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看见弱者的精英视角，停止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梅珍里，编辑：程迟，题图来自：《垫底辣妹》
工厂女工、非遗传承人、人群中的少数团体……社会科学学科的田野调查往往聚焦具有特质的特定群体。
近日，一名北京市海淀区的国际高中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希望找到一些职高女生进行coffee chat，“在聊天过程中倾听职高学生的真实生活经历，并且根据聊天的内容形成口述史。”
没过很久，便有人指出，这名国际生举办这次聊天局的真实目的其实是为自己的课余作业收集素材，将职高女生的故事写成社会调研，用于申请海外大学学位。
人们质疑原本应该关怀、平视研究对象的社科田野研究，在功利的驱使下成了基于教育的特权上的一次失败的“看见”。
精英中学的学生不自知地以俯视的态度去开展田野调查时，应该反思的或许不只是那些学生，还应该反思这样一种风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一、特权的精英教育，能否看见众生？
几乎每所学校都会教学生“人人平等”这句话。
但我们很难忽视教育本身的不平等。中产阶层能够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在别的孩子上补习班、拼命做习题时，中产阶层的孩子似乎已经进入另一个不必过于在乎分数的世界。
他们在学习马术、射箭和插花。当大部分学生疯狂刷着《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准备走那条独木桥时，他们可以拥有另一些选择。
一些人能够获得QS100学校学位，除了个人的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和个体继承的资本有关。
《龙樱》剧照。
人们倾向于简单地认为，“一个学生如果没有考上好大学，就是因为他没有认真读书”“他考上了好大学，都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就像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写的，“人们都倾向于把自己周围的社会组织形式看做是合理的。身份、特权和其他类似的社会酬劳，都是人们通过所谓的努力‘挣得的’。”
《不平等的童年》
[美]安妮特·拉鲁 著，宋爽 / 张旭 译
培文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6
这里的社会酬劳不仅指金钱财产含义的资本，更是一种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现在的人文社科教育形成了一种讽刺的语境——中产的素质教育让学生意识到人文关怀的重要性，选择人文学科的学生往往家境相对较好，而人文学科的焦点又时常聚焦社会的角落。
结果变成了，一群家境优渥的社科学人，研究着底层群体。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行，只是很多时候，在成长环境中形成的阶层视角确实难以破除。
当一名北京海淀区的国际学校学生想要通过coffee chat来和职高女生聊天，并意图将聊天内容整理成文，这更像是想打造自己的作品，让申请文书里有一部分能够显示“我很有社会责任感”“我很有人文关怀”的履历和亮点，重点或许是他们自己的未来，而非真正对底层的关怀。
《黑暗荣耀》剧照。
职高里的女孩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不是人们的焦点，现在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一个田野调查里的点缀、调查里的创作灵感，让已经享有了富足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中产家庭孩子走向更高的阶层。
社交媒体上的另外一种声音称，对这件事的批评暗示了现在有钱有势变成了一种道德的原罪，是对动机纯粹性的过分苛责。但我们或许可以说，真正对底层的关怀，并且试图改变调查对象境遇的田野研究，绝不会给人以“俯视”之感。
二、关心研究对象，还是关心研究材料？
显然，相比亲身深入和体验职业高中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花几十块钱请职高女生在咖啡厅里吹着冷气、听她们讲述故事的这种方式更加方便。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真的能够了解和触及职业高中女性学生的真实生活状况吗？
哪怕仅从学术伦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并不可取。在学术研究当中，研究者应明确告知受访者研究目的，从而保证受访者的知情权，在此基础上，征求受访者同意，才是遵循研究伦理的做法。
但是，在这个事件中，学术研究伦理问题已经后置到比较次要的议题，甚至所有对这名高中生做法的批评都是苛责。
因为处在高中生的这个年龄阶段，其学术伦理仍是教师教导的内容，而其思维方式则是长久以来社会惯习和家庭教育的产物。也就是说，不能视之为她一个人的错误。
而将视野放到社科领域，会发现近些年不少学术研究和非虚构作品，都比较偏爱一些边缘群体。对这些群体的研究，可以弥补传播和研究的空白，使这些群体“被看见”。
但需要警惕的是，不乏部分写作者带着猎奇的视角去挖掘和利用这些受访群体，似乎书写的对象越小众，越能体现其人文关怀，在这过程中，基础的理解和尊重反而被漠视了。
《龙樱》剧照。
“何志森mapping工作坊”在今年4月发文回顾了一次“失败”的工作坊。在“看见最初500米”第二期工作坊田野过程中，研究者将展览现场的保安作为了观察对象。
工作坊结束得并不愉快：保安认为工作坊的成员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就分享他们的素材，在工作群里继续质问成员为什么要用“某某保安”来称呼他们，“对我们把他们的故事变成自己作品的素材和灵感来源这些自私的行为感到非常失望，因此决定退群，不再参与这个活动了”。
同样是“看见”，观察者的适时隐去自身能很大程度上抹去处境的差异。由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制作、主持解说的纪录片《工作：我们每天都在忙什么》（Working: What We Do All Day）分别对低薪、中产、富豪和超级富豪四个阶层的群体进行访谈，试图探讨一系列关于工作的问题。
《工作：我们每天都在忙什么》（Working: What We Do All Day）海报。
这部纪录片的主题充满了阶层的冲突性，甚至作为主持解说的奥巴马本人和低薪阶层也有着明显的区隔，但这部纪录片并未给人以精英俯瞰的不适感。
原因便在于奥巴马很少出现，更多只是旁白和解说的角色，并且片中通过给予同等的视角与发声机会，肯定了其他人实实在在存在的痛苦。
学者们常说，要看见附近，当与真正的“附近”面对面时，过强的目的性和侵入性，甚至是怜悯等带有上位者俯视色彩的情感，都难以逃过将人们当作创作素材来看的路数。
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去了解、关心你的研究对象，还是关心一则研究材料？爱的究竟是抽象的概念，还是具体的人？这或许是人文社科研究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梅珍里，编辑：程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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