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娱乐产业”(ID:yulechanye),作者:Baoyi,原标题《ST北文今日跌停,更好的电影融资出路会在哪里?》,36氪经授权发布。
昨日开盘,“ST北文”跌停,共966.696万股将于5月17日进行线上拍卖。从4月22日公开转售《封神三部曲》份额开始,北京文化这半个月大概度日如年。
“北京文化转售《封神三部曲》份额,在影视行业不算一个很特殊的事情。”
在与一位承接过北京文化融资项目的投资人何总进行电话采访的时候,娱sir对她这样的说法感到十分意外。毕竟,北京文化上月甫一发表份额转售公告,便激起了不小的舆论涟漪。
然而,转念一想,这般感受落差却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专业的投资人不仅见过不少的大制作、大项目,而且需要以知识和理性来判断每个项目的成效收益;而作为一般观众或电影爱好者的我们,则可能更关注每个电影大制作的故事、视效甚至周边八卦。
可是,尽管近年有越来越多的国产电影大制作相继立项,观众却发现它们能否顺利面世都成问题,更别说该部影片的品质保证了。
比方说,2013年,号称投资超4亿的《太平轮》上下两部上映,但最终票房仅过2亿;
2015年,号称投资2亿元的《三体》电影版开拍,但至今仍未见上映消息;
2017年,号称投资7.5亿元的《阿修罗》上映,后因票房口碑的双滑铁卢而紧急撤档……
到了今年,号称投资超30亿的《封神三部曲》该要上映了。纵煌煌巨制仍有待向投资人和观众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但几乎所有的电影大制作都要面对的资金流问题,已然借由北京文化的自揭伤疤而公之于众。
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并发问,国产电影大制作频繁爆雷原因何在,在我国,更好的电影项目融资出路又会在哪里。
对大多数的电影制片人来说,资金大概就是他们的“爱情”。尤其在中国电影行业泡沫横飞的2010-2015年里,完全可以把周杰伦的歌词改成“资金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这个“龙卷风”来得有多快多猛呢?据新浪娱乐2010年的报道,彼时的中国电影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繁盛期,当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累计48.8亿元,是2009年同期的两倍多,更超过了2008年的全年票房总和。同时,诸如“热钱涌入”“投资过亿”“好莱坞参与”等描述也成为了新兴的项目描述关键词——要是没个以亿为单位的投资,好像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拍电影的。另一方面,很多想要借此大赚一笔而快速入行的小老板,凭借着几页写有相关描述的PPT,也就能拉到不小的投资。
伴随资金龙卷风而来的,是野心。
据腾讯新闻旗下的显影室栏目报道,《阿修罗》的立项就启动于乐观情绪弥漫、电影行业泡沫最盛的2014年。在这个项目上,制片人杨真鉴势要“玩个大的,做个好莱坞大片”,并期望自己能一跃成为那个引领中国产业向前半步的人。
给杨真鉴的野心做支撑的因素有三。其一,在政策和资本的双重驱动下,2011至2014年间的中国电影银幕数量和票房大盘都似乎在“永不停歇地”保持高位增速,行业内外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前景一片看好;其二,杨真鉴亲自操盘了《画皮》系列,尽管相关电影口碑参差,但两部作品都相继获得票房大赢;其三,杨真鉴认为好莱坞视效大片是成功的,中国人又爱看视效动作片,所以对标好莱坞的拿来主义操作也应该会在中国取得成功。
显然,杨真鉴的野心是巨大的,尽管让他这个不切实际的野心得以预支实现的,可能是当时电影行业里的热钱、傻钱和不良资本。“他(杨真鉴)用单场时间超过3小时的400多场演讲为《阿修罗》融到了7.5亿”,腾讯新闻报道。
相似的主动乐观情绪和被动膨胀野心也笼罩着其他华语电影制作公司,其中更不乏像华谊兄弟这样的头号玩家。
在腾讯新闻的《酌见》节目里,俞敏洪对话王中军,询问华谊兄弟这些年的得与失。王中军坦言了一个电影行业的近年共识,那就是:几百万投资的时代已不复返,两三个亿放到现在也只能算中制作;虽然这些数字都普通大众来说并无实感、差别不大。
图源:《酌见》俞敏洪对话王中军
尽管如此,以万亿算计的亏损都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频繁发生。以当前我国电影票房回收率为33%的比例保守估算,在约过去十年的时间里,华谊兄弟先后对《狄仁杰》系列、《太平轮》系列、《侍神令》等项目主控投资过亿,每部亏算约在几千万到两个多亿不等,而即便有所盈利,也仅在可以勉强回本的几千万水平。
与华谊兄弟的一捆子项目大投资不同,我国的其他主要电影出品公司似乎在这类大制作的项目数量上更为谨慎。但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电影行业泡沫最盛的那几年里,诸如《钟馗伏魔:雪妖魔灵》《爵迹》《西游记女儿国》这样的奇幻视效大片相继启动,其后的亏损也约在几千万到两三亿不等。
而即便是到了所谓“影视寒冬”来袭、资本渐趋理性的2018-2019年,上亿的投资亦无消退。
钱都花去哪了呢?观众为何不买账?
实际上,关于这两点的可追溯因素都是相较明晰的。首先,一部电影的花费所需远不止制作成本,在扣除渠道、税收、营销等等开支项目之后,可供制片方和投资方分账的票房数额可丁可卯。其次,“不好看”三个字便能大体概括观众对一部电影不买帐的原因,上映三天黯然撤档的《阿修罗》便是如此。与此相对,“好看”就是驱动观众买账的最大动力,投资3亿、打磨4年的《刺杀小说家》便依靠中上乘的质量和口碑,在今年年初挽回一城。
然而,若从一个电影项目的制作环节来看,比精准使用固定开支和努力提高预期票房更重要的,或许是出品方和制片人在立项初期的理性认识,不要妄想着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几乎一切的资金收入就像“信用贷款”——用项目预期“贷款”投资人的融资、用制作班底“贷款”主控方的支持、用卡司和故事“贷款”观众们的期待。
只不过,“贷款”都是要还的,还不上就要负债和坏账。对于那些搜钱容易、挥金如土,但却最终滑向失控的电影制片人来说,大概忘了周杰伦的歌词还有后面一句,那就是“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
同样还是在《酌见》这个节目里, 俞敏洪问王中军“你觉得这几年(华谊兄弟濒临退市)的管理困境,除了外部因素以外,跟你的管理决策有关系吗?”
王中军稍有迟疑、挠挠脑袋回答道“有,应该关系挺大的吧……对整个市场走向没有真正的判断”。随后,他继续补充,“但(困难)也是个乐趣啊”。
这是王中军作为企业管理者的自我挽尊,毕竟为了带领华谊兄弟走出近年困境,他已相继卖画、卖房、向朋友借钱,高峰时期一年还债47亿。
然而,王中军的自我挽尊也带出了笼罩在国产电影大制作上空的另一片乌云——较多时候,一个电影项目的资金断裂或应归咎于责任主创的过分自信与过高追求,与其融资池的足量供给关系不大。而这一“责任主创”,既可以是位居管理岗位的制片人,亦可以是位居创作中心的大导演。
熟悉世界电影史的人都应听说过好莱坞历史上的两个巨亏项目,其一是摄制于上世纪10年代的格里菲斯名作《党同伐异》,其二是摄制于60年代的《埃及艳后》。前者投资220万美金,最终票房100万美元,让格里菲斯欠下了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巨额债务;至于后者,投资3110万美元,最终票房5778万美元,让当时风头无两的20世纪福克斯公司濒临破产。
《党同伐异》拍摄现场留影
此两者都是怎么“玩脱了”的呢?
首先,在电影的前期筹备阶段,光是演员片酬加置景建模这两项便能“烧”掉一大块资金。以《党同伐异》和《埃及艳后》这两部片子为例,它们的制片和主创为了追求更真实、更宏伟的画面效果,在片中采用了一比一还原的实景搭建和极尽奢华的道服化制作,烧钱之旺可想而知。更何况,《埃及艳后》当时还需为伊丽莎白·泰勒支付巨额片酬。放到今日,勿论大制作们的质量如何、亦勿论CG技术之于实景搭建的性价比如何,场景搭建和道服化制作依旧是一笔庞大的电影项目开支。
其次,在电影的中期拍摄阶段,倘若碰上因导演表达欲过盛或因不可抗因素而产生拍摄延期问题,又能无端白造出一笔冤枉钱。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就属于这样一部导演“玩high了”的作品,而因伊丽莎白·泰勒的支气管炎手术而导致的《埃及艳后》拍摄进度大幅延期,更是为当时已在“勒紧裤腰带”的20世纪福克斯雪上加霜。
最后,在电影的后期制作阶段,从往日的胶卷费、配乐费用到今日的调色、混音、特效、压制,无一不是“一秒钟几十万上下”的恐怖开支。能有多恐怖呢?《党同伐异》最初成片480分钟约合8小时,《埃及艳后》最初成片4小时约合上万卷胶卷,而在当时,一卷胶卷至少也要约10至50美元不等。
《埃及艳后》剧照
看回今日之中国电影,除却像疫情这样的外部因素之外,因管理或创作维度“玩脱了,hold不住”的例子亦比比皆是。
比方说, 至今仍未能如期上映的电影版《三体》,便是版权持有方张番番、影片发行方国盛影业和后来入局者游族影业在管理维度上出现分歧之后的牺牲品。据品玩报道,2009年,导演张番番从刘慈欣手中买走《三体》全部版权并与国盛影业发行公司开始融资筹拍。但在后来,因国盛影业无法主控项目,张番番便转向与游族影业合作,可惜的是,因“对视效的要求超过以往”,电影版《三体》至今未能揭开它的庐山真面目。
类似地,徐克在拍摄《狄仁杰》系列的时候,因期望能优化视效呈现,就曾多次将项目带到超支边缘。据报道,华谊兄弟就曾为《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特效部分追加投资,制片人陈国富也屡次制止导演徐克的天马行空。然而,至今距离实现“徐克x华谊《狄仁杰》系列24部”的目标却依然遥遥无期。
而在管理和创作这两个维度都“玩脱了”的重点例子,还得数正处于“北京文化事件”漩涡中心的《封神三部曲》。
“《封神三部曲》这个项目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盘棋码得太大、项目周期太长,所以现在北京文化hold不住了。” 何总如是说。
承接这个观点,该项目和北京文化在这一两年间的诸多爆雷可以得到合理串联。
首先是在北京文化企业管理层面上的脱轨。据每日经济新闻总结,2020年,北京文化不仅先后经历了财务造假、高层内斗、骨干流失、巨额负债等一系列事件,而且还相继剥离综艺和电视剧版块。而到了今年,先是股价大跌、再是《封神三部曲》的份额转让、最后是郑爽与《倩女幽魂》项目(后更名《只问今生恋沧溟》)的阴阳合同,重重爆雷终究是让北京文化变成了深交所的一只“ST(特殊处理)股”了。
其次,纵然乌尔善导演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值得称赞,但他的这种追求,却也无限推高了电影前期筹备和后期制作的资金费用。
在《封神三部曲》筹备前期,乌尔善团队可谓是浩浩汤汤。在剧本打磨方面,他们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参与策划、到众多博物馆和遗址进行考察;在演员培训方面,他们用时一年出动八个选角团队全球选角、组建“封神训练营”、购买马匹、建造马场;在置景方面,他们在青岛东方影都建设800亩地的朝歌外景和3万亩的摄影棚;在道具方面,他们扬言“要每个道具都是博物馆级别的”等等。到了中期拍摄阶段,乌尔善团队又先耗时19个月做了120分钟的动态预览;而到了后期制作阶段,乌尔善团队所专门组建的“魅思映像”视效管理公司,正在如火如荼地精修片中特效。
《封神三部曲》宣传物料
此般耗时耗物、耗财耗力,尽管《封神三部曲》制片人杜扬表示三部曲连拍会能节省约四分之一的成本,该片也多次强调这是一个能为中国电影工业化体系建立标杆的里程碑项目,结合当前市场态势,我们还是要对它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总是将国产电影大制作前后资金不周的问题转嫁到投资人或观众身上。在国家大力推进金融理财教育的同时,电影人们也该好好补一下课了。
复盘上述案例,我们看到不少国产电影大制作在资金链问题上显得患得患失。
得,可能是如龙卷风般激烈而迅速的投资涌入;失,则可能是风卷残云后的渣滓不剩、赔本折利。然而,得,亦可以是野心膨胀时的快感;失,也可以只是期望破灭时的揪心与难受。
可惜的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处世哲学并不十分适用亟需健康、正向、高速发展的中国电影产业。投融一体,从现实出发,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电影金融服务。
对此,电影人们可以做什么努力呢?
首先,电影人们要从观念上作出改变,修正往日里那些常用的“病急乱投医”和“情义值千金”,尽量不要再随性投资、动态融资、自己贴钱甚至借高利贷。
很难想象在动辄万亿的国产电影大制作项目里,有着这些“不假思索”的决定,但它们却都又真实存在。
比方说,虽然电影行业里通常认为当资金筹备工作完成70%以上的时候,相关项目才会进入拍摄阶段。但据腾讯新闻显影室栏目报道,在杨真鉴的例子里,就在连30%的资金都还没到位的时候《阿修罗》便开机了,他说“只要做出一个世界级的电影,融资不是问题,而动态融资也是常有的方式”。
再例如,《阳光劫匪》的制片人方励接受搜狐娱乐采访时说“(我)花钱不心疼,但压力大,连房子都抵押了,高利贷都去借了”,又说“我(作为制片人)给大家(联合出品方)做担保,赔(钱)了赔我,除非有人愿意跟我共担风险。”
其次,电影人们也要祛魅大制作,更不要将工业化等同于大制作。
众所周知,《阿修罗》曾对标的是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体系,而《封神三部曲》则更是将“中国电影工业化”几个大字奉为圭臬。然而,要知道电影工业化并不等于电影大制作,此两者互不充要。
诚然,工业化是我国电影行业往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真正的电影工业化应指向电影生产各环节、各部门更专业和精细的分工和电影公司规范化、标准化的制片服务体系,而非抓住“视效大制作”这一噱头侃侃而谈。因此,利用工业化标准来生产更高质量的项目大制作固然重要,在此框架下以小搏大的尝试也并无不可。
在电影人们自力更生的同时,政府政策和金融机构的配套政策也应跟上,包括但不仅限于政策补贴、行业补贴、以及各式有待加强的影视贷业务。
以银行的影视贷业务为例,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影视行业专属金融产品,它的推出可以有效缓解过往因缺乏重资产质押而横亘在(尤其是中小型)影视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借贷难问题。不过,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影视贷业务并未完备。查阅公开信息,作为“国有四大行”之一的建设银行仅推出了针对电视剧拍摄制作的影视贷,地方性银行如北京银行才于2019年推出了相关业务,股份制银行代表招商银行则直接与华谊兄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而非推出接受公开申请的同类业务。
对此,“影视项目太容易坏账了”,一名就职于国有四大行的员工向娱sir表达了她的担忧。
尽管如此,银行影视贷业务在我国仍大有可为,各类银行不仅可以持续开发出适配性强的借贷产品,还可像如英国渣打银行这样的成熟经验学习——该行不仅有专门给影视贷款的部门,而且还自行研发了一套针对影视产业的融资程序。
为了能更好地降低影视项目的贷款或融资压力,我们还需直面一个老大难问题,那就是知识产权变现。
电影项目最有价值的财产就是知识产权,而非诸如设备、房屋、车辆等重资产项目,但是,知识产权的估值评价却是难中之难,由此也导致了当前大多数金融机构缺乏处理无形资产的标准和经验。
据何总反映,只要一日未解决知识产权的变现问题,金融机构对电影项目的放贷就始终都是处于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因为“(知识产权)无法公允评级,制作及演员发行等风险无法有效缓释,期间无稳定的现金流,退出收益无保障。”
当然,其他类型的电影项目融资方式也是存在的,比如好莱坞常用的拼盘投资(slate financing),又比如对当前中国来说相对超前的电影期货(movie futures)。
具体而言,前者通过投资公司向电影制作公司(有挑选地)的一揽子买卖来实现更高额的融资和更容易得到缓冲的风险分散,早前的传奇娱乐对华纳兄弟所采取的主要投资方式就是此种。而至于电影期货,则是参考了大宗农产品交易里常用的融资方式,通过杠杆来实现一个电影项目的预售集资。比方说,经典喜剧电影《扭转乾坤》里的结局呈现,便是围绕着“冷冻浓缩橙汁期货”这项标的物来进行的。
《颠倒乾坤》剧照
不过,何总并不看好电影期货,她认为这个形式在国内的广泛执行阻力重重,回到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还是知识产权的估值问题。“电影作为金融标的物,未形成较为公允的估值模型体系,导致通过期货合约对冲风险的做法缺乏专业大机构的参与”,何总解释。
由此总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尽管在2017年2月和5月证监会先后发布“再融资新规”和《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之后,我国的影视融资环境朝着严峻却清朗的方向向前迈进,但若想要更好的项目融资出路,还得在“知识产权”上多下功夫。
*文中何总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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