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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如何通过媒介赋能？王琴：女性要做新媒体时代的传播主体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3-03-17 01:48

澎湃研究所策划《女性友好城市十问》，关注城市中女性权益的十个面向。

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形象深刻形塑了女性刻板印象，影响了人们对女性的认知和想象。而当新媒体时代来临，女性形象的呈现变得愈发多元化。媒介与女性的关系变化如何？女性如何通过媒介赋能？我们如何推动一个性别友好的网络空间？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琴表示，自媒体传播的时代，女性作为传播主体的角色很重要。要鼓励更多女性参与媒介传播，积极开展媒介探索和媒介实践。通过媒介赋能，成为具有实践力和创造力的传播主体。

制作澎湃新闻王璐瑶

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呈现

澎湃新闻：女性形象在电影、电视节目、新闻媒体、广告等不同媒介中是否有不同的呈现，以及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近年来是否发生了变化？

王琴：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呈现是媒介研究的经典议题。从这一研究发轫之初就主要聚焦于大众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再现，并从批判视角检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从相关研究看，你提到这些不同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呈现不会有太大差异。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基本都是主流社会文化观念的反映，和当时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认知和期待相吻合。

当我们进入了自媒体传播时代，女性形象的呈现有了更多不同。自媒体是区别于大众媒体的分众传播，不同自媒体会针对受众人群的偏好和需求去呈现不同的女性形象。自媒体中的女性形象更多元，更鲜活具体。此外，不同女性群体也会通过自媒体积极发声。之前在大众媒体里很少被呈现的一些边缘女性群体，比如女农民工或农村留守女性，现在她们会用抖音、微博这样的媒体平台进行传播，让自己的形象能够在社交媒体中被看到。

同样地，自媒体传播也带来了以前被认为是私领域的女性议题被充分讨论，比如月经羞耻、生育困境。而这些话题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平台上，很难进入选题范畴，也很难被真正关注或引起热议。

从传播特点看，自媒体时代的媒体传播是多点传播、网状传播，去中心化的传播，传播者和受众处于多、散、杂、匿的状态，难以引导。自媒体在为女性提供更多发声机会的同时，也可能会让女性遭受更多的网络暴力。自媒体带来了一个社会与媒体双向融合的趋势，媒体越来越社会化，社会也越来越媒体化。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媒体环境中，接收和传播着多种多样的媒体信息，面对更多元的信息冲击。

澎湃新闻：哪些力量参与了女性媒介形象的塑造？您可以用一些比较典型的女性形象来解释。

王琴：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会倡导和塑造不同的女性典型形象。早年的大众传媒主要反映主流价值观，传统性别模式是更多被推崇的，尤其在流行剧集、文学作品或新闻报道中，会倡导男主女从的性别秩序，比如温柔贤惠的妻子形象，吃苦耐劳的妈妈形象，青春阳光的女学生形象。近年来主流媒体也会塑造一些女性榜样，比如女科学家、女航天员，女运动员等等。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商业消费文化塑造了以女明星为代表的时尚美丽女性形象，追求穿搭、美容健身、喜欢消费。这样一些女性形象可能会更多女性被消费主义裹挟，更容易被物化，成为被凝视的对象。

澎湃新闻：除了主流价值观推崇的女性形象之外，您也提到媒体上还存在着一些没有被看见的女性，哪些女性形象、女性群体、女性的身份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与呈现？怎么去突破刻板化性别形象呈现的方式？

王琴：没有被看见的女性非常多。中国庞大的人口中一半是女性，她们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济地位，来自不同的区域。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更多是金字塔尖的优秀女性，被市场或消费主义青睐的是有消费能力的城市中产女性。其他大量的女性人群，比如底层的、边缘的女性群体，像留守女童，老年女性，流水线上的女工等等，往往被忽视、被遮蔽、很难被看到。

因此，媒介的呈现一定程度上是偏狭的，所以我们在讨论女性的时候，一定要探究讨论的是哪一部分女性群体。从女性友好城市的视角来关照女性，要把不同阶层、不同社会身份的女性群体都纳入进来，而不是让某个群体代表所有女性。

在这方面，北京木兰花开社工组织做了很多媒介传播方面的努力，积极发声。如果没有这些努力，大量默默无闻的流动女工群体，就很难被看到。去年我有个学生的毕业论文做了女性农民工的媒介赋权研究，关注了抖音平台中的女家政工，女建筑工，女卡车司机，流水线女工等群体，她们通过短视频平台去展现自我，获得较多关注，让基层女工的现实情况被更多人了解。她们代表了一大批依然被遮蔽在大众媒体视线之外的人群，但是她们能通过媒体平台积极传播，能被大众看到，就是很大的成功。

2022年3月7日，贵州，许多女性投入生产工作之中，在工地上做着不同的工种。视觉中国图

澎湃新闻：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欣赏的荧幕女性形象、角色？

王琴：近些年，无论是在媒体的报道中，还是影视剧集的呈现中，越来越注重塑造更多元的女性形象，甚至更强调独立自信的，有主体意识的独立女性形象。以近两年讨论较多的影视剧为例，比如去年的热播剧《梦华录》，故事原型中女性形象比较单薄，编剧做了很大的改编，去呈现了一个当代视角下的宋朝三姐妹创业的故事，人物因此更丰满、更立体。再如今年的热播剧《狂飙》，大嫂这个角色呈现的是一个所谓女大佬的形象，富有个性且独立，之前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女性媒介形象，所以她的形象也受到了很多讨论和关注。

在我看来，多元女性形象的出现，与影视剧的受众以女性居多有关。有统计数据显示，大约超过60%的影视剧受众都是女观众。很多青年女性不仅爱看剧，也爱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讨论剧集，大大增加了剧集的舆论热度。一些观众女性意识很强，如果剧中有不尊重女性的情节，也会发起网络批评和抵制。这些反应也使得影视剧领域开始越来越关注女观众，甚至去讨好女观众，从而在塑造女性形象上更注意去呈现独立自信、平等多元的女性形象。

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当下社会价值观的一个风向标。多元的女性形象在媒介上的呈现，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表现，也会进一步推动社会的性别平等观念。

澎湃新闻：近年来也出现了很多大女主剧，这样的女性形象是日常生活中少见的，甚至太过完美的、虚假的形象？

王琴：大女主的形象也是有变化的，早年的大女主更多是开了挂的女性，过于理想和完美，甚至丝毫不接地气。这两年纯粹的大女主形象偏少一些，呈现女性优秀一面的同时，更多去呈现女性面临的困境，尤其是一些都市女性群像剧，例如前两年特别火的《三十而已》。随着性别意识的普及和女性主义观念的传播，这两年很多女性也在反思，自己的困境和焦虑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女性普遍面临的共同问题。

过于完美的女性形象会受到争议，观众会质疑其可信度或可行性。这些完美的女性形象的呈现，也反映了对女性形象的迷思，比如那种在外是强势的职场女强人，在家又是一个贤惠的妈妈，才貌双全，里里外外一把手，某种意义上是男权文化对完美女性的想象。这种脱离了现实的形象，可能会带来女性的焦虑。

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镜子式的再现，它会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为了吸粉、增加流量，选择传播受众爱看的内容。今天我们同现实世界的接触，可能远远不及上网冲浪所花的时间多，所以我们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网络和媒介来认知这个世界，而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呈现，一定会影响到女性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知和认可。

商业消费会刻意去塑造和传播一些女性美的标准，例如对白瘦幼女性形象的倡导，背后有一些商业利益的助推，以此拉动女性对身体的消费，包括瘦身、减肥、整形、美容、美白等在内的庞大的商业链条。女性通过买衣服，涂抹化妆品去装扮自己，最后都会产生商业利益。商业文化倡导外貌精致的女性，塑身和保养身材的女性等，这些对美丽女性的界定背后，也潜藏着消费主义的陷阱。

《狂飙》中的大嫂陈书婷剧照

媒体如何性别友好

澎湃新闻：媒体引导着公共舆论，对于性别平等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性别议题的传播、性别相关语汇的使用等方面，媒体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做才能继续推进性别平等？

王琴：很多媒体人可能都知道男女平等是一项基本国策，但是具体到使用的语言或传播实践中的性别平等，很多媒体人没有清晰的认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2017年中国妇女报发过关于性别歧视类的禁用词，但可能并没有被媒体普遍采纳。

我们在具体的媒体语言中是否流露出性别歧视和偏见，很多人对此是无意识的。有一些针对女性的带有歧视意味的词，比如泼妇、二奶、剩女、老女人、绿茶婊、圣母婊、灭绝师太等等，也有针对男性的歧视性用语，比如直男癌、娘炮，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

媒体要有性别敏感，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在2012年翻译出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手册《媒体性别敏感指标》，就是在推动媒体如何去实现性别平等，这个手册提出一系列指标，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媒体组织机构中的性别平等，如是否让男女员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二是在媒体内容呈现中的性别平等，包括报道数量的性别均衡和报道内容的性别平等，我们很多媒体都缺乏这方面的培训。

澎湃新闻：新媒体环境下，针对女性的网络暴力频发，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如何推进网络空间中的女性友好？

王琴：针对女性的很多暴力是以网络形式呈现的。比如网络中的荡妇羞辱，女巫审判，我们在媒介研究中将之称为网络性别暴力（ Gender based cyber violence），具体是指借助网络虚拟空间，用语言、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而实施的伤害和污蔑。网络性别暴力普遍存在，包括网络性骚扰，网络霸凌，网络羞辱，网络跟踪，网络威胁，人肉搜索，非自愿公布私密照片和视频，通过网络虐待剥削和贩卖他人等。

青少年网络参与活跃，更容易成为网络暴力的参与者和受害者。女性青少年遭受的网络性别暴力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女性在网络空间中更容易被凝视，被物化。近年来有了更多元的网络暴力形式，除了最近粉色头发女孩遭网暴自杀，还有几年前的女大学生裸贷，针对女性的网络杀猪盘，以招募模特练习生的名义欺骗女生发私密照片和视频等。这些都是明显针对女性的网络性别暴力，形式多样且广泛存在。

网络暴力可能会对整个女性群体层面造成影响，让很多女性不敢在网络中发声或发言，不敢展示自己，形成一种寒蝉效应。女性会觉得去发声或者展示自己是危险的，这不仅会阻碍整个女性群体的发展，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来看，女性如果不能广泛参与网络传播，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营造一个平等的网络空间，重要的是要多管齐下，从不同角度，共同促进和维护网络文化环境。首先，需要政策监管和引导，比如网络安全法规法要细化，更有针对性。《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提到，要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对妇女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是这些要求具体到实施中，还不够完善，宣传和普及也不那么理想。其次，要有网络伦理教育，尤其针对经常在网上冲浪的年轻人，要让他们知道，网络中的自由是有原则的，比如说要遵守公平的原则，隐私保护的原则，尊重理解的原则，不伤害的原则等等。

女性，媒介与赋能

澎湃新闻：一些女网红通过在社交平台上制造内容，将个人影响力转化为商业价值，形成了网红经济。您如何看待这类群体对媒介的运用？

王琴：今天网红经济如此普及和发达，网红成了一份被看好的职业。但是，大部分网红通过打卡吸引流量，然后带货，这种注意力经济，其实是个充满泡沫经济的行业，难以有长远持续的发展。

从女性发展角度而言，一些女性通过做网红拥有收入，也是一种媒介赋能。在流量时代，她们有能力通过对媒介的使用和对自我的包装，把自我传播变成吸粉的利器，甚至是经济的来源，也说明她们具备突出的媒介技能和媒介素养。

但另一方面，一些网红主要凭借外貌和形象去带货带流量，热衷于美化自我，本身还是落入了男性凝视的窠臼，还是在用男权审美的规范来规训自我，这也只是对女性商业赋能或网络赋能一个非常狭隘的呈现。

澎湃新闻：有另一些女性，运用社交媒体积极发声，获得了声援以及广泛的社会支持，成为借媒介为自己赋能的榜样。在您看来，女性要如何培养媒介素养以便为自我赋能？

王琴：媒介素养是传播研究中很重要的领域，是每一个在媒介社会生存的人，都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和素养。媒介素养的第一个层面是认识媒介，能够从媒介中获取知识；第二个层面是辨识媒介，能够分辨各种媒介信息，并且能够抵制不良信息。媒介素养研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一些英国研究者认为青少年看电视节目受到了不良信息侵蚀，所以最早的媒介素养是希望青少年习得对媒介信息的辨识能力，教育青少年抗拒“低水平满足”的媒介内容。

而今天我们所处在新媒体时代，更需要我们具备媒介素养的第三个层面——应用媒介。除了从海量的信息中去辨识信息，整合信息之外，如何有效利用媒介，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对女性来说，参与媒介实践、获得媒介赋能有重要意义。自媒体传播时代，女性作为传播主体的角色很重要。今天网络中大量女性话题的出现，有赖于一批女性在积极发声，她们站出来讨论女性问题和女性困境，对女性遭受的歧视和偏见表达不满意，确实能够让当前的舆论环境有所改观。所以，在社交媒体时代，要鼓励女性更多参与媒介传播，积极在网络中发声。不发声就不会被看到，发声才有可能带来改变。

2022年7月4日，海口复兴城海南自贸港网红孵化基地，100名旅行社行业工作人员组成“旅游体验官”在此进行短视频拍摄及直播技能专业培训。视觉中国图

澎湃新闻：1995年北京世妇会成果文件《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将“媒介与女性”列为十二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女性发展离不开媒介的力量。在您看来，媒体是否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对于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还有哪些可以发挥的地方？

王琴：《行动纲领》中针对媒介和女性发展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一是通过媒介技术增强妇女表达意见和做出决策的能力。这个目标我们依然在努力中。二是促进媒体对妇女做出均衡和性别平等的描绘，我们在第一个问题女性形象的呈现中讲了，这个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也强调加强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增强妇女权能。回头来看，这是一条没有走完的路。

从一个更理想的角度来看，媒介与女性发展确实还有做得不足的地方，比如前面提到的需要更细化的政策法规，需要更多性别平等的评估，尤其是针对媒体内容做更全面广泛的性别平等的评估。从女性自身的角度而言，需要增强媒介素养，去多接触媒体，应用媒体，掌握更多的媒体技能，这对于女性发展一定是有益的。

澎湃新闻：我们的女性友好城市项目也是对媒介赋能女性的探索，您对我们的项目有何补充的建议，以及特别想要强调的地方吗？

王琴：在数字社会，城市空间也是一个数字化的空间，有一个重要概念值得关注——性别数字鸿沟。性别数字鸿沟是数字鸿沟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的差异呈现，主要表现为媒介信息的有效获得、应用媒介、信息技能等方面的性别差异。性别数字鸿沟的概念涉及很广，例如在教育领域，传统观念认为女性不擅长信息技术，这会造成女性对信息技术缺乏兴趣，缺乏信心。我们在STEM领域的女性比例一直偏低，也比较缺乏优秀的科技女性榜样。由于经济和教育的不足，偏远地区女性在信息接触方面依然处于弱势。所以，如何让女性有更长远的发展，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