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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氪领读 | 千禧一代与风险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1-08-31 21:06

本文摘编自书籍《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存》，[美]米歇尔·渥克著，36氪经授权发布。

人力咨询机构Rainmaker Thinking 的创始人、几本商业战略书籍的作者布鲁斯·图尔根表示，20 多岁和30 多岁的人被夹在对立的力量之间。一方面，他们的智能手机在他们的指尖下提供如此多的信息，使他们对风险高度敏感，但也有机会运用这些工具至少自己解决一些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孩子是由“直升机父母”抚养长大的，他们试图减少风险，同时也提高信心。

图尔根告诉我：“第一拨应对风险的观点最初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形成的，当时似乎是以和平与繁荣为特征的低风险时期。”随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银行倒闭了，全球股市市值缩水近一半。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因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失去了他们的房屋。最糟糕的是近1/10 的美国人失业，图尔根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告诉我：“千禧一代有一个潜在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在一个非常低风险的环境中形成的，然后不得不适应一个高风险的环境。” 最年轻的千禧一代和紧随其后的Z 世代的风险态度是由金融危机及其后果塑造的，当时他们看到父母和兄弟姐妹失去了工作和储蓄，而且他们对后果几乎无法控制。

其结果是他们对可以控制的事情是强烈关注的，但当他们觉得自己对一个问题没有影响力时，就表现为或深度焦虑或视而不见的矛盾状态。图尔根说：“千禧一代的敏感度非常强——来自无法控制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 由于可获得的信息如洪水般泛滥，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也感到了无助。招聘经理担心这种焦虑会导致千禧一代和Z 世代过度关注那些他们无能为力的事情，而不是他们所能解决的问题。

然而积极的一面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成长，使千禧一代在面对他们可以控制的挑战时更加灵活。他们在需要创造力和自主性奖励的角色中茁壮成长。目标感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想要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选择。强烈的使命感有助于推动良好的风险决策，这也是一种强有力的领导品质。

千禧一代更习惯于冒险，对塑造自己周围世界的能力更有信心，他们更有可能独立工作，选择有可能改变世界的工作，他们使用的产品来自那些同样注重将负面影响最小化、将正面影响最大化的公司。

风险的时代征兆

与前几代人相比，21 世纪初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背负着更多的债务，前景也不那么明朗。他们不能像前几代人那样，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会比父母过得更好。这些社会经济差异很重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乌尔丽克·马尔门迪尔和斯特凡·内格尔衡量了过去的经历如何影响投资选择，49 他们的结果证实，“大萧条婴儿”（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孩子）确实是根据过去的经历做出投资决定的。马尔门迪尔和内格尔发现，只经历过股市繁荣的人更有可能将较高比例的流动性资产投入股市。经历过通货膨胀的人不太可能投资债券，而更有可能把钱投资于流动性高、稳定、抗通胀的资产。他们写道，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解释，在20 世纪80 年代初年轻家庭的股市参与率相对较低（在20 世纪70 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股市回报率令人失望之后），以及20 世纪90 年代末（在 20 世纪 90 年代繁荣时期之后）年轻投资者的参与率相对较高。换句话说，过去的经历塑造了我们对未来的期望。

当谈到财务问题时，千禧一代往往会做出被错误地描述为风险厌恶的决定，而实际上他们只是适度地冒险。与2007 年25~39岁的人相比，2018 年的千禧一代在退休储蓄上投入的钱往往更少，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将其用于雨天基金或者偿还债务。金融危机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欠下了惊人的债务，2017 年，63%的千禧一代仍欠着超过1 万美元的助学贷款。由于股市在过去十年中上涨了两倍多，偿还贷款简直是一个明智的财务决定。在近期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雨天基金比退休储蓄更贴近实际。

佛罗里达州的海岸线银行财务顾问丹尼斯·诺尔特认为，这种行为符合简单的常识，而不是风险厌恶。在投资股票市场之前，确保你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来保护自己是合理的，尤其是在尽管有商业周期变动和可能放缓迹象的情况下，仍然一路飙升的股票市场。但他鼓励尽早开始投资，因为这是一种重要的经验，有助于了解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果你在投资游戏中的第一次体验是在2006 年，你经历了这段时间，但这并没有改变你的行为，那么你就学到了一些关于风险承受能力的东西。他告诉我：“如果你经历了这件事，它让你心烦意乱地退出了，那么你也学到了一些东西。”

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源，你就很难承担股市风险。诺尔特说：“Z 世代破产了，当所有人都告诉你，你永远不可能有所作为时，你该如何应对呢？”这使人们很难按照传统的轨迹开始401K计划——买房子、偿还学生贷款、远离债务，并在手边保留一份应急基金。他们也担心到他们退休时社保基金中已经没有钱了，或者即使有，他们能分配的也会更少，开始领取的时间也会更晚。有证据表明，在社会问题上，千禧一代和Z 世代比前几代人更保守，部分原因是他们对风险的看法不同，或者社交媒体放大了损害个人声誉的风险。一些研究表明，最年轻的千禧一代和他们之后的青少年发生性行为或饮酒的可能性比前几代同龄人要小。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吉恩·特温格在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书中称1995 年后出生的一代为“iGen”，因为他们是在手机的陪伴下长大的，在上高中之前就有照片墙（Instagram）个人主页，他们不了解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年代。她在研究代际差异时注意到，青少年行为的最大变化始于2011 年或2012 年，这是为什么呢？她将这一转变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使用智能手机的美国人达到了多数。因为使用社交媒体会增加孤独、抑郁和焦虑的风险。

特温格指出，过去饮酒的青少年比认为饮酒不安全的青少年要多。如今的情况正好相反，认为饮酒不安全的青少年比饮酒的青少年更多。她写道：“我们很多人把这种态度更多地与老年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青少年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一代人倾向于安稳的生动例证。”

特温格指出，“iGen”青少年意识到声誉面临的风险、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他们甚至意识到如果潜在雇主看到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他们将面临失去工作机会的风险。

“iGen”青少年还开始要求“安全空间”，在那里人们不必担心攻击性的想法。特温格和她的研究生助理对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86% 的人同意这个观点：为所有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空间是大学行政部门的责任。采访显示，学生们认为“情感安全”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iGen”青少年当然是风险厌恶类型的。这对他们培养创造力、创新能力和人际交往技能有重要影响，而这些技能在当今的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特温格警告说：“当学生想要禁止任何挑战他们的东西时，他们是在质疑高等教育背后的核心理念，并提出要求生活在一个受到保护的、孩子般的世界里。”

关系和风险

随着社会习俗、对不确定性的态度、经济冲击和对失败的恐惧，人际关系中冒险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千禧一代的结婚年龄比婴儿潮一代和更早的前辈要晚。2017 年，女性初婚平均年龄为27.4 岁，男性初婚平均年龄为29.5 岁，53 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年龄。相比之下，在20 世纪50 年代，女性平均结婚年龄只有20 岁。这是全球趋势的一部分。在2015 年的日本，有1/7的女性在50 岁时仍未结婚；而在20 世纪90 年代，这一比例为1/20。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平均结婚年龄远远超过30 岁。

一些研究人员将年青一代在人际关系上的沉默解释为风险厌恶，但千禧一代对恋爱的态度反映了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不久之前，不结婚还是更大的社会风险。但年青一代都希望婚姻美满，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过或见证过父母或朋友父母的不幸婚姻。

千禧一代和X 世代（千禧一代的“前辈”）比婴儿潮一代（1945—1965 年出生）结婚晚，而且根本不太可能结婚。等到他们在事业、财务和成年身份上站稳脚跟，会增加找到持久伴侣的机会，并降低失败的风险。这种方法正在奏效。美国的离婚率已经从1992 年4.8‰下降到2016 年3.2‰。马里兰大学的菲利普·N. 科恩的一项研究显示，2008—2016 年，离婚率下降了18%。一些分析师将此归因于行为的改变。但科恩表示，离婚率下降可能与结婚率下降密切相关：婚姻正变得越来越有选择性，没有一定经济稳定性的人根本不会冒险。

人际关系改写你的风险方程式，可以给你提供安全网，可能会增加决策的复杂性（如果这些风险影响到你周围人的话），也可能使你冒着破坏这段人际关系的风险。现在的风险方程式不再只考虑给你自己的风险，而是包括你的另一半、你的配偶（如果有的话），还有你的孩子。你的决定会影响你周围的人。良好的人际关系，无论是重要的人还是朋友，都会为你的决定提供参谋，它可以帮助你避开考虑不周全的风险，鼓励你去实现你的远大目标。他们可以帮助你承担更多积极的风险，因为你有退路和观众，有人在你跌倒时会帮助你振作，或在你押对赌注时为你欢呼，但是错误的人可能会拖累你。

人际关系会带来固有的风险。如果你一直陷在里面，坏的人际关系就会成为拖累你的绊脚石。正如作曲家兼音乐家内德·萨布莱特用一种他称为“牛仔伦巴”的风格所演唱的那样：

“我从不害怕或胆怯/ 从不在战斗中退缩/ 我的一切过去都能装进旅行箱/ 但现在我不再轻装旅行/ 现在我找到了爱我的你/ 现在我有了可以失去的东西。”

书名：《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存》，作者：[美]米歇尔·渥克著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

[美]米歇尔·渥克

她创造了“灰犀牛”这个词，提醒人们注意显而易见的风险。她颇具影响力的个人专著《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影响了金融市场，塑造了世界各地的政府政策和商业战略，并激发了一个受欢迎的TED演讲，将这一观点扩展到了个人问题。她曾被授予世界经济论坛青年领袖和古根海姆学者奖等荣誉，并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国际政策研究所和《国际金融评论》杂志担任领导职务，曾多次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撰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