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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如山,父权也如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主持人:林子人,编辑:黄月、尹清露,头图来自:《饮食男女》剧照

这个月初我就打算做一个父亲节选题,探讨一下人们对父职的最新看法。但联系了几位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纷纷表示没有什么最新的研究可以与公众分享。这其实与我的感知相符——在关于家庭或性别角色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偏重研究母亲/女性,单从近几年的出版物来看,关于母亲的研究、讨论与反思层出不穷,比如《职场妈妈生存报告》《回归家庭》《职场妈妈不下班》《成为母亲的选择》等等,但关于父亲的严肃讨论却寥寥

似乎,如今公共讨论中关于“父亲”的讨论,不是关于父亲的缺位(所谓的“丧偶式育儿”),就是关于反父权思潮下父亲角色的病态和衰落。在“家国同构”尤为突出的中国社会,父亲更是一个象征意味极强的身份,之前清露在《<漫长的季节>与“爹味”:为何东北故事执着于书写父亲?》一文中对此有过一番非常有趣的探讨。

那篇文章中的一个结论——“在《漫长的季节》和近年来其他东北叙事中,正因为父亲是落魄无能的,在想象中确认父亲的权力、确认父爱如山才格外重要”——让我联想到意大利心理学家鲁格·肇嘉(Luigi Zoja)在《父性》中指出的“父亲的悖论”:父亲的角色其实比母亲的角色更难逻辑自洽,这是因为孩子除了期待父亲能展现出母亲那样的爱与关怀以外,也希望父亲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位强者,这意味着父亲具有双重性:

“在家庭内部,父亲必须遵循一个道德正直的准则;但在社会上,他的行为首先必须与力量的法则相符,或者,更确切地说,有点类似达尔文的进化规律,也就是适者生存规律。”

《父性》       [意] 鲁格·肇嘉 著 张敏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8年

肇嘉认为,虽然现代社会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差异在缩小,男性也被期待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但长久以来我们赋予父亲的集体意象依然强大。我们的头脑或许已经现代化了,但双脚仍然牢牢扎根于父权制传统的千年岁月之中。

上海纽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助理教授Julia Hur近日发表于《性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PSPB)的一项研究在调查了美国受访者后发现,人们通常认为性别平等等社会公正议题正在改善,社会是线性向上发展的,但他们往往高估了社会实际取得的成果。在这样的现实下,我们要如何讨论“父亲”?好父亲是有可能存在的吗?

父亲不会道歉,不会示弱

林子人:父权是不会认错道歉的,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我爸。即使是诸如打碎了我心爱的杯子这样的小事,即使我哭得不行,他都不会把“对不起”说出口。如果我发脾气,一向被认为是好脾气的他还会转瞬摆出凶狠表情、提高嗓门,试图把关于这件事的协商一锤定音。

徐鲁青:我最大的感受是,父权是不会示弱的。小时候不明显,但近几年注意到我爸的口头禅是:“要是你当初听了我的……”“你看吧,我早就说过……”“你要是听了我的少走十年弯路……”我开始意识到,父辈们很渴望证明自己能用上帝视角俯瞰我的人生,并指引出一道最正确的路,或许是能从中自证强大?说起来父权真的是深深慕强恐弱的啊。

尹清露:我跟我爸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小时候他工作很忙,所以我们比较疏远,印象中他说话多用否定句,最常见的是“你不懂”。我小学时作文得高分会很骄傲,他随即反驳,“你没那么厉害(大意)。”现在他也习惯性用否定句,但声量减弱了,我也早已明白很多事情并非如他所说。我想,他应该是变得更脆弱和害怕孤独了吧,比如我现在每次假期回家他都是最开心的那个人,也最喜欢张罗着做红烧肉或油焖大虾。事实上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权力潮涨后便是潮落,但潮落后的父亲要去往哪里,真是让人不忍细想的问题。

所谓“爹味”,是不经反思的权威以及对手中权力的滥用

潘文捷:在中国文化里,父亲就是要掌控全家的人,说难听点是控制狂,好听一点就是子人说的“足以提供庇护的强者”。我爸心目中的自己肯定也是如此伟岸,也可能是他认为身为父亲必须如此。无论是帮我做奥数,还是养花养宠物,或者家人生病,都会显得信心十足,掌控全局,听他的准没错。

如果全部按照我爸的描述,那么他是理科天才,是管道修理小能手,还是本小区的农业大亨,甚至能担任全科医生分分钟对症下药不用跑医院,被我妈誉为“知了”。比如说他会说,这题别做了,爸爸也解不出来,必然题目有问题。比如说他非要自制肥料秘方,熏得小区居民到我家门口探头探脑,最后植物也没养活。这些都还算可爱,不可爱的一面就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认知存在局限,信心十足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刚愎自用。如果还要求家人必须听他的,那就更可怕了,就真的成了“爹味”。

董子琪:当我们批评“爹味”时,大概是批评不经反思的权威以及对手中权力的滥用吧。回到《漫长的季节》中来,我其实对于王响这个角色有着同情,并试图去理解他。王响对内的专横与对外的谦和仿佛是矛盾的,但这不正提醒我们,一个好公民在家也可能是一个暴君吗?很多父亲或者家长身上都会体现出这样的冲突。

《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 (图片来源:豆瓣)

前天刚看了一部伊朗影片叫《金币灰黄》,讲的正是女儿对父亲的反抗:在一个由小康堕入困顿的家庭当中,性格泼辣到被父母贬为“泼妇”的女儿,想要带领着失业或无业的四个兄弟摆脱经济困境;可是年迈的父亲对于子女的处境完全无动于衷,他极度迷恋在家族群中的位置,为了获得族长的地位,甚至愿意豪掷几十枚金币给他人当新婚礼物,女儿想要偷偷掉包父亲的礼物,用金币买一间商铺。

电影比较好的地方是呈现了这个女儿在父权家庭中所承受的压力,她的坚强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品质,而是从恶劣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她知晓父亲的为人,没有经济头脑、在乎他人看法、想要成为家族权威,所以才用理性与利益的思维作为武器——虽然这么做来难免受到父母的诅咒。因为她那个哆哆嗦嗦的、心脏装支架的父亲,毕生愿望就是当上族长,即便他的选择是愚蠢的,儿女为了孝顺也得遵从啊。

所以说,父亲即使没有半点财富与权威,也可以通过“可怜”、“年迈”、“一生不得志”让儿女听话。整个影片的高潮就是她站在母亲的面前,震耳欲聋地说出:“你最爱你的丈夫, 其次是你的儿子,至于女儿,你给她继承的只有痛苦。”看这一幕的时候,我还在想,这样可以吗?这样跟父母说话真的没问题吗?直到听到满场的掌声,心中的压力才得到了一点纾解。

《金币灰黄》电影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徐鲁青:像子人说的,现在越来越多女性学者开始研究母职/职场女性/主妇,却比较少看到男性反思讨论父职、爹味、男子气概的问题。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的时候,上野千鹤子谈及了对男性如何关联女性主义的看法,认为男性不应该把自己视为女性代言人,而是要以当事者的身份,觉察和反省自己的立场,进行“男性研究”

很惭愧,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男性研究”(masculinities studies)。看了一下日本学界的动态,这一研究领域便包括了在国内很难找到的“父职”,除此之外还有“家暴与男性气概”、“自杀率与男性文化”、“战争与男性”等等丰富的话题。长期以来学术界用男人的语言讲述一切,男性一直被视为标准,而非一个“有性别的存在”,男性研究即是将男性看作一个和女性等同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理所当然地等同为“人”。如果我们的学院研究很难找到相关探讨,也是男性学者们需要反思的地方。

改造“好父亲”是家庭的事,也是公共的事

林子人:印象中,民国时期的男性知识分子似乎反而对“何谓男性”“何谓好父亲”有更多的反思?在中西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一些男性知识分子开始主动思考,从自己开始改变对待下一代的方式,从自己开始发起“家庭革命”。

董子琪:鲁迅就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主要提出了生命要进化、要发展的理念,父亲对于子女应当有爱,“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潘文捷:说到好妈妈,大家都有一系列固定印象,“好父亲”则面目模糊。甚至在有些人眼里,不出轨不赌博已经是好父亲了。有的爸爸对婚姻不忠但对待孩子温和,也会被说虽然作为丈夫不行,作为父亲也还不错啊。又比如,做了全部家务的18%算不算好父亲呢?好父亲的标准有点儿低。这里暂且把深度参与子女照料和家务劳动的父亲算作好父亲吧?

说着“我一定要事业成功”的女性到处都是,可是说着“我一定要一起照顾孩子”的男人还是很稀缺呢。职场爸爸多大程度上分担家务育儿,不仅取决于他自己的性别意识,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比如说工作的时长、上班通勤时间、失业的风险等等。上野千鹤子所说的 “一人一杀”指女性承担起对家庭成员的思想改造工作,但是光是思想改造,没有相应的条件和环境也是困难重重。

徐鲁青:文捷提醒了我“一人一杀”需要付出很大的劳动成本。勇敢的、精力充沛的女性可以给丈夫思想改造,但大多数女性不这么做是因为代价太大。我曾和我妈说要督促爸爸做家务,我妈说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还不如自己直接做掉简单省事。要嘶吼一百次把扫帚塞到男性的手里太让人绝望了,所以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见我爸拿过扫帚,他亲自下厨房做饭可以收获一桌赞美,很显然都觉得这是他“额外的付出”。

改造“好父亲”是家庭的事也是公共的事,完善的照料体系一定是由国家、市场和家庭共同参与提供支持的,往大了说男性育儿假有多少天、该怎么放,往小了说男员工因为孩子生病请假会不会被觉得奇怪,女员工是不是总是被设想要提早下班接孩子。“理想雇员假设”设定的是没有家务负担的男性才是最优质的雇员,男性身份往往意味着工作时间长、能够全职工作,所以父亲的角色在大多数工作场域是被忽视和排斥的。父职建构无处不在,光靠“一人一杀”真的困难重重。

尹清露:如何培养好父亲并让父亲有所改变,似乎既指望于父亲的反思能力,又要依赖于子女或妻子的示范作用。我最近看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最终季,非常动容于米琪的父亲安比的一番自白: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相信只有家中长子才能继承高智商基因(毕竟那是60年代),因此忽视了对女儿的教育,直到他发现米琪才是那个强大的人,是那个不断开拓脱口秀事业并永不轻言放弃的人。安比懊悔地说:

“我们男性把持了太多事情,但我们的集体失明造成了很多伤害,就像从妈妈的子宫里出来,却要去教妈妈怎么处理脐带。”

应当注意的是,这番发言的前提除了女儿自己有所成就(这一点就并非谁都能做到,也不应该苛求女儿做到),也有安比经受的职业滑落——曾经是大学教授,现在却在工资较低的杂志社工作,也就是说,似乎只有父权的衰落才能令父亲迎来迟来的顿悟。但是安比善于自省,这又不是每个父亲都拥有的特质,想想《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就明白了,他顽固执拗、至死也没能忘记美好的旧梦。所以,“集体失明”一词用在这里多么合适——提到父亲时大家往往语塞,“父爱如山”过时了,新的陈述和相关研究还未形成,细想起来,还不是因为此等盲目的父权仍很普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主持人:林子人,编辑:黄月、尹清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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