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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下,100个留守老人的日常

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买来摄像头装在老家,隔着屏幕尽孝,维系着与家乡微弱的连结。摄像头里,有日渐衰老的父母和凌晨偷偷溜进院子的野猫。摄像头看不到的地方,是留守老人们更多的期盼、病痛和孤寂。如果父母老得动不了或是生了重病怎么办呢?没人敢细想——毕竟,年轻人回不去家乡了,而父母也不想进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冷杉故事 (ID:fhzkfirstory),作者:高敏,编辑:雪梨王,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摄像头下的影像没那么真切,但还算清晰——12点58分,朱素连坐在屋檐下的阴影里,左手边的木桌上摆着空碗碟。她把剩下的饭粒扒拉到跟前的水泥地上,七八只小鸡崽一股脑扎过来,绕着圈啄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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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里的朱素连

“对我妈来说,鸡才是真实的‘家人’,天天陪着她,也被她照顾。”摄像头另一端,1000多公里外的广州,朱素连的儿子姚华松刚给学生们上完课,吃过午饭。他熟练操纵着App上的摄像头转动角度,以俯瞰的角度望着母亲孤零零的身影。自从给老家装上摄像头后,每天早、中、晚,他都会习惯性地打开手机看看,“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摄像头,不是父母需要”。

这些年,无法陪在父母身边,姚华松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维系着与家人的连结。

镜头下总会有一些让他揪心的细节。最近两年,永远在屋里屋外干活的父亲开始午睡了,走路步伐也比从前慢了——衰老是客观事实,毕竟他已经74岁了。再比如3月13日这天,父亲咳嗽的频率比前一天高了些,71岁的母亲又开始把治疗白内障的“药”塞进眼睛里——朱素连得白内障几年了,这两年,她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方子,说一种植物的籽可以缓解眼痛,于是就在水塘边的田埂上种了这种植物。每天下午将种子一粒粒捻出来,掀开眼皮塞进去,直到黑色的种子变白,再从眼里取出。

这时候,姚华松会通过摄像头喊话,提醒父亲多喝水少抽烟,或者让母亲少看手机。但他也知道,老年白内障很难根治,父亲也很难戒烟,“随他吧,这么大年纪了”。

根据民政部2022年10月数据,我国空巢老年人占比超过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甚至超过70%。姚华松老家湖北黄冈市浠水县“陶家仓”有18户人家。平日在家的不过20人左右,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几个在老家读书的孩子。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们,只能靠着装在院子里的摄像头关注家人的日常。摄像头外,则是留守老人们更多的期盼、病痛和孤寂。

一、“尽孝”

 摄像头在农村不新鲜了。

从浠水县的团陂镇乘摩托车穿过县道、农田和起伏的低矮丘陵,装监控的人家不在少数。村口的小商店、独居老人家门口、养鹅的鱼塘边,甚至院门紧锁的农户都处于“监控区域”。

信号塔建起四五年了。最近两年,在镇上找王欢欣装摄像头的人多了起来,她供职的运营商打了广告,200块办张手机卡,家里就有了宽带,还送个摄像头。仅王欢欣的老家卓家冲村,300多户人家里,有三分之一都装上了摄像头——有人不放心家里老人的身体,有人为了防止鱼塘里的鱼被人私自钓走,也有人只是想看看老家的院子以解乡愁,尽管院子里空无一人。

再往里走十几里路,便是姚华松的老家凤形地村三组,当地人称“陶家仓”。在当地,没有正式工作或在外打工的,都叫“讨米”。陶家仓家家户户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外“讨米”——南下的,在广东做模具;北上的,就搞装修。夫妻俩还往往不在一个城市,女的有进工厂的,有干服务行业的,也有在县城陪读的。

陶家仓

姚华松是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离开家乡近30年了。弟弟常年在内蒙古搞装修,弟媳则在浠水县陪两个儿子读书。年过七旬的父母独自住在老家的二层小楼里。2021年10月,姚华松在朋友圈看到有同乡给老家装了摄像头,自己也网购了两个,一个装在院子里,一个放在客厅里。他本想在卧室也装一个,被老人拒绝了,毕竟他们也有自己的隐私。

监控里,农村老人的生活单调乏味:早上六点多,母亲开始打扫卫生、准备早饭、喂鸡,父亲要么扛着锄头走出大门,要么在院里劈柴。二三月还没到农忙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母亲没什么事做,就拿着手机坐在院子里刷抖音,大数据精准地推了黄梅戏、农村家长里短、如何养鸡和白内障的内容给她。她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晚上七点过后,老人早早关灯睡觉。监控变成黑白,偶尔有野猫鬼鬼祟祟闯入镜头。

午饭后,朱素连独自在院子里刷短视频

但刚装摄像头那几天,姚华松却很兴奋,一有空就查看家里的情况:爸妈在干嘛,三餐吃了什么,家里来了谁。即使看不到人影,他也能从院子里的水迹推测出父母刚洗完脚,有时还会通过摄像头喊话,赶走跑进堂屋拉屎的鸡和凌晨偷偷溜进院子的野猫。

点击手机App里的“通话”键,姚华松可以和家里隔空喊话,电流里传来的人声大得像广播。看到爸妈经过,他有时会找个安静的地方和他们聊上几句,问母亲“中午吃了几个菜”,提醒她多喝水,不要太劳累。有一次他在图书馆写东西,从手机里看到母亲正要出门,急着想跟她说话,边走边喊了声“妈”,惊得周围人抬起了头。

姚华松和父母的合影

没过多久,姚华松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母亲出现在院子里的时候,衣着变得正式了。他意识到,在摄像头的凝视下,老人的生活受到了干扰,变得不自然也不自由了。再后来,客厅的摄像头干脆被父亲拔了,“没什么好看的”。只有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他才会重新连上,让儿子看看家里的热闹场景。

最让姚华松揪心的是,有一阵,他发现母亲会驻足在摄像头下,长久地张望,直到什么也没等到,离开时嘴里还不忘骂一句,“我家的怪种又跑哪里玩去了”。

一天之中,这样的场景会重复多次。

姚华松之后才明白,没读过书的母亲不理解摄像头另一端不会永远有人,她以为儿子不理自己了。摄像头带给她期盼和假象,期盼落空的时候,又给老人平添了失落感和剥夺感。

二、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

隔着屏幕“尽孝”终究太过遥远。更何况,也总会有些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

最近几天,朱素连逢人就说自己手抽筋,手背青筋凸起,提不了重物,“得吃钙片”。于是村里的婆婆们交流起有关钙片的话题,外地的子女总会买大瓶大瓶的钙片寄回老家。有人坚持每天一粒,有人只有腿疼时才吃,因为听说“吃多了骨头会变得很脆”。

村里的老人们最怕的就是摔倒——万一中风,就必须有人照顾了。住在朱素连家后坡上的夏菊开69岁了,年前摔了一跤,“差一点人就没咯”。彼时防疫政策放开没多久,村里人陆续“阳”了。夏菊开晚上起夜,突然头晕,一头栽到地上。老伴耳朵听不见,小孙女又睡得死,她在地上躺了两三个钟头,在凌晨冻醒,自己爬回了家里。

老人们一贯报喜不报忧。次日早上八九点钟,远在深圳的儿子王佑兵从摄像头里看到母亲脸上一大块黑青。夏菊开在追问下才说了实情。王佑兵打电话给镇上的妹妹,后者叫了辆摩托车,把老人驮到镇上卫生院检查,住了一个星期院。

住在池塘对面坡上的胡奶奶名字也叫“菊开”——和夏菊开一样,她也是农历九月出生。“九月菊花开”,她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字。

71岁的胡菊开在农村独居

胡菊开71岁。老头死了10年,她也就一个人住了10年。担心老人在家发生意外,在佛山打工的大儿子给家里装上了两个监控,一个对着大门和院子,一个对着门外的土坡和鸡窝。大儿媳严梦枝在武汉一家早餐店打工,下午两点收了工就对着摄像头朝婆婆喊话。

“不要跑来跑去的!你把身体搞好,我们好多打几年工!”摄像头那端,严梦枝再三叮嘱。

胡菊开有风湿,喷药、打针、做理疗都不管用,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可她闲不住,又不愿意花钱买煤烧,总弯着腰四处捡柴火。看到大门上挂了锁,严梦枝就知道婆婆又出门去了。她一个电话打过去,“又去打牌咯?怎么望不到你?”“天天叫,总是那几句话,听着好烦哦!”胡菊开脚痛起来就烦得很,再后来,干脆搭梯子上去把摄像头电线扯了。

再想想,她觉得儿媳也是关心自己,就又给接了回去。

家人怎么喊话和叮嘱也不管用,胡菊开还是摔了一跤,中风了。那是凌晨三点多,她脚痛到睡不着,迷迷糊糊爬起来在院子里转悠。她只记得自己一下子跪了下去,然后就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吃药,说胡话。此后她身体大不如前,脑子愈发糊涂,总记不住钥匙放哪了。

家人不许她种地了,她也不敢再去打麻将,担心情绪一激动,人没了。她其实不怕死,最怕自己中风严重“不中用了”。她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出去(跟儿女)住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外面,只能自个儿顾自个儿”。

有时闲得难受,胡菊开就去池塘对面找孙媳妇——那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留在老家拉扯着两个孩子。孙媳妇性子好,跟谁都聊得来,院子里每天都聚着三五个串门的邻居——皮肤黝黑的婆婆68岁了,老头早不在了,儿子当完兵回来“人坏了”,得了精神分裂症,不吃药就打人,全靠低保和她一个人种田过活。村口那家的大爷60岁了,在武汉打工,一个月回家一次。老伴、生病的女儿和刚上幼儿园的外孙在家,同住的还有70来岁的远房老表,说不了话,耳朵也聋。在武汉,别人刷短视频,大爷只看家里的摄像头,想着万一有事就打电话给派出所。

用姚华松的话说,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病残。

也有几个孩子留在老家给老人带。留守的孩子不好教。附近学校有个孩子的爸爸六年没回家,孩子上课不听讲,有一次因为作业没做,怕老师检查,从教室逃跑,最后被发现躲在了公厕。镇上的小学合并了早前的7所学校,周边4个行政村的小孩都在这儿念书,加起来也就百来人。“一年比一年少。”姚华松的三叔在这所学校教书,提到这些,他直摇头,“乡村人口要回归,难哪。”

平时村里只有六七十岁的留守老人,只有过年时一家人才能团聚

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村里家家户户盖起了二层小楼。可只有过年时,二楼的灯才会亮起。

2023年春节,姚华松在村里转了一圈。他发现,有人一回老家就忙着应酬,早上10点起来吃完早饭,就开车出去聚会,直到深夜才回家;有人春节回家就住在镇上的酒店,因为不适应老家室外的旱厕和洗澡时的阴冷,也害怕打乱老人早睡早起的生活节奏。更常见的场景是,年轻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刷手机,一整天下来和父母说不了几句话。

三、鸿沟

但这也正常。姚华松有时也觉得,和父母之间像是有一道鸿沟,难以逾越。

不久前,他网购了两只油香鸡寄回家。隔着摄像头,他问父亲收到快递没。后者一脸不悦,埋怨他乱花钱,“你爱吃,不代表我爱吃”。

涉及物质方面的事情上,父亲一直拧巴——他总穿旧衣服,把儿子买的新衣服压了箱底;他几乎不吃水果,对儿子网购回家的龙虾生蚝不屑一顾。每次离家前,姚华松都会给父母留些钱,但他得先把钱藏到某个地方,等回了广州,再告诉父亲,否则他是绝对不会收的。

姚华松还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总是闲不住。四月份才开始农忙,但最近他却很少能在摄像头里看到父亲。一打听,父亲跑去隔壁村帮人砌围墙了,一天百十来块钱收入。砖瓦工干完了,他又忙着收拾杂草、扛着锄头翻土,晌午日头最烈的时候,还在地里忙活。

日头最烈的时候,田里只有姚少明在劳作

在陶家仓,姚少明算是最能干也最勤快的。他祖上是地主,成分不好,读完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早年间,他去石化厂烧锅炉,在武汉做砖瓦工,从1985年干到了2003年,供大儿子读完大学,又盖起了家里的二层楼给小儿子娶亲。再后来,他还是闲不下来,四处帮人盖房子、搭灶台、主持丧事。冬天没农活干了,他就养野蜂,把这当作“跟城里人养花一样的爱好”。

就在2023年春节前,姚少明还在早上六七点骑着摩托车跑到五六公里外的亲戚家,帮忙挖厕所。小儿子很生气,他心疼上了年纪的父亲还要去卖力气,再说家里也不差钱。姚华松也纳闷——弟弟在内蒙古算是个小老板,自己在大学教书,每次回家分别给父母留下几千块钱,平时也总买东西寄回去,老人不缺钱不愁吃的,何必这么节省?

对母亲朱素连来说,最要紧的财产是自己养的9只鸡。

每次从鸡窝里捡出热乎乎的鸡蛋,她都要讲给旁边的人和摄像头另一端的儿子听。这是她顶有成就感的事。儿子离家时,她总要装上鸡蛋、米,和家里的腊鱼腊肉,让儿子带走。

但这种劳动的价值往往会被无视。有一年除夕,全家人围着火炉烤火聊天,姚少明说起,两个儿子都是自己培养的,房子也是自己挣钱盖的,笑话老伴什么贡献都没做。朱素连立马反驳,“过年吃的300斤的大肥猪不是我养的?”在她眼里,这是自己对家里最大的贡献。

前些年,家家户户都去河边铲沙拉去卖。用卡车拉的人一天能挣上千块,朱素连用铁锹铲,一天也能搞到两三百——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挣钱。

2018年过年期间,朱素连把姚华松拉到房间,反锁了门,掏出4只缝了线的长袜子,用剪刀拆开缝线,倒出来一大桌子纸币。1角、5角、1元、2元,再到100元,分门别类叠成一沓,姚华松足足数了两个半小时,一共43500块。这是过去四五年里,朱素连铲沙挣到的钱。

姚华松抱着母亲哭了。她终于在丈夫和儿子面前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再后来,他也尝试着去理解父亲对他买东西回家的“敌意”——也许是老人节省惯了,又或者,那关乎一个农村老人的体面。

四、回不去的家乡

姚华松不是没想过让父母进城。

女儿出生时,他把父母接到广州住了一年多,帮忙带孩子。但老人适应不了城里的生活——朱素连看不懂红绿灯,连马路都不会过;一向沉默的姚少明学不理解城里邻居的社交规则,走在路上,有人向他问好,他基本不会回话。

两代人没少因为生活节奏闹矛盾。老人在家闲得没事做,下午两点就开始准备晚饭,四点半饭就做好了,但姚华松上完课,通常会留在学校打会儿篮球,六点半才回家。母亲不理解,骂他都40多岁的人了,还贪玩,又打不过人家,搞得手流血。

母子俩为此吵了一架。朱素连把自己反锁进房间不吃饭,姚华松只好一张一张往门缝里塞100元纸币,塞到第四张的时候,母亲才被哄好。

老人习惯早起。每周六早上六点,朱素连会下楼遛弯。她总忘带钥匙,遛了半小时后上楼使劲按门铃,吵到姚华松一家没法睡懒觉。他有时抱怨几句,母亲会气到哭,把鼻涕直接甩在墙上。姚华松得不断提醒自己,母亲表现得越反常,自己越要去理解,毕竟她没读过书。

在村里闲不下来的姚少明,进城后很少出门,吃完饭就拿着iPad回到卧室里躺着玩斗地主。他觉得自己“睡病了”,总喊着这里痛那里痛,晚上做梦还会梦到自家地里的稻谷被偷了,花生被人扯了。

姚华松看父母住不习惯,把他们送了回去。回老家后,老人自在多了,什么毛病都没了。

姚少明和朱素连在做饭

为了让老人能看到自己和孙子孙女,每天晚上7:30左右,姚华松会给家里打一通视频电话。另一头的父母早在六点之前就吃了晚饭,关好门甚至关了灯,准备睡觉了。他们不理解大城市的生活节奏,总会抱怨两句,“一天到晚带孩子出去玩,也不早点儿吃饭。”

陶家仓更多的家庭没有条件在大城市买房,更别提接老人进城了。王佑兵在深圳做模具,妻子在东莞电子厂。他们把房子租在了房租更便宜的东莞,夫妻俩每周团聚一次。儿子从小在村里被老人带大,女儿该上幼儿园时,也被送回了老家。

王佑兵每天通过摄像头关注孩子的动态,时不时跟他们喊话。读高一的儿子结束月假该返校了,他背着书包刚坐上摩托车,摄像头里传来了王佑兵的声音,叮嘱他好好学习,到了县里记得把头发剪短。儿子没说话,摆摆手上车走了。女儿每天下午五点多放学,遇到不会做的题,总会用手机拍照发给王佑兵,请他辅导。王佑兵最近总发愁儿子——他最近迷上了手机游戏。王佑兵想劝他专心学习,又怕话说重了。毕竟现在小孩自尊心强,他听说,前不久隔壁村有个高二的孩子,因为玩手机被班主任批评并通报了家长,从5楼跳了下去。

王佑兵盘算过回老家的事。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打转了十来年,每次都被现实逼退。

他自小长大的这个村子,四十多年了,除了那条弯弯曲曲的村道在四五年前铺上了水泥外,再没新的发展。村里的老人都上了年纪,田地慢慢撂荒了。农民基本没收入,过了60岁的,每人每月能领到125块养老金,全靠在外打工的子女逢年过节给些生活费过活。

县里的工作大多月薪两三千,武汉的富士康招的基本是小年轻;如果去武汉做模具,和自己干了20年的老本行又不大对口,工资也比在深圳少2000块。2000块够老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王佑兵打算再拼几年,干到50岁就回武汉,至少离老家近点儿,“不知道那时候老人身体还吃不吃得消,我得回去给他们养老。”

姚华松也不是没想过父母的养老问题。两个老人在老家相互扶持,是目前看来最合适的。他想着,真到了父母行动不便的时候,大概率要由弟媳出力,他来出钱。最近几年,每个公共假期和寒暑假,他都要回家陪在父母身边。他会牵着母亲的手,在村里、田埂上、对面的山里转一转,上午下午各一个小时,“让爸妈开心一点,好像他们离开的时间也会推迟一些。”

实际上,早在10年前,姚少明就找人在祖坟旁挖好了六个洞,是留给兄弟三人和各自老伴的。就像现在村里的房子一样,比邻而居。 

姚华松家祖坟旁早已挖好了六个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冷杉故事 (ID:fhzkfirstory),作者:高敏,编辑:雪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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