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10月31日,郑州管城区建兴路小学一女教师吕某留遗书后去世引关注。吕某姐姐称,事发10月26日,警方告知家属妹妹系自杀。家属称,今年23岁的吕某于2022年6月大学毕业,2023年8月考入该校任教并担任班主任,平时性格开朗。家属提供吕某遗书显示,吕某称除教学工作外,应付上级检查,拟写材料等课外行政工作压力大。
管城区教体局工作人员称,对此事深感遗憾,相关部门已介入处理此事。
我国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沉重,是一个老问题了。
在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要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他指出,现在教师负担很重,各种填表、考评、比赛、评估,各种与教育教学科研无关的社会性事务,压得老师们喘不过气来。2019年要把为教师减负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全面清理和规范进学校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动,实行目录清单制度,未列入清单或未经批准的不准开展,要把教师从“表叔”“表哥”中解脱出来,更不能随意给学校和教师搞摊派。要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让他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随后,2019年年底,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被称为减负20条),明确要减掉中小学教师不应该承担的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包括减少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社会事务进校园、报表填写工作、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事宜等内容。确保对中小学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清理后保留事项实行清单管理。
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精简、严格规范各类“进校园”专题教育活动,有效排除对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干扰。
郑州自杀女教师留下的遗书,反映一个沉重的事实,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给教师减负,但基层学校教师依旧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教师的非教学负担为何减不下来?这是因为给教师减负的,正是给教师布置行政性任务的行政部门,这让减负陷入悖论。
要切实给教师减负,不能依靠文件减负,而必须改革对教师的管理与评价体系,由行政部门主导教师考核、评价,转为建立教师专业共同体,对教师进行专业评价。
减负的形式主义
有小学教师形象地描述当前的减负:教育部门为落实给教师减负,组织全体教师召开减负大会,会后要求所有教师撰写参加大会的感想,点赞并转发当地教育部门公号发布的减负大会新闻报道。
还有校长告诉笔者,当地政府领导在会上批评让教师下载安装的APP太多了,可在会后马上发文要求,要组织教师下载某款APP,下载情况要纳入考核评比。
这就是典型的减负形式主义,一边喊着给教师减负,一边增加教师的负担,且毫无“违和感”。
教育行政部门习惯性地给教师布置任务。这就不难理解,虽然国家层面下发了给教师减负的意见,但减负措施只停留在文件中。
给教师减负,必须清理动不动就把任务布置给教师的行政思维。2021年,我国推进“双减”,其中一项措施是,要求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其出发点是好的,通过开展课后服务,解决有接送孩子困难的家庭的难题,也疏导学生、家长的校外培训需求。
那么,谁来开展课后服务?教育部门想到的首先就是教师,于是要求教师参与课后服务,有的地方还把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这样一来,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教师在校时间大大延长,有的教师工作日在校时间长达12小时以上。
这让教师不堪重负,不但影响到课后服务的持续推进,也影响到教育教学质量。其结果是,教师越来越累,而学生家长对课后服务以及课堂教学的质量均不满,明知校外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不合法,也趋之若鹜。
课后服务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不增加教师的工作量,由教师自主选择参加,教育部门、学校要建设多元化的课后服务师资队伍,包括聘请退休教师、校外专业人士参加课后服务,以及购买校外第三方服务提供课后服务。
谁来评价教师?
据报道,一位90后的教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作为小学的主课教师和班主任,她意识到自己仅有三成的时间被用于教育工作,而其余的七成则被分配到了各种社会责任中。
有人会质疑,教师难道不可以拒绝非教学的行政性任务吗?在现实的教师管理与评价体系中,教师还真不敢拒绝。因为主导评价的是行政部门,如果教师没完成行政部门布置的任务,就难以通过考核、评价。
虽然教师反感上级行政部门布置的任务,但是,却必须以“十分乐意”的态度对待,而且,还要把完成任务的情况,作为自己重要的工作业绩。
与行政任务、行政考核对应的就是形式主义与弄虚作假。这令不少教师产生职业倦怠感,而且,也把学生卷入到形式主义之中,比如教师经常要组织学生参与迎接检查、评比,完成形式主义任务。
另外,近年来,中小学也开始流行对教师进行“痕迹管理”,要求教师什么都要“留痕”。参加活动,要拍照写感想写宣传报道,每天的教学工作,也要留下凭据、证据。这对于班主任教师来说,就意味着必须花大量时间写材料、做PPT、截屏保存等。这对提高教学质量有帮助吗?当然没有帮助,不过是满足上级部门的要求。
这些要求是背离教育规律的,是简单实行行政治校的结果。要让学校回归教育,教师回归教师,就必须推进教育家办学。
这要求学校提升现代治理能力,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适度分离。包括校本教材编写、课程建设、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等在内的教育事务,应该由教师委员会负责,而不能由行政部门主导。
当前教育评价存在唯分数、唯升学、唯学历、唯论文、唯职称等“五唯”问题,很大程度上行政主导评价的结果。不论是破“五唯”,还是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都必须强化专业评价。
也就是说,给教师减负,不能靠行政部门发文,依靠行政部门落实,而必须深入推进管理与评价改革,要深化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以及教师的教育教学自主权。这才能让教师专注教育事务,履行教师育人职责,而不是受困于非教学任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ID:ifengopinion),作者: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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