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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陷入宏大叙事？一份来自社会学者的写作指南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3-04-18 22:56

本文将载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2期，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原文标题：《严飞｜把“人”找回来——回归生命基调的社会学深层叙事｜“为世界进文明”——探索与争鸣创刊400期青年学人专刊⑦》，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作为一种写作姿态的深层叙事的出场

近年来，在社会学“叙事转向”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非虚构写作，并在学科跨界的交流和写作实践中碰撞出大量的火花，形成了丰富的跨界讨论。讨论者深刻认识到，作为一种崭新的写作姿态，非虚构写作更加需要映照出时代的关切，并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描摹当代社会的变迁，从而形成丰富的多维度叙事。

这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一种叙事形式，是深层故事。所谓深层故事，按照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的说法，“是个‘感觉彷佛’的故事——这是一个情感讲述的故事，以象征为语言。它无关看法，无关事实。它告诉我们对事情的感受如何”。社会学家都是说故事者，在既有的叙事线中，持续不断地拼接细节和延展范围，通过复杂性的事件建构实现对社会现象的结构性洞察。

然而，在结构之外，霍克希尔德也提醒我们，还需关注当事人的主观视角，呈现当事人的感觉与体验，通过他们在生活中的希望、恐惧、骄傲、耻辱、愤恨和焦虑，进而理解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一个有张力的故事，需要在小径分岔的叙事路径里创造出非期然的故事景观，用细节、表义和隐喻等语言形式将研究对象具象化，从而凸显被宏大的结构性叙事所遮蔽与淹没的个体，以及他们厚重的生命体验。

深层故事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社会学日益重视日常生活和个体经验叙事下的一种回归。社会学常常喜欢将结构性动力当作研究的首要任务，在以结构为导向的宏大叙事里，研究者更加关注由历史动因与政治结构所主导的叙事感，常常在恢宏的议题下将个体的情感、经验等放置于研究视野的边缘位置，或将其作为大叙事的零部件。

与宏大叙事相对应，关注个体的经验叙事，可以避免活生生的个体经历陷入庞大的叙事和结构，同时避免他人的认知落入异己化的看法或者墨守成规的印象之中。诚如波德莱尔所言，“......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快乐”。

换言之，人类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真实的个体生活世界，它直观、具体、琐碎，是人类社会最质朴、也是最不可替代的面貌。在个体经验叙事层面，尤以情感社会学和生命历程研究为代表。情感社会学试图通过对“情感人”的社会学透视来探索人的情感模式：“七情六欲的展现和满足，跌宕起伏的悲欢离合，人就是由此类情感交汇而成。生活就是情感体验之流，生活的意义就在这个过程......”

在情感社会学看来，人的最终归属是回归情本体，而情本体的确立，又依托于社会力量在人的经历与实践中的镌刻，因为情感并不来源于纯生物的身体变化，而是可以被塑造和修改的。生命历程研究则通过追溯个体的生命传记以揭示社会和历史进程的丰富性：“以生命历程最为关心的生命故事中的细节为基础，通过近距离和整体性的观察，拓展质性取向在生命历程研究中的独特优势。”

两种研究取向都在理论层面揭示了社会学研究可以做到对个案生命细节的关注和个体本真性的情感披露，但稍显遗憾的是，目前尚缺乏实践层面的操作性探讨，到底如何在写作中引导文本—作者—读者三维的情感通连？又该如何选取生命故事的何种细节片段以激起读者的共鸣？简言之，在个体的经验叙事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更好地让我们的写作回到人本身？

据此，本文提出一种回归生命基调的社会学深层叙事，通过回到文本的刺点，回到情感的通点，回到道德的原点，渲染人物个体在特定情境特定时间的瞬时体验，将读者的目光从宏大事件导引向情感感受，以激发读者的理解与想象，“让人们更能激荡出感动的涟漪，感到惊艳不已”。

回到文本的刺点

以生命基调为内核的深层叙事，写作者自然希望所描绘的故事可以直抵人的心灵深处，引起深度的共鸣，无论这一共鸣是拍案叫绝，抑或是流连忘返。这种具有极大爆破力的酣畅淋漓，即是“刺点”。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在其最后一部作品《明室：摄影纵横谈》中，提出了摄影图像的“意趣”与“刺点”这一对重要概念。“意趣”是影像所展现出的一种知面性的直观布局，而“刺点”就如同针尖刺进皮肤时的刺痛感一样，“像一支箭似地把我射穿了”，是影像真正触动观者心灵、让观者大为震动的内核所在。

“刺点”可以是影像中的一处细节，也可以是一组局部的透视，在视觉冲击的一瞬间，唤醒观者脑海中早已被遗忘的深层记忆。巴特认为，“刺点”潜藏着一种隐喻式的力量，能够带动起观者的共通感，并通过隐喻让影像内涵的意义回环延展，拓展出新的意义群。正如有学者指出，刺点“难以定位、没有标记、无以名之，它尖锐犀利又被压抑钳制，它在无声地呐喊，像一道将发未发的闪电，带有某种潜在的、未知的冲击力”。那么，何种“刺点”能够给人以震惊？为什么这一瞬间的体验有着如此强大的威力？社会学深层叙事可以在两个文本的实践层面进行拓展。

一种是以隐喻作为“刺点”。隐喻通过文本象征性和形象性的表意，可以有效地将难以理解的复杂概念释放出来，让阅读者带入式地感知、体验和想象所描述事物的真实内蕴。例如，霍克希尔德在《故土的陌生人》一书中，以深层故事的形式对于美国当下越来越明显的政治极化现象进行深入调查，以深度挖掘当下美国社会中保守派人士的内心世界。

霍克希尔德笔下的美国保守派，都是一些处在社会中下层的工人、农民、基督徒等，这些人痛恨政府干预，反感福利制度。尽管这些人中的多数居住环境的污染更为严重，但他们却要求政府减少对污染企业的监管，不支持能够改善他们居住环境的政府行为。所以霍克希尔德就从环保问题入手，通过每一位被访者的深层故事去回答这样一个看起来有些矛盾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中看起来需要帮助，而且一直在接受帮助的人，尤其是社会底层，会反感这个帮助他们的环保政策呢？

在书里，霍克希尔德用了一个排队的隐喻，以第二人称“你”的视角，深深切入到美国保守派人士对美国梦破碎的体验。起初，这些保守派们像是排在长长队伍中间，等待着美国梦的实现。他们就像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面描写的那样，有着清教徒一样既勤勉工作、又勤俭节约的道德感，并且坚信自己能够实现这个梦想。然而他们却发现，太多的少数群体开始在这个长队里超过自己，他们虽然身处自己的国家，却无法被这个体系接纳，无法实现梦想，成为了精神上的“陌生人”。

“你耐心地排在一条长队中，宛如朝圣，队伍通往山上。你位于队伍中间，与你站在一起的也是信仰基督教的年长白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其中一些有大学学历，一些没有。一过山顶便是美国梦，这是队中每个人的目标。排在队伍后面的许多人是有色人种，贫穷，有的年轻，有的年长，大部分没有大学学历。你已经等了很久，工作努力，队伍却几乎没有挪动。你理应前进得更快一点。你很耐心，却有些疲惫。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面，尤其是山顶的那些人。”

“......看！你看见有人在你前面插队！你遵守着规则，他们却没有。他们插队，你就像在向后退似的。他们怎么能这样？他们是谁？有些是黑人。由于联邦政府推动的平权行动计划，他们在高等院校入学、实习、就业、福利金、免费午餐方面获得了优待，在人们心中占据了一定的秘密位置。女性、移民、难民、公共部门职员——哪里才是尽头？你的钱从一个自由派的同情滤网中漏了下去，你无法控制，也不赞同。”

这一种以排队和插队作为隐喻的叙事，就构成一个击穿了个体愤怒与哀痛的“刺点”，将读者（特别是有着类似经历的读者）第一时间带入其间，仿佛自己也站在一个长长的队列之中，不仅可以旁观排队者对插队者的愤怒，甚至自己也会成为一个被插队者随时抢占机会的排队者，尽管充满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在一轮又一轮“不公平”的呼喊中，接受残酷的现实。

另一种是以复调作为“刺点”。复调是一个音乐术语，在音乐演奏中存在着两段或两段以上同时呈现的声部，这些声部彼此独立，但又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和声关系。

复调特性的叙事策略意味着开放性与多向感，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文本故事线在同一时间脉络下共同推进，各自独立却又彼此交织，从而刺激阅读者勾连出更多的想象与思考。例如，在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王迪的文章《一个拉丁裔酷儿之死》中，写作者描绘了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一位名叫何塞的中年拉丁裔男性，在纽约疫情最为严重的4月，因为感染了疫情而死在家中，直到2周后邻居报警才被发现的故事。在故事的开篇，王迪写道：

“我的邻居何塞是一个拉丁裔男子。疫情期间，他自己一个人住在我家楼下。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2020年4月1日，一个周三下午的两三点间。我坐在楼门前的台阶上，快要和我在加拿大魁北克的朋友打完电话。彼时的纽约开始隔离已经两周多了。门前的台阶成了我的新圣地，我在奋笔疾书的间隙去那儿透口气。”

如果仅仅只是沿着这一单线进行叙事，读者大体可以猜想到后续的故事脉络，以及作为邻居的写作者，对因为新冠疫情而死去的何塞的质朴情感，乃至对疫情之下性少数群体生活状况的社会学介入式分析。但写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循规蹈矩的文本链中又插入了另一条场景的暗线。作为少数族裔的何塞，习惯刁难租客的房东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上门来找麻烦，想把他从楼里清退出门。尽管因为疫情，纽约市的住房法庭颁布了暂停清退的命令，但是疫情的重压给本以贫穷的何塞带来了更多经济上的冲击，被房东扫地出门似乎变成了一件在所难免的事情，以至于使何塞犹如惊弓之鸟。

“每次听到陌生人进入地下室，他都会发短信问我们是否认识那个人，因为他担心那是房东的狗腿子。过去十年以来，何塞的家人与无孔不入的霉菌周旋，在冷若冰霜的暖气前苦盼，和喜怒无常的电网鏖战。在这栋楼里度过的每一天，何塞都必须竖起耳朵，睁大眼睛。”

这一段转化文本线的技法，自然让人联想起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修·德斯蒙德在《扫地出门》这本书中的类似描述——社会危机之下，深处社会底层的人们在自己的家里被扫地出门。而一旦被驱逐，他们的下一站就变成了收容所、废弃的空屋，甚至只能流落街头，无人问津。在资本的运作机制下，一些人的贫困反而被转化成了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富者越富、贫者越贫，阶层不断向两极分化甚至固化。正如书中提到的一位叫谢伦娜的房东，通过抢占便宜的住房资源再放租给贫困家庭以赚钱高额租金利润之后，自鸣得意地说：“贫民窟是个好地方，那儿是我的金母鸡”。

在另一个时空场景之下，以何塞为代表的社会底层日日处在被扫地出门的恐惧中，而何塞的房东则成为了“愁云惨雾里唯一的获利者”。在故事的结尾，何塞因疫情而死的叙事和资本主义房屋租赁制度对弱势群体压迫的叙事汇聚在一起，奏出了文本的最强音，让阅读者在一段充满鲜活画面感的场景下不禁拍案而起，久久难以平复：

“我的邻居何塞是一个勇敢的酷儿，他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做了所能的一切。为了他自己和像我们这样的邻人，他挺起胸膛，从未退缩。5月29日的晚间，人们聚集在大西洋大道巴克莱中心，当人群高呼着‘谁的街道？我们的街道！’涌向格林堡公园，我在想着你，何塞。受你鼓舞，以你之名，我将战斗不息。”

回到情感的通点

以生命基调为内核的深层叙事，研究者更加关注具象的个体，善于抓住有意义的生活瞬间的碰撞和人们彼此共通的情感，从每一个有名字的人物的深度故事中捕捉生命的颤动——个体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复杂、美丽和悲伤，从而让阅读者直面不同生活经历间的巨大鸿沟，看到彼此在时间、空间和社会属性上的特殊性，继而涌现出更多的情感共鸣和联结。

为什么社会学的深层叙事需要回到情感的通点，塑造情感的联结？情感是联结他者与自我之间的一个有效通道。研究者亦是被情感驱动的，在讲述当事人生命故事特别是那些带有伤痛的记忆时，代入其间的情感体验能够让研究者更真切地体会到他者的伤痛，继而在将心比心的共情中创造出带有生命温度的叙事。

按照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说法，文化是公共性的，是一个社会共享的意义，而非像结构主义或者功能主义理论中的“一种独立自主的、有着自身的力量和目的的超有机体”；田野叙事因此是对具有同理心的阐释，了解这些意义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中构建意义之网。

首先，研究者在田野叙事中要保持一种“温情与敬意”，而非冰冷冷的理性，也即费孝通晚年所提倡的“将心比心”。所谓温情，是要对田野中所遇到的人和事，无论亲近与否，保持一种同情的理解；所谓敬意，是要对田野中所遇到的人和事，无论认同与否，保持一种尊重的态度。研究者需要明确，所研究的对象是和自身一样复杂、鲜活、有血有肉的，充满着喜怒哀乐，因此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同情和理解，并最终实践到语言和形式层面的感性特征上。

反之，如果研究者过分追求“客观中立”，带来的极可能是漠视，也就是布迪厄称为“社会巫术”的现象——用“科学客观”的手段来解释并且合理化存在的不公正，执迷于现存的“结构”而不提供崭新的知识。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里奥·斯莫尔在田野里就区分了两种研究者，分别是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和“勇敢的融入者”。斯莫尔认为，每一个学者都会经历两种“代表”的过程，同时代表被观察到的事物以及研究者自身，研究者本身需要在写作中展现出他们的知识、讲故事的能力、分析和研究的能力，让读者看到立体的“他者”生活。

由此，斯莫尔提倡写作者的“共情”——“共情是一个人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和境况，无关怜悯和悲伤”，而非面对当事人苦痛时依旧强调“价值中立”。怜悯和悲伤是将他人视为他者，并且意在带动读者怜悯他者的方式，富有共情和同理心的写作能带动读者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视角，在共同的情感体验中理解到研究者所关注群体中的个体也是多维的、复杂的，对于事物有着一样矛盾复杂的看法和感受，而非是一个没有主体能动性的装置。

其次，研究者在田野叙事中要创造一种“参与式的情感融入”，重在对人物当下的状态用瞬间性的描写进行情感沟通，从而达至“抒情社会学”的展演效果。“抒情社会学”是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阿伯特提出，在阿伯特看来，研究者需要以参与性的姿态进行情感的融入，而非和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写作时要将参与和融入中的经历和情感重新展现给读者，“希望读者能像他自己看到和感受的那样看到描写的对象”。写作中也不应该对研究对象有他者化的观点，比如讽刺（除非研究对象也同样有这种观点）或评价，尽管这种局外人的姿态会给文本一种客观或者“有科学性”的表象。

在“抒情社会学”的分析框架里，阿伯特着重强调瞬时性/瞬间性：抒情的强烈冲动只在一种特定的意识中闪现，是研究者在某一地点产生的瞬时性的情感和感受，是转瞬即逝的，它不是展示任何过程或者结果，而是描述当下的状态。对瞬间的执着由此成为研究者抒情冲动的核心，因为叙述自此不再痴迷于人物的宏观背景、结构和权力话语，而是着力于事件的过程性冲突、时间的非线性跳跃和个体情境中的感受。

由时间突变生成的强烈情绪将推动研究者让时间变得可感知，并在文本的再现中对其加工改造，创造出一种与经历的时间不同的时间情感——“如果说叙述记录、并且解释发生了什么，抒情作者的目的是向读者抒发他在经历社会中的某个过程或者事件时产生的情感”。

强调情感的共情与抒情的深层叙事，尚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个问题，当事人所感受到的那些情感（例如苦痛与悲伤）的来源，是否真的代表着他们的情感来源？当研究者高度参与社群的生活并不断进行情感的介入，用抒情语言“再现”历史和社会时，他们会改变我们对这些内容的认知与态度吗？

在阿伯特看来，这一点可以用两种对于时间的哲学观点来说明：第一种认为时间有时态（过去、现在、未来），第二种认为时间有连续性。大多数叙事秉持第二种对时间的理解——但这样的叙事忽略了每一个时间点在当时都是“现在”，当时的“未来”也充满了可能性，而正因为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角度，经常会忽略这一点，导致我们所理解的历史中的每一个“现在”都在向着已经发生了的“未来”发展。

抒情的写作应该聚焦“现在”和“这里”，而不是线性时间中联结过去和未来的一个时间点。抒情始终存在对当下正在进行时的执着，研究者往往是通过对个体细微的身体感官变化和悲情、苦痛、孤单等生命经验的细腻描摹，带领读者真切地进入到人物的生命史，感受着个体在历史跌宕流转过程中的行动选择。而每一次选择的背后，又是个体在社会结构的压力下，被磨损掩蔽的社会性裂痕。

这就带出了第二个问题，尽管研究者在写作时有着自己的情感和试图传达的讯息，但是这不足以让其被称为成功的社会学分析，按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家华康德的说法，社会科学的任务应该是“解剖社会中的机制和引导各个群体行动的意义，情境化他们的道德、策略、人生轨迹，并且用这样的方式书写所有群体”，无论是中产白领、性少数群体还是穷人、流浪汉和罪犯。换言之，研究者不仅仅要在情感层面理解这些感受，更应该要解构这些蕴含着痛苦、希望、焦虑的感受从何而来，否则就会失去社会学分析的意义。

事实上，对于带有抒情调性的社会学写作，阿伯特并没有否认分析历史背景、社会力量以及反思写作者主体性的价值，也承认抒情社会学所描述的对象是身处宏大背景中的，两者并不冲突——有抒情表现力的描述亦可以伴随研究者的解释和反思，抒情和解释是为彼此服务。如果强行分开两者，坚持“纯粹主义”，单单强调写作者的主观感受，反而会造成叙事的盲点，使社会学的想象力陷入模糊地带。

因此，在深层叙事的写作中，写作者不仅要关注细节、重复和隐喻等文本形式如何将个体的经验具象化、情感化，同时也要分析时代的结构性背景如何为深层叙事提供灵感。写作者同时亦须明确，最理想的感情是好奇而不是对某种现象进行他者化和妖魔化，富有同情心而不带有偏见，充满思考而不进行审判。毕竟，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批判性地反思、理解与分析问题之所在，这也是社会学深层叙事与文学性叙事之间的重要区别。

回到道德的原点

以生命基调为内核的深层叙事，写作者最终希望呈现的，是一个触动人心的生命故事——细腻、饱满而深邃，因此更加需要明确写作者的立场和欲附载的道德价值，在写作中回到道德的原点，遵循道德的边界。以富有同理心的写作来人性化研究群体，特别是面对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时，研究者有可能依托于自我先验的观念制造出对研究对象的刻板印象，而且这种印象会成为一种来自研究者权威的凝视。

研究者的权威性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无解的话题，因为只要有写作，只要有田野工作，观察者的主观性就必然存在。而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反思研究者本身的地位、权威，让这种研究过程中的“障碍”成为一种有生产力的进一步理解他者的方式。

首先需要明确的，学者的优越感或者权威感不一定来自阶层和社会身份，而是来自对自己“书写者”和“代表者”的身份认知，研究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受访者当作可以从其身上获得知识的工具，而非有着独特的生活史、主观意愿和复杂感情的鲜活个体。

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可能希望加入“想听到的内容”“对研究有帮助的内容”，刻意激发某种“期待的回答”，从而“主导”对话，哪怕使用“阐释”的方法也很难避免这样的倾向性，因此需要研究者时刻反思自己和受访者之间的关系、自身的意图、局限性甚至是偏见。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梁鸿就记录了她如何试图分开内在和表象、自身和社会的关系：

“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事实’的‘虚构性’，所谓‘事实’就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那么，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落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

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你的谈话方向无一不展现你的观念，并试图引导你的谈话对象朝着你的方向思考），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当然，这仍然只是一种努力，因为你必须要进行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升级的材料变成故事......你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

在梁庄的写作中，梁鸿非常清楚自己调查的有效性——留守老人的内心通常无法接受外来者，感情的交融微乎其微，她对村里的人来说已经成了外部世界的人，尽管她小时候在这里长大。同时，城市的生活也改变了她的惯习，在看到儿子和其他孩子在池塘边玩耍的时候，她的本能反应也是制止他，这个小小的瞬间就让她意识到了哪怕梁庄是“她的”群体，不同的生活环境也给她带来了一套来自城市的优越感，这些成为她无法接触到真实的原因。

因此，梁鸿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为“......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的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从这个意义出发，梁鸿是在尝试重新在情感和生活上与他人建立联系，而非抛弃、否认意识形态和社会地位带来的价值判断，作为一个展示者而非定义者来构筑深层叙事。

其次需要注意的，学者的道德困境还来源于研究者实时处于一种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当中，是一个介入了该群体的外来者，而研究者本人永远能从这些关系中获得更多知识和写作素材，也更容易从这些关系和他人的生活中脱身，回到自己原本的生活中。因此，研究者需要对这些问题格外敏感，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对他者造成伤害。

例如，纽约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学者朱迪思·斯泰西发现，研究者在尝试作为朋友参与到被研究者的生活时，“剥削”几乎是必然的。她以个人在田野中的经历举例：她非常重要的一位被访者在田野文章完成前不久过世了，而她感到自己可以算是这场悲剧的“受益者”，因为他的家人参加了悼念会，他的葬礼因此成为了新的“研究机会”，她可以从中得知更多关于这一家人的信息。

另一个例子则来自斯泰西对基督教家庭中女同性恋者的研究。她的受访者希望她不在写作中提及自己的个人成长史。按照一般的伦理标准，她必然需要尊重被研究者的意愿，但这样就会造成她在写作中损失非常有用的信息，也让她无法为该群体发声，继续跟随主流社会让这个群体保持沉默，而这也违背了很多女性主义者的目标。

类似的，黄盈盈在对性工作者的研究中也提醒我们，要“警惕道德政治立场对复杂生活的裹挟”。黄盈盈发现，很多研究作品意在解释“因为什么原因而导致了这个群体的现状”，在访谈中引导受访者使用学者想用来理解和解释的语言，这种研究思路本身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和简单化的叙述，让被研究者成为学者可以包装的对象——“这个群体/这个人因为某些经历才会成为现在的样子”。

事实上，许多受访者已经对这种思路非常熟悉，并且会利用这种思路反驳学者的调查，挑战研究者的常规问题和主流想象。比如黄盈盈的学生采访过的一位变性者文姐，文姐是一位刚刚做完变性手术的被访者，在接受访谈的过程中，她非常积极地回应问题，也在不断思考自己的群体，并且想打破研究者和社会的刻板印象。根据黄盈盈的田野反思，文姐属于强势型被访者，会在访谈过程中直接大声地质疑一些不合理的提问，而这种风格则是在经历了多次被访之后，形成的一种对于研究者对“变性”这一话题常规提问的批判与挑战。

黄盈盈从而提出”另类叙述”的研究范式，找到通常被学术研究和社会群体所忽略的挑战传统想象的故事，比如喜欢实践自己性快乐的老年女性和觉得生活不错，也不谴责同性恋丈夫的同妻。哪怕他们“政治不正确”或者让研究者”感到不太舒服”，他们的存在也不能被忽视。这样的研究更需要研究者深入群体，让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信任，并且愿意表达他们可能不符合主流社会也脱离了少数群体的观点。

华康德则提出了写作中另一种潜在的道德跨界，即刻意制造一种意在颠覆大众印象，把被研究的当事者描绘成与大众既有刻板印象相反的写作姿态。例如，在描绘城市的流浪汉、贫民和工薪阶层时，有一种研究范式倾向于将这些社会边缘群体塑造成“榜样穷人”，哪怕他们在街边摆摊，或者在低薪工厂里工作，他们都有中产阶级的奋斗精神，拥有中产阶级一样的道德水准，希望通过劳动改变生活。

但在他看来，这样的写作有意识地忽视了社会的不平等、国家的资源分配不均，忽视了社会冲突和底层的无可奈何，是把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填充到社会底层身上，将边缘群体简约化为“好的”和“坏的”两极。“好的”就像你和我一样充满道德感和正义感、努力工作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同的仅仅是他们生命中的机会不均等；而“坏的”则自我沉沦、消解人生，在偷和抢的社会越轨行为中成为被管控被治理的目标对象。

对此，华康德明确指出，对一个群体不是指责就是辩护，不是定罪就是道歉，无论站在哪一边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类型的写作，只会进一步固化我们思考学术作品意义时的二元思维。

研究者在写作中需要对道德的边界有一个明确的限定，不是以权威的控制者身份出现，而是要从原生态的话语中展现当事者的主观情感，让叙事自然流淌，尽可能避免将来自精英话语体系的语言习惯、价值判断和历史观带入到写作中。

例如，英国文化人类学者艾华在《底层北京》一书中，就以生活在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居民和他们的家族故事作为主体章节，以居民们的口吻来叙述他们的个人生命史，而作者本人的立场和分析只是出现在中间穿插的章节中，从而真实展现出底层如何在权力结构的束缚中依旧顽强保留着个体的话语和抗争的痕迹。

当然，“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作为对主体的理解和书写依旧远远不够，研究者在进行访谈、写作的过程本身也可能潜移默化影响表述的真实性。

以作家林白的作品《妇女闲聊录》为例，尽管全书展现的是一位叫木珍的农村妇女在闲聊，但写作者可以通过技巧性的诱导来拟定话题、主导对话，访谈的内容会逐渐被推动成写作者想听到的答案。同时，写作者希望这位木珍用农村妇女的口语来表达，但实际这不是木珍最自然的表达方式，进城生活的经历让她在日常用语中夹杂方言、土话和书面语，对“自然表达”的过分追求反而使表达变得不自然，理想化的“自然”和农村妇女形象变成了对作品的包装。最后，在直接、间接叙述的交替中和在方言比例的把握中，作者本人的话语和观点也融入了文本，写作的过程成为了精英话语对底层的渗透，“自我表述”和“表述他者”的界限又一次变得模糊。

与此同时，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同一个受访者受到社会力量、访谈空间、研究者外来身份的影响，自然在讲述中也会出现显著的差别。研究者因此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中对当事人进行全面的观察，而非进行单一化、群像化的记录与转述。

作为一种写作姿态的深层叙事的出场

总而言之，回归生命基调的社会学深层叙事，因为其细腻、丰富、深具感情，重在抓住个体的具象细节，“将生命还给社会”，因此更能刺中读者的心灵，再现真实世界的驳杂与流转，并有助于激发起更为广阔的情感共鸣与公共性思考。

这其中，道德的原点是社会学非虚构写作的基石，写作者首先需要明确自身的道德立场，不断避免站在精英或者官方视角驾驭对话从而得到“想要”的答案，包装出一袭华美的袍。

写作是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在不能淡化写作者的情况下解构写作，并且承认最终的文本并非客观的“真实”。情感的通点则是撬动非虚构写作的杠杆，写作者需要重视事件发生过程中外溢出的情感，当事人的主观情感是被瞬态的行为所塑造，捕捉瞬时性的情感，即是点燃读者感知深处的悲悯和认同，因为“社会中具体的人的所感、所为、所想和所念，是发动社会关联的引擎”。换言之，写作不是为了彰显矛盾，而是为了引起同情，通过深层故事升华读者的情感启蒙，动员读者的情感介入。

最后，文本的刺点是凝练非虚构写作的点睛之笔，写作者通过隐喻、提喻、复调等文本形式，在细节性的冲击下拓展读者想象的边界，甚或是构筑出一个崭新的记忆空间，因其富有无限可能而让人激动不已。

在这一叙事范式下，写作者强调的是“话语”而非“文本”，没有“观察者—被观察者”“主体—客体”的叙述关系，只有来自两种文化体系或者意义体系的个体的对话——写作者求的不是“再现”而是”唤起”，并且通过文本—作者—读者三维的反思，不给予三者中的任何一方中心地位，从而推动他们构建一个文化、一个群体的权威。

这样，看似不完整性其实是一种新的整体主义，因为它承认田野调查和书写必然的不完整性，并且拒绝以写作者的优越感和权威性来填补这种不完整，以达成“科学客观”的表象。这样的不完整性也能成为写作者和读者对自己群体的文化和自己的“主体”进行反思和进一步阐释的工具——特别是涉及中国本土素材的深层叙事，需在中国文化的本土要义和内涵下，抓住生命的痕迹、复现观念和话语的更迭。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抓住中国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这一裂变过程中的历史情境和文化意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