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对投中网编辑提问的回信,来自微信公众号:投中网 (ID:China-Venture),作者:徐传陞,编辑:董力瀚,原文标题:《经纬徐传陞:做VC这么多年,人们总在问我同一个问题|letter from a friend》,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最近1~2年投资行业的变化,可以说是超越了一般的周期性变化,我认为现在的情景跟2001~2004年有相似之处。在那个时间阶段,真正的机会暗流涌动,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创业者,都开始崭露头角。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似乎每隔12~15年,就会出现一波呈指数级增长的创新浪潮。
历史上,第一波创新浪潮是在80年代初期,当时微芯片开启了个人计算的新浪潮,出现了苹果、微软这批公司;第二波浪潮始于1994年的互联网创新浪潮,出现了亚马逊、谷歌等等公司;然后是2007年的第三次浪潮,由智能手机带动,出现了苹果基于iPhone的iOS生态、谷歌的Android生态,还有以亚马逊云为代表的云计算市场。我们现在可能在进入由AI驱动的第四波浪潮,但当下还处于早期阶段。
愿景对于投资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到底如何想象未来?我刚入行时,做行业研究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AS-IS(现状)、To-Be(未来)、Drive&Guide(架桥梁),第一个是行业现状如何,第二个是行业可想象到的终局是怎样的,第三个是要想实现从现状到终局,有哪些里程碑需要达成。
在“架桥梁”的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困难,无论是来自宏观,还是来自微观管理,这时候真正驱使创始人或核心高管往前走的,是对未来远景的信心。就像李想最近说,产品驱动只是一个结果,核心的驱动力只有两个字:成长,理想汽车的组织使命是:掌控自己的命运,挑战成长的极限。成长才是我们的驱动力,每一个业务、每一个人才、每一个团队都要成长,不能停下来。我们交流过的创始人非常多,性格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很安静,有的人特别能说,但成功者往往能通过一种力量,来凝聚其他很强的人,这种力量的来源往往是信念,他们坚信自己做的事情,能够取得长远发展和创新,并且能影响世界。
从宏观环境来说,最近我也拜访了全球很多国家的国际投资者,包括欧洲和中东,他们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的经济体量毕竟摆在这里,是全球增长最可见的一个市场,很难完全忽视。
从经纬自身而言,我们坚信技术创新这个大方向里,会出现很多机会。五年前,消费和移动互联网主题的投资有一半多,但从2020年来看,硬科技、新能源产业链、智能制造、大医疗、数字经济等领域,已经超过80%,如今基本是100%。
“投硬科技”不仅仅是口号或是扎堆看几个热门项目,它要求更系统、更底层的转变。
技术创新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和以前的移动互联网有很大不同,无论是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技术迭代路径,还是与之相配合的创始人人脉圈子、基金自身的组织结构、工作流程,都需要迭代。
在很多交流中,我发现各行各业的创始人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一件事情的强烈热爱,和对未来愿景的强烈使命感。
我想把其中的一些思考整理下来,以期在未来,能与更多新老朋友们交流、探讨。
一、在欧洲、中东出差时的见闻
最近我也拜访了全球很多国家的国际投资者,包括欧洲和中东,他们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的经济体量毕竟摆在这里,是全球增长最可见的一个市场,很难完全忽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曾经在一次演讲中,特别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变化。在1980~1990年这段时间,国际贸易中有70%是成品贸易,那时贸易的主流是将一个国家做出来的产品,卖到另一个国家。
但之后这一比例反转了,到了2010年,成品贸易量跌到了40%,而60%是中间品,是零部件、原材料中间品等等。到了2018年,70%以上都是零部件、原材料中间品了。
如今,每生产一件产品,都会涉及到成百上千个零部件,往往在几十个国家中生产,飞机、光刻机都是如此。
制造业的重要指标,已不再是某个企业的规模,而是产业链能否聚集、能否吃到价值链中更高的环节。
然后从国家、地区的角度,把整个产业链聚集在一起,这里面会是几千家企业,谁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世界制造业的龙头。
另一个欧洲、中东投资者讨论比较多的话题是,中国在疫情管控放开后,是否会迎来类似当年西班牙流感之后的经济繁荣?
从历史来看,人们在疫情之后似乎不那么热衷于平淡的生活,有些人甚至愿意冒险。1948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919年开始,美国初创企业的数量激增,企业家们寻求填补市场空白。IMF的一篇论文认为,包括埃博拉和SARS病毒,加速了机器人和自动化的渗透率,刚刚度过了西班牙流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20年代,也正是美国快速自动化的时代。
如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官宣新冠“退场”,五一假期的旅游收入也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水平(虽然存在“口红效应”)。参考西班牙流感之后“咆哮的二十年”,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动力还是来自科技,内燃机、电力、汽车、飞机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在这时汇聚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技术革命,也带来了经济繁荣。
恢复信心与投资技术创新,无疑是今年的头等大事。
二、以实业的心态做投资
很多实体产业,都有非常明确的周期性,这是产业本身的规律。如果在周期的高点才入局,那必然会面临未来几年的沉寂;如果在低谷入局,入局难、需要耐心,但会迎来收获。不因低谷而失措,也不因高峰而忘形。
动力电池就具有非常典型的周期性。我们在2018年投资了电池正极材料龙头容百科技,之后也陆续布局了和润达、易鸿智能、碳语新材料等等,以及储能电池海辰储能。但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动力电池的行业周期。在2014、2015年是一波上行周期,那时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处于早期的快速发展,但也过于依赖政策补贴,社会上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到了2016年左右,国家开始审查骗补,行业里的一些问题暴露。
度过了这段低谷,又是一波上行周期,到了2018年处于阶段性顶点。然后到2019年,国家补贴退坡的速度超过了大家的预期,但那时不少电池厂还很难实现自我盈利,没了补贴难以为继,于是在2019年又进入下行期。并且叠加2020年疫情到来,大家都少出行,不怎么买车了,于是又进入了一年半的低谷,最惨的时候应该是2019年底、2020年初,那时候蔚来上市后股价跌到底点。
但从2020年四季度开始,市场高速反弹,当时中国疫情控制比较好,这一年半在快速扩产,这期间也是二级市场的盛宴,多数新能源公司的市值都在飙升。
到了2022年下半年,产能过剩的迹象又开始出现。我们的判断是,到2024年动力电池会出现明显产能过剩,在今年初,一些电池主材就已经出现了过剩。当然,储能电池的快速发展,会分担一部分过剩的压力,因为很多材料是共用的。
在这些周期的起起落落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企业家怎么规划自己的扩产周期、怎么设计预算,不能完全跟着短周期走,而且也很难跟上。而是要能穿透短周期,去看到更远的目标和路径。
对于投资人来说,我们也一样需要穿透周期的迷雾。无论是投资还是投后,我们其实很容易陷入困惑和焦虑,但这些情绪都来自于不够坚定。
坚定的底气来自于你对未来的认知和预判,投资于实业,有实业的心态很重要。
三、赛道切换是在今天为未来做决定
在投资行业,切换赛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需要完全颠覆很多以前的思考方式。以前美元型的TMT投资,是典型的网状结构,一家网约车平台和一家电商平台,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创业者之间也都处在同一个圈子。
但在硬科技时代,大部分是垂直的条状结构,每一条赛道你都需要去建立人脉,而这些人脉之间几乎是不相通的。一位投光伏的投资人,可能对动力电池不那么懂;一位投人工智能的投资人,可能对合成生物学没有感觉,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重新建立认知和人脉。
这时候,产业链高地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比TMT时代重要得多。“产业链高地”意味着产业链的节点资源和认知能力,因为财务投资人最重要的护城河,就是要更早地发现机会、承担更大的风险,我们需要抢在产投和国资之前发现好公司,也就是“投早、投小”。
所以先梳理清楚产业链,在一个行业投资布局3~4个节点公司,基于这些节点再去延展,让被投公司之间形成协同,这一点如今至关重要。
哪怕是在前沿领域,形成生态也一样重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OpenAI。在GPT-1和GPT-2时,OpenAI都败给了Google的Bert,但OpenAI没有放弃,继续坚持迭代GPT,最终在GPT-3上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都盛赞OpenAI的决心与信仰,但在这些之外,背后也得益于整个AI社区对大模型的持续研究分析,来证明大量的训练投入是有意义的。
四、以“技术乐观主义”拥抱下一个周期
“投早、投小”所面对的风险并不低。比如5位教授,都是很牛的人,分别代表5条技术路线,但最终可能只有1条路线能占市场主流,另1条处于第二梯队,其他会默默无闻。谁能走到最后,在早期是很难判断的。而且技术创新类项目的难点在于,相比于移动互联网项目在融资后,一般还能快速增长一段时间,能坚持几轮融资。但不少技术创新的早期项目,如果研发失败或是产品路线走错了,得不到客户验证,就会直接归零,连下一轮融资都走不到。
所以对于这种“5位教授5种技术路线”的难题,一种办法是赌人,在整个行业的早期,估值还比较低的时候,从5位中寻找2位去投;另一种方法是先等等,到B、C轮再去判断技术方向,以及公司的市场空间,但确定性更高也意味着回报的大幅下降。
硬科技领域还有一个典型现象是,一项技术可能只应用于某个细分赛道,市场空间都算上也就在100亿量级,而估值却可能在小几十亿量级,除非投的特别早,不然很难有回报。
这时候更前瞻的认知与信念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一种成功的可能性是,这项技术现在的应用范围很小,但未来可能会通过一些关键性能指标的改善,或是成本大幅下降,然后突破原来的天花板。这种突破的案例在技术领域也有不少,比如动力电池中电解液所用到的一项材料“双氟”(双氟磺酰亚胺锂,LiFSI),原来是作为一种电解液添加剂。
如果只做电解添加剂,它的天花板是非常有限的。但随着双氟在添加剂中应用得越来越广泛,扩产得很快,随之成本快速下滑。人们开始发现,双氟其实可以替代掉原来电解液中的主材六氟磷酸锂,于是就从电池辅材变成了主材,一下子天花板就打开了,市场空间变成了千亿级。需要小心的是泡沫,比如估值起来了,但业务还没起来,这是在很多风口赛道的FOMO状态下,最容易出现的危险。
而在一些更前沿的方向,比如最近大火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很多新技术在初始时,都是主题投资的状态,竞争格局还几乎没有形成,赛道里的公司都透露着一种“朦胧美”,核心玩家都透露出最终做成的可能。
我们看美国市场,几年前对AI大模型的投资就透露出这种“朦胧美”,但投资窗口期在去年底基本结束,目前整个市场都在加速探索应用落地,学院派不断推出更低成本调用和部署的方案,科技巨头们在快速整合自有产品,推进通用人工智能的“涌现”。并且随着大模型多模态能力的进一步加强,更多新颖的产品定义成为可能,尤其是更多ToC产品会逐步进入大家的视野。
AI领域迭代太快,新论文如雨后春笋,我也需要不断重新快速学习,才能试图跟上AI迭代的步伐。我也会找很多圈内人士来交流,包括核心高校科研实验室的学院派、完整经历TMT大潮的大厂核心骨干、技术背景的聪明年轻人,他们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创始人画像。
每一波新技术浪潮的到来,我们都可能经历FOMO(害怕错过)的过程,这时候要争取做到“不要高估2~3年内的变化,但不低估5~10年内的变革”。
这样的风险投资过程,其实是在拓展边界,就像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在《风险投资史》中所说的那样,大胆的创新者在更大胆的风险投资人的激励下,能够开辟满足人类愿望的最佳途径。
五、基金生存与发展的边界在变化,内部的工作流程也需要改变
技术赛道对硬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基金的决策者也不可能去把每一个技术细节都弄懂,才去做投资决策,那一定会在时机上落后。
所以这要求基金改变内部的工作流程,以前TMT时代流程尽量短平快,但现在要变得更系统。
比如我们在内部,开始要求投资团队在项目立项前,填一个细化的表格,把部分工作量化,把纯技术层面的判断前置。
这些指标包括,有没有对创始团队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调研;访谈了多少公司的员工、离职员工;访谈了多少上下游的厂商,都涉及哪些环节;访谈了多少政策方面的专家、学术方面的教授……这些都需要量化,要在投决会之前就尽量减少盲点,再配合FDD,减少投决会上对细节的讨论,而聚焦在方向性和对团队的判断上。
六、抓主要矛盾
在早期投资的最终决策上,也就是拍板的那一刹那,考虑哪些因素,往往是一个很考验经验和感觉的过程。
有时候掌握的信息越多,发现的细节问题越多,反而会阻碍投资。公司在早期往往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也许我们收集来了对公司和行业的几百个信息点,但真正决定公司能否发展好的因素,在早期阶段可能只有几个。
在投资上,我们以前也犯过错误,就是在最终决策时,考虑了过多的细节问题,而错过了投资的最佳时机。在硬科技领域尤其如此,我们要把对技术、行业的细节信息判断下放,这个过程要自下而上;但把主要矛盾、对真正结构性变化的判断,放在自上而下。这也是我们去年,迭代了工作流程的原因,要让整个判断机制更加灵活。
包括选择退出时机也是如此。从最终回报来看,对实业的投资,其实并不比移动互联网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动力电池,复盘来看,当年很多人投资了电池,但因为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以及当初很多公司都依赖于政府补贴,但政策的补贴方向经常变,导致有些厂商在不同技术路线中反复横跳,最终一事无成。
很多人投了电池,但最终投中宁德时代的,少之又少。而投中宁德时代的,比如在800亿左右估值时投的,可能在上市解禁后,2000亿左右就卖掉了,简单算是赚了2.5倍。很少有人能想到它最终能成为一个接近万亿规模市值的公司,按万亿算那就是12.5倍的回报。
这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实体产业的很多案例,都呈现了这样的过程,核心还是能不能抓住最重要的矛盾。
七、差点被浪费的天才
前面说了这么多“术”的事情,在结尾我想说说“道”层面的事情。在风险投资行业工作了二十三年,时常有朋友会问我们,“你们在做投资时,到底在投资什么?”
我往往会用数学史上的一个故事来回答,这个故事在很多书和电影里都出现过,比如彼得·戴曼迪斯和史蒂芬·科特勒合著的《未来呼啸而来》,还有一部电影《知无涯者》(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也讲述了他的故事。
数学家拉马努金1887年出生在印度马德拉斯,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父亲是一家纱丽店的店员,纱丽是一种传统印度女性服饰。拉马努金在大学里除了数学,每门课都不及格,即便是他的数学教授也无法理解他的作业。他很快就退学了,并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最后在绝望中,拉马努金提笔给英国数学家G. H. 哈代写了一封信。
信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尊敬的先生,我是马德拉斯港口信托公司会计部的一个职员,年薪20英镑。”然后,这封信给出了整整9页的数学公式,包括120个不同的结果,涉及数论、无穷级数、连分式和广义积分等多个领域。“我很穷,如果您认为我写的这些东西有价值的话,我希望我的理论能够发表出来……”
哈代想搞清楚这是不是一个玩笑,但没过多久,这些数学公式就让他和同事们明白,这不是一个玩笑。
后来哈代把拉马努金带到了剑桥大学。5年后,拉马努金被选入英国皇家学会,成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皇家学会成员之一。他贡献了超过3900个数学公式,为许多长期以来被认定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还对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和物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个故事其实完美契合了风险投资。我们遇见的很多创始人,他们都没有背景、没有资源,但是有无比聪明的头脑、强大的热爱与使命感,他们看到了未来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并且有充足的决心去实现它。
《未来呼啸而来》书中还提到一个观点,直到最近大多数天才其实都是被浪费掉的。即便你生来就拥有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即便你确实获得了足够的教育来释放你的天赋,但要让这种天赋得到认可,并能够利用它来成就一番事业,也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而我们的工作就是最早、最快地去发现这些“金子”,然后尽力弥补他们走向最终成功的一切短板,让他们把自己的长处能发挥到极致,成为一位忠心的“陪跑者”。
风险投资工作最核心的价值一直都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在把最重要的资源,调配到最有价值和潜力的地方,去创造社会流动性,以实现更高的社会效率和公平。
在过去20年里,风险投资行业得益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红利,但在下一个周期,我们将从低端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冲击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掌握更加尖端的核心技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投中网 (ID:China-Venture),作者:徐传陞,编辑:董力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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