些尊重。这是家风使然，我相信它会流传下去。
张大春日常练字。（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 ：就你自身而言，父女跟父子的关系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大春 ：我的态度没有不一样，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感觉到什么差异。当然，对女儿来说，有些事情父亲不能教也教不来，她天生就是要求助于妈妈的。但儿子也不见得有，比如他交女朋友了，我也没有办法当他的军师或参谋，对吧？
新周刊 ：《聆听父亲》再版时，有没有想要增加或删减的部分？
张大春 ：本来想增加一个写我母亲的篇章，因为现在整本书的视角主要是从父亲那边来的，关于母亲说得很少。
我母亲是一个特别的角色，她没有上过学，但她每天看报纸。加上我小学五年级以后，家里买了电视机，我母亲就有了一个学习手段，在电视上按图索骥，找到报纸上登过的内容。到我中学的时候，她已经可以针对每天报纸的新闻跟我聊聊天。
我不知道她是怎样识字的，没有人教她。这真的是老太太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想应该补一篇，但最后编辑觉得内容已经够了，而且有出版时间的考虑，就没有加进去。
新周刊 ：对，虽然整本书只用了很少的笔墨回忆母亲，但我对书的收尾印象很深，是以母亲一个略带悲情的视角结束的。母亲在你们父子之间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张大春 ：会有相对应的关系，毕竟我的原生家庭算是一个很传统、保守的家庭，唯一不传统的地方是，我是“孤寡”一个，就是人丁很单薄。
从1957年我出生以后，我家就是三个人。英文有一个词叫family tie，有点像打结或领带，就是这个家庭有一种自然形成的内聚力，family tie使得我们家这三口人“不可须臾离”。
比如说，我毕业后本来可以出国念书，但后来我放弃了，因为父母年纪比较大，那个时候都60多岁了。父亲有一次还问我，要不要出去跑一跑，我说不行。我也没有告诉他原因。我心里很清楚，只要我父母在一天，我就不可能出去留学。所以没有额外的角色，我们三个就是一体的。
新周刊 ：如今你步入了花甲之年，也到了父亲当初的年纪，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张大春 ：20年前我父亲还在，不过他在病榻上非常痛苦，生不如死。那个时候觉得，他只要两三句话、一个叹气我就明白了。他生病的时候是76岁，我现在是66岁，所以我自己变年老以后，大概也可以体会到一点，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不是我打发时间，是等着时间来打发我了。在这个阶段里，感觉的确跟父亲走到一路去了。会有相逢之日。
参考资料：
《聆听父亲》，张大春，文汇出版社，2023-1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花瓢白，编辑：萧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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