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私家车，承载了中产生活的太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刘晗，题图来自：《驾驶我的车》，原文标题：《作为中产符号的私家车》
电影《勇闯夺命岛》中尼古拉斯·凯奇和肖恩·康纳利分别驾着法拉利、悍马在旧金山街头你追我赶一路狂奔，《谍影重重》里马特·达蒙把宝马minicooper两厢敞篷玩成了赛车范儿，特别是他和追杀者飙车的经典桥段惊险刺激，换挡、漂移让人拍案叫绝，给这款娇小时尚的手动挡做了花式软广。
而今，国人对私家车的期待从银幕电影落地眼前红利。在改革开放短短十年里，中国从自行车王国一跃成为与美国、日本同日而语的汽车大国，随之而来的是大范围基础设施和路网建设。尤其是千禧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私家车呈井喷式增长，汽车市场日渐繁荣，与此同时也带来诸多弊端。
《驶向现代性》的作者张珺教授历时十余年，以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式，深入珠三角地区展开田野调查，作者在此过程中驻扎封闭式小区、汽车经销店，采访各阶层人士收集一手数据，探究社会、技术交融下诞生的机动车体制（auto motive regime），以此洞察私家车赋予当代中产阶级的现实意义。
在社会变革与转型的背景下，中产阶级迅速崛起，逐年看涨的购买力推动了汽车相关的消费从奢侈品转向必需品。轿车作为现代工业的集大成体现，反过来重塑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身份认同、消费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标配。
作为视觉符号的私家车
20世纪80年代之前，汽车在一些地方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中国制造的“红旗”，苏联产的“吉姆”以及“华沙”皆是政治地位的象征。直到上个世纪末，轿车仍被视为暴发户的标志，这些车主大多响应了“先富起来”的号召，将短时间积累的财富投到置办私家车上，以这种显而易见的方式迅速提升社会地位。
文化研究学者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对于非裔美国人对私家车的观点，与当下国人拥有私家车上的初衷有着异曲同工，非裔美国人经历过一个特殊的阶段，虽然物质匮乏，但在买车上出手阔气，在人前炫富上绝不输给他人，招摇过市好不快活。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产业链，汽车产业也打开了全新局面，盘活濒临倒闭的工厂，也激发出了产业之间的互动，“在中国，汽车工业成为支柱产业，数十亿美元被投资于道路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政府与汽车产业的关系用唇齿相依来形容也不为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汽车业“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遭遇重创，危在旦夕，经过政府扶持、企业自救逐渐复苏。
纵观全球，自二战以降，私家车就成了“美式自由”的代名词，也成了普通民众放飞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以此来对抗现实中的不平等。私家车之于车主来说，不只局限于代步工具，对律师这样社交圈人脉广泛的职场人来说，轿车无疑意味着生产力。
在选择多元化的今天，汽车与车主身份之间的刻板印象日益加深，持续发酵。汽车也给车主打上了很多“标签”，开宝马的基本是小企业老板之类的暴发户，开奔驰的大概率是有钱的大老板，白领钟情凯迪拉克，码农偏爱雷克萨斯，新贵以玛莎拉蒂炫富，政府官员看重品质，所以首选奥迪……这种心照不宣的看车识人，从对车主身份的猜测升级到对其私生活、人格的臆想，批量制造了很多和车有关的段子。
不得不承认，公路的社会等级景观即是个人成就的外显，人际攀比的压力也潜伏其间。比起私密性很强、深藏不露的家宅，私家车的流动性确实在展现经济实力上更胜一筹。
堵在路上的中产，或是一种隐喻
汽车时代俨然翻开了城市景观的新篇章，高架桥、高速路、城际公路平地而起，即便如此也难以纾解车辆数目猛增造成的拥堵，堵车已然是都市生活的主旋律，早晚高峰主干道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国家限量发放新牌照，发展电动汽车替代燃油车，高峰时段区域限行尾号轮换等诸多举措也难以缓解交通压力。曾经梦寐以求的自由出行，结果只配困在路上。特别是节假日期间“不限号”，更让“史诗级拥堵”随处可见。
车主在途中超长驾驶难免过度疲劳，燃起无处发泄的怒火，引发“路怒症”，轻则惹来吵架一场，重则丧命车轮之下。电影《疯狂的石头》里BMW“别摸我”双关影射宝马车主驾车碾压行人和人身攻击，斯皮尔伯格的作品《飞轮喋血》里，销售员戴维·曼与油罐车司机在空旷的洲际公路上不断超车，后者杀气腾腾，一路欲置小汽车于死地，最后被戴维用空车引下悬崖车毁人亡。
以上种种烦躁不安情绪失控并非空穴来风，开车上路，耗不起堵车时间；找停车位，东转西转又伤透脑筋。买车容易，养车难，保险、路桥费、停车费、油费、保养费以及罚单等其他开支一年到头价格不菲。潜在的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带来的消费陷阱亦令车主难以招架。好在中产有车一族虽然忍受着大多数人的烦恼，但他们却有能力将这些尴尬最小化。
从职场新人到中坚力量，中产阶级在成长中实现了人生的超越。面对急剧变化的大环境，城乡差异的缩小，社会结构重新洗牌，职业发展多元化，仅从出身背景和资产水平界定中产阶级，或将其大而化之定义为社会精英显然有失偏颇，这是市场经济时代留下的难解之谜。
长久以来，中产阶级对自己身份认同甚不明朗，只得以理性、品位、素质等各种软实力维度与暴发户等都市新贵划清界限。在职场身经百战的他们，有着丰富的情绪管理经验，注重驾车礼仪，在行车途中尽显绅士风度。
在购车上，中产阶级既买贵的，更要买对的，给大众留下“消费欲难以满足、对标西方生活水平”的印象。随着原始财富的积累，他们的购车品质也逐层升级，从奇瑞QQ这样的袖珍小车到凯美瑞等中档轿车，再到玛莎拉蒂、劳斯莱斯等豪华轿车，甚至一人拥有多辆车以适应多个场景。在选车偏好上，欧版车、日系车各有千秋，前者的质量和安全系数更为可靠，后者则更省油。
然而大众对汽车安全系数的认知和实操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中产阶级力求获取多渠道信息尽力规避这些问题，酒后找代驾、安置行车定位仪等高科技产品、为孩子准备儿童座椅……总之提升汽车的附加性能以排除一切预知的不安全隐患。
有车一族提升了自由度，拓展了社交人脉，同时也牵扯出一系列与车相关的意难平。社区因停车位不足，常常引发种种争议与纠纷，虽有新的物权法，但业主们在维权上仍深感无力，卑微到要通过社交账号大声疾呼。个人运筹帷幄精心排布，总会被时代难以捉摸的节奏打乱阵脚。
在汽车时代，大众对私家车的需求和配套设施不匹配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还源于买车需求势不可挡，“居民、居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在相互较量时不断地灵活利用话语权和国家权威。耐人寻味的是，最终挑战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的权力并迫使他们谈判和妥协的，是轿车销量不可阻挡的增长。”
就算没有停车的困扰，买了车总要养护，车主打交道最多的当属4S店，只要买了车就难免要协商谈判，争取合理化诉求。好在中产阶级早已练就不败之身且习以为常，再多纷扰也无法阻挡他们前行的步伐。中产阶级所热衷的话题之一就是和同好一起，就各款轿车的工艺设计、性价比等展开激烈讨论，可见恨之切，爱之深。
走在路上的中产，行驶速度和成本上拼不过地铁通勤，社会阶层中高不成低不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对长辈的服从、对晚辈的妥协、对伴侣的迁就，让他们不断在个人欲望和家庭需求之间做出选择。汽车作为联结日常碎片化生活的中介和纽带，在重新规划时空格局、维系家庭情感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为车主，就意味着受累一人、解放全家，过度内耗不言而喻。他们享受着私家车带来的便捷和自由，同时也被它绑架，徒留疲惫肉身。如此变相劳动，车反而成了负累。有车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是用一个问题替代了另一个问题。
回过头再来品品电视剧《广告狂人》里有这样一句话“幸福是一辆新车的味道，那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它是路边的广告牌，呐喊着保证你可以为所欲为”，这句话像是一句暗藏玄机的谶语，拥有后才深知，自由也要付出代价。
驶向现代性途中的关卡
出生于上世纪60~80年代工农家庭的中产阶级，他们和父母辈共同经历过苦难岁月，在接受了高等教育，开启职业生涯之后，从故乡流向了城市，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实现阶级晋升的同时，也成为家族中第一代有车的人。初入职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为求职增加砝码去考了驾照，从此车子、房子、孩子就成了个人三大理想标的。
已过而立之年并成长为家里的经济支柱后，私家车的规格往往是随着家庭建设的实际情况而改观的，如果说第二辆车选小型两厢车是为了彰显个人气质，那么选三厢车的车主纯属为了家庭成员考虑，尤其是在下一代诞生的节点换车。
车主要考虑到孕妇、孩子以及体弱多病的父母乘坐公共交通时的种种不便以及急刹车带来的危险，有车就一切不在话下，接送孩子上下学，带家人就医游玩，外出吃饭购物，他们无条件服从家人调遣，承担起甜蜜的负担，立起平行于职场的独当一面的人设。父辈在驾驶上的短板，正是中产阶级践行中国式孝道的契机，从辈分主导的等级权威转为代际之间的同乐互惠，赋予新时代家庭价值观全新意义。
驶向现代性途中的传统复归，不止体现在家庭观念，还有对车牌“靓号”的偏执追求上，二手车甚至会因拍卖“靓号”叫出高价。中国古代吉时吉日的传统延续至今，数字寓意着避讳禁忌，稍不留神就会踩雷，招致麻烦。特别是近年来占星等西方文化的传播，也是“靓号”走红的流量密码。从标准化到个性化，与众不同的号码满足了车主的虚荣心——获取有限资源以此证明自己是特权；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折射出个人对数字的趣味，也和旧时民间迷信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统观念也渗透在行车偏好上，车友会为当代人际交往的舒适区做出了全新探索。小团体规划路线行程，相约驾车前往目的地，“有组织的自驾”这一听上去自相矛盾的活动形式，事实上是基于“和而不同”的相处模式而展开的。大家各开各车，空间上有所区隔，同时又以通讯工具保持着社群之间的互动和协作，保持距离且为彼此留出私人空间，有助于强化情感联结。若有不属于队伍的他者介入，则可能发生冲突。
行程中紧跟开道的车会形成一个长长的列队，这种集体驾驶行为从美国哈雷戴维森车队到日本暴走族（Sato）都充斥着工人阶级对中产的蔑视，而在中国却是中产所热衷的，究其原因在于与生俱来对传统秩序美学的迷恋和驯化，“保持队形”不过体验了一把特权的自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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