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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不到的票都去哪儿了？拆解演唱会票务产业链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3-08-17 10:2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河青年（ID：cuckoonews），作者：周雅婧、张妍、朱韵灵、陆映秋、周颖，编辑：赵元，初审：刘颂杰，复审：钟智锦，终审：郑军庆，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设好闹钟，我能不能去看许巍，就靠家人们了！”

4月20日，许巍“5·27”广州演唱会门票开票前一天，阿南就已在微信里找了五位好友帮自己抢票。当天，他提前一个小时，守在电脑前开始准备：重新登陆账号，检查好收货地址，测试网速。

开票时间是13：45，读秒！狂点！

阿南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次抢票。

“一瞬间，一秒都没有吧，（票）就没了，毛都没见着。”他预料到会很抢手，但没预料到“这么恐怖”，微信群里帮抢的朋友们也没有好消息传来。

随着疫情时代过去，沉寂多年的演出市场迎来复苏，所有人都早已等不及了。然而，开票的瞬间，无数人和阿南一样“惊心动魄”，然后迎来失望。

2023年以来，娱乐性商业演出全面复苏。以近期备受关注的TFBOYS“十年之约”演唱会为例，该演唱会8月6日晚在西安举行，据西安发布公众号数据显示，本场演唱会门票收入达3576万元，直接带动西安4.16亿元旅游收入。

TFBOYS是国内现象级偶像组合，大麦网数据显示，“想看”本场演唱会的人数超过600万，而可售门票仅约3.3万张，7月24日首轮售票瞬间售罄。二级市场则加价严重。据北京商报报道，原价580~2013元的门票，在“黄牛”手中内场第一排报价4万元，看台座位也需加3000元代抢费。

这些现象正是当前国内演出票务市场的缩影，官方售票平台上秒售罄，粉丝群体一票难求，二级市场上却有高溢价报价出现。票都去哪儿了？主办方究竟是如何分配票源的？票务代理内部结构是怎样的？谷河青年走访市场、平台和消费者，试图探索买不到的票究竟握在了谁的手上。

演唱会收入分成——主办方难获高收益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3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演出票房收入167.93亿元，与去年同比增长673.49%；观众人数6223.66万人次，与去年同比增长超10倍。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14日，今年音乐类票房收入为60.16亿元，其中演唱会票房收入占音乐类总收入的77.6%。

演唱会热火朝天，主办演唱会却未必是一门好生意。目前的主办方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艺人工作室或相关持股公司主办。大型经纪公司或市场影响力强势的艺人，可能亲自操盘大型演唱会，直接参与票务、制作等演唱会的主办事项中，从而更加整体地把控项目，最大程度保障自身IP的信誉。

资料来源：北京商报

另一种是全权交由专门的演出公司主办。例如五月天本轮巡回演唱会的全程主办是上海华人文化演艺有限公司（简称“华人文化”），在各个城市则由华人文化控股的不同公司主办。此外，五月天演唱会票务平台之一的“纷玩岛App”所关联的上海名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由华人文化100%持股。

资料来源：北京商报、爱企查

主办演唱会入行门槛低，只需一个办公室、几个人，就能统筹一场演唱会，策划、器材、安保、劳务、宣发等具体工作，可以外包给相应公司执行，但主办方能获得的利润不一定高。香港著名的演出制作公司艺能特高集团的创始人蔡健辉曾在接受每经影视的采访时表示，在一场演唱会中，主办方承担着最大的风险，“赔钱都是第一个赔的，赚钱最后一个赚”。

演唱会的收入主要包括门票收入和广告赞助，尽管物价局规定，演唱会的票价由经营者自己决定，但这两项收入的高低基本取决于艺人的号召力，收入分成的大部分也属于艺人。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在国内举办演唱会，主办方会向艺人支付100~600万的固定唱酬（“出场费”），具体视艺人名气而定，卖出多少门票则与艺人无关。

此外，主办方还要负责场租、搭台、电力、食宿等场地支出，以及票务平台手续费、政府税费、作曲人版税等等费用。如果场地租金高，像鸟巢达到300万/天，一场演唱会的成本甚至能超过千万；若要打造强视听表现力，工程制作、灯光音响更是所费不菲。因此，单纯主办演唱会往往很难获得较高收益。

以手握周杰伦这一顶级IP的巨星传奇为例，该公司招股书显示，其2019年策划并主办的湛江超级巨星演唱会收入400.1万元，毛利53.8万元，利润率13.4%；2020年宁波巨星行动超级夜收入450.5万元，毛利却仅有7.6万元，利润率1.7%。疫情期间，演唱会收入更受打击。与明星鹿晗深度绑定的音乐娱乐公司风华秋实的招股书显示，其“演唱会主办及制作”业务于2021年、2022年的利润分别是51.4万元、71.1万元，利润率仅有0.6%和0.7%。

票的分配——“渠道票”占比弹性大

演唱会的全部票源会分为官方平台公开销售票和渠道票两种形式。拿五月天北京“好好好想见到你”演唱会举例，全部可售票都会通过大麦网、猫眼和纷玩岛三家官方售票平台进行销售，而余下的渠道票会分派给赞助商、宣传商等合作方，如万通保险国际有限公司。

渠道票分发数量的多少取决于主办方。这些票有些是给赞助商、宣传商等合作方做资源置换的，它们会以邀请函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且多为内场的VIP票。而邀请函都是纸质票，无法进行实名认证，很有可能经过层层转手落到“黄牛”手里，然后“黄牛”再加价卖出去。有些则是直接留给合作的票务工作室去卖，票务公司拿到加过价的渠道票，会再次加价后销售。

票务代理朋友圈晒出大量不可售邀请函

全权交由专门的演出公司主办的演唱会，当艺人的经纪公司与主办方商定好演出价格后，后续的收益就与艺人无关。私人票务代理A女士在《北京青年报》的采访中透露：“由于政策原因，演唱会的官方票价不能定太高，但是演唱会的成本又很高，主办方为了盈利就会扣下很多渠道票。”

今年4月26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明确表示“督促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这也是针对演唱会门票公售率的首次规定。在今年发布最低公售率之前，渠道票的售卖极为猖狂。2019年周杰伦杭州演唱会的工作人员七七向记者透露，全场五万多张门票只有四成左右通过正常渠道出售。

票务二级市场——产业链无限延伸

一级票务：“正规军”票务平台和工作室

除了官方的票务平台，目前市场仍存在销售二手票的票务平台和工作室。他们直接向主办方拿票，加上“抢手”散户的票集合成一个巨大的票池，再通过不同的渠道分发、多重倒卖，最后票到了下游“黄牛”手上，溢价仿佛成了必须的选择。

成立于2015年的摩天轮票务是目前主要的二级票务平台之一。摩天轮通过平台提供一套多渠道的供票低价优先机制，在供给端整合了演出主办方、各级票务公司以及个人闲置票源。据其官网介绍，摩天轮是为解决用户在购买演出票时遇到的价格不透明、买票难、买票贵等痛点，打造的票源丰富、交易有保障的票务交易平台，“平台上超过90%的演出票都有折扣，让观众以更低代价走进现场。”

谷河青年在摩天轮票务平台上尝试购买五月天武汉演唱会时发现，内场仍存有大量余票，且第40排到第10排售价依次递增，最高达到5500元。票面信息的票品提供一栏显示，这些余票来源于多个票务工作室，而这些票务工作室隶属的公司也都具有营业执照和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五月天演唱会武汉站仍有大量余票

票务工作室的营业执照与许可证

二级票务：有流量有资源的上游

在豆瓣“今天又是副业失败的一天”小组中，楼主小叶发布的话题“票务代理真的可以赚钱吗”的热度已过万。在不同工作年限票务代理的讨论中，“资源”和“流量”被反复提起，而资源和流量正是决定票务交易能否赚钱的重要因素，一般集中于少数票务代理的手上。

豆瓣小组里有关票务代理的讨论

这些票务代理处于产业链中的上游位置，一般由票务工作室工作人员和职业票务代理担任，负责对接票务工作室和下游的散户。他们不仅有稳定的票源，还有一定的流量，即稳定复购的客源。

丁丁有2年票务经验，他的上家正是票务工作室的代理。“很多小代理做不下去就是因为没有顾客，朋友圈很多人都是只问不买。”丁丁在询问票务代理职位时，需要交5800元的代理费，上家称“几单就可以回本了”。实际情况是丁丁在前几个月都没有开张，第一次卖出票全靠朋友的救济。

票务工作室持有正规营业执照，交易流程也有完善的售后保障。通常是用户先付一定比例的订金，之后再补尾款，如果中途想退票，预付的定金可以全额退款。

三级票务：无限延伸的票务产业链

更多代理则处于食物链的底端。他们不仅客源不稳定，也缺少议价权。同时，下游市场鱼龙混杂，缺少基本的行业规范。

丁丁称自己为“三级代理”，与主办方之间隔了一级代理和二级代理。首先在二级代理处“盲盒式”拿票，各种票价和座位不等。在联系到顾客后再向上家报信息，由上家寄出。

由于倒卖门票的加价空间有限，加上客源不稳定的问题，“三级代理”们拓展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找下一级票务代理。丁丁从去年开始招票务代理，一个人的入会费是680元，这部分的利润是100%，不需要与上级代理分成，逐渐超过她在自行售票方面的收益。

“自主加价权全在上游代理手里，越是下游的代理，议价权越低。”当谷河青年问到“代理手中是否有票时”，丁丁表示下级代理手中一般都是没有票的，朋友圈里“手握多张票”的视频都是上家提供来宣传的。对于下游代理而言，整个体系就像是分销模式，不断发展票务代理下线来赚钱，“被承诺的票”击鼓传花式地一层一层地加价，被炒到了天价。“每经过一层代理，价格就会翻一番。”比如周杰伦演唱会海南站1380元的内场随机票，丁丁手里卖4000元，涨价幅度达3.3倍。

在产业链下游，代拍也是主要业务之一。由于演唱会采取实名制购票，一个账号至多可以购买两张票。为了从源头上扩大票池，代抢型“黄牛”在社交媒体持续招募“抢手”，作为散户在演唱会门票发售的第一时间，组团冲入票务平台抢票。

谷河青年联系了一名“招募抢手兼职”的卖家小贺后，他要求记者出示抢票成功的订单截图，作为进入“抢手群”的门槛。通过了初步考核后，记者提出如果“抢到票该如何结算”，小贺表示需要“抢手”先垫付，后续他会根据场次的火爆程度和位置的好坏来结款，一单的利润大约在50-300元不等，以情况来定是秒结还是隔几日再付。随后，记者被拉入一个名为“隆冬锵咚锵”的QQ群。在演出的淡季，“抢手群”里会发布白酒、手机等，原则是什么抢手就抢什么。

还有一种并不持票的“黄牛”，卖的是“带进场”的服务，属于“黄牛”里面的“无本经营”。他们一般是在微博等平台，主动联系求票的粉丝，称自己在演出内部有认识的人，或者有邀请函、工作证，可以带人进去。此类“黄牛”在音乐节尤为常见，往往是钻小型的livehouse或音乐节进场程序较宽松的空子。今年的五月天和王源演唱会上，不少粉丝就遇上了这类“黄牛”。“趁工作人员进场混乱之际带你进去，就是没有座位，2000块。”

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失败的可能，“五迷”小艺在微博上回顾自己当时的经历，因为“现场安保太严，没空子钻”，6月18日五月天杭州演唱会当天，她没能成功“混进”场馆。

在票务产业链中，越到下游的节点越脆弱。大学生小飞也有“买票打水漂”的经历，他是在朋友圈票务代理处买票，后因票务代理上家卷款潜逃，票务代理赔付了一部分的现金，在公安局立案后票款目前仍未全部追回。丁丁称这是票务市场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否找到一个靠谱的上家也是一个考验。

在票务产业链中，上游门槛最高，一般有资源和流量支撑。越到下游门槛越低，更多的是散户、个体户，主要的任务是找到买家再从上一级拿票交易。他们像毛细血管一样渗入粉丝群体，让门票从主办方流出，最终触达到各个用户完成交易。

强实名制——道阻且长

强实名制是指实名制购票加上与购票身份一致的证件或人脸入场，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仅实名制购票和纸质票入场不代表是强实名。通过五月天杭州场（强实名）与武汉场（非强实名）的比较不难发现，尽管在购票阶段二者都是实名制，但非强实名的票面形式为纸质票，在实名制购票成功后会将票通过快递的形式寄送，发货前可以修改一次地址，且检票过程中刷票即可进入。而强实名制的票面形式为电子票，购票成功后禁止转让，检票过程也需要人证票三合一，这就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购票人与入场人是同一个人。

这种“强实名”在火车票中早已经实行。2011年，铁路部门推出了12306购票网站，并在2014年与“全国公民身份号码查询服务中心”联网，推行“强实名”购票制度，击溃了原本猖狂的线下“黄牛”。不少行业也借鉴了铁路部门的这一成功经验，如医院采取人脸识别挂号，车管所也改为网上预约办理业务。

但在演出市场，即使是强实名制，“黄牛”也有应对措施，那就是代录信息和渠道票。五月天杭州站演唱会开售之前，各大三级票务代理就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发出“专业代抢，100%命中率”的广告，代抢费在500-1000元之间，同场次的“渠道票”也有黄牛列出了详细价格，内场票最高可达数万元。

一位票务代理告诉谷河青年：“强实名制不会影响抢票，甚至更方便了。你把信息给我，我给你拍就好，很多人在正式开售之前就来找我预定。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利润更高，我只需要找一些抢手来一起抢就好，不用再像之前跨过好几层去拿票，经了好几手的票到我手上也没多少油水了。”

票务代理强实名制代录入信息

强实名制代录信息的方法让代拍手中握有大量的私人信息，演唱会刷脸入场也引发了收集面部信息的担忧。咨询过票务的小刘向谷河青年透露：“本来我是打算买三张薛之谦上海站门票，但是对面让我提供我们一家三口详细的资料，包括身份证电话号码姓名和家庭住址，这让我很恐慌，害怕泄露过多个人信息，所以没有下单。”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强实名制的演唱会或音乐节场次往往不允许退票，平台的理由是票品属于有价证券，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属于“服务”而非“商品”之范畴，因此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不支持退换。这引发了观众有关演唱会门票性质的讨论。

河北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小田表示：“从《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上来讲是不合法的，因为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限制退票和换票权确实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减轻了平台方的责任。票务平台和主办方可借鉴12306、航空等服务行业的购票规则，形成一定可退可改的空间。比如，根据退票时间实行阶梯化收取手续费，充分维护消费者的合理、合法权益。”

如何治理——尚在摸索中

在偶像产业较为成熟、粉丝俱乐部制度完善的日本与韩国，还有一种售卖演唱会门票的方式：仅针对粉丝俱乐部的会员开放售票，并采取抽票制。

如日本男子团体岚所在公司，也是日本偶像养成模式开创者的杰尼斯，其旗下艺人所有演唱会只对会员开放，采取抽票制，会员需先支付票款，如果未抽中则退回手续费以外的票款。

在随机抽票的机制下，票务代理难以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

曾在日本留学四年的小田表示，在日本时自己是摇滚乐队ONEOKROCK粉丝俱乐部的会员，几乎每一场演出都能成功购票，回国之后却屡屡抢不到票，只能加价向黄牛购票。“黄牛真的太讨厌了”，他说。

国内也有搭建粉丝俱乐部制度的公司，如丝芭传媒、时代峰峻，其中时代峰峻完全对标日本杰尼斯，其旗下艺人（如TFboys、时代少年团）的演唱会，会员享有优先购票的福利。然而，国内的偶像产业远不及日韩成熟，因此粉丝优先购票的方式仅在少部分艺人的演唱会中得到应用。

监管政策方面，4至6月，文化和旅游、网信、公安、文化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制定了《关于开展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黄牛”非法倒票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的方案》，提出8项治理措施，涵盖了票源管理、票品销售、违法黄牛打击、举报渠道扩展等多个方面。截至六月底，已有143名“黄牛”倒票人员被抓获，线下票倒买倒卖的现象已基本杜绝。但由于票务代理层级众多，且大的票务工作室均有合格的营业资质，网络票务二级市场的治理仍困难重重。

有着十余年歌手经纪人经验的潘先生告诉谷河青年：“主办方会派送部分票给‘黄牛’卖实现双赢，这是业内不成文的规定，这些‘黄牛’都有经营资质的，所以也并不违法。我认为目前的整治活动可以有效打击没有资质、倒卖票务的‘黄牛’，但还没有政策可以制止这种合作式的票务工作室继续运营，这一块已经高度市场化、组织化了。”

此外，某些国家或地区更加清晰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处罚力度或许值得借鉴。乐评人呆若木一认为，可参考台湾对加价售票行为从重处罚的模式，若超过票面金额或定价销售，按票券张数处以票面金额10至50倍罚款；通过机器或其他不正当行为抢票者，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万台币以下罚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在2018年出台的“倒票法”则更明确地规定，如果转让的门票价格高于原票价的10%，就属于违法行为，最高罚款为公司 110，000 澳元或个人 22，000 澳元。

此外，演出市场在技术层面不断发力打击倒票行为。2、3月份，大麦共拦截“黄牛”机刷及人肉众包400万次，持续通过风控技术阻止“黄牛”抢票。但目前市面上主流的票务平台仍存在系统漏洞，依然有大批“黄牛”未经拦截流入，同时存在用户刚填写完验证码就被系统退出的情况。基于经济学原理，国外演出市场采用“动态定价”座位的方式，有效控制供需平衡。利用算法分析用户需求，需求量大的黄金位置，价格会自动上涨。对于“边角余料”的座位，价格则会相应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