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差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什么来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棱镜（ID：lengjing_qqfinance），作者：王凡，原文标题：《“不差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政府设计竞拍，也为谷歌等提供咨询 | 棱镜》，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北京时间10月12日17时45分，瑞典皇家科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将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两位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诺奖委员会在陈述颁奖理由时指出，两位学者完善了拍卖理论，并发明拍卖“新形式”。这并不是诺奖第一次奖励拍卖理论研究者。拍卖作为一种交易机制，应用广泛。在市场经济中，巨额的经济活动通过拍卖完成，包括艺术品、住房、土地等有形资产，也包括油田开采权、车牌、股权、无线频谱、广告位等无形资产。
诺贝尔颁奖辞中写道，“他们运用自己的见识，为难以用传统方式出售的商品和服务设计出新拍卖形式。他们的发现，使世界各地的卖方、买方和纳税人受益。”
诺贝尔奖的传统，是奖励勇于探索和解答国际关键问题的研究者。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贫富差距、增长受疫情冲击等世界性难题，外界曾对获奖者有不同的预测。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委员、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对作者解释称，诺奖并不追逐当下热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拍卖理论在当下经济生活中仍应用广泛，包括无线电频谱拍卖、搜索排名和在线广告竞价等。
“举个例子，比如5G频谱的拍卖。该拍卖的目标之一是让政府获得收入，但同等重要的另一目标，是如何能够分配给合适的买家。所以，拍卖理论可以作为工具，让人们更好地分配公共资源。”
新拍卖机制已撬动千亿美元
拍卖的特点，在于定价并不由卖方决定，也非传统地由讨价还价来实现，而是基于不对称信息的竞价，来寻找价格。
诺贝尔奖评委会认为，两位学者的理论在过去五十年加深了人们对拍卖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解。同时，两位学者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在经济学家中也属罕见。
最流行的拍卖方式分为四种：其一，是叫价不断上升的增价拍卖。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家英国专业拍卖行苏富比和佳士得均采用此法，也被称为英国式拍卖；其二，是叫价不断下降的减价拍卖。因为荷兰曾以此拍卖鲜花，也被称为荷兰式拍卖；其三，是第一价格拍卖，即竞拍者在规定时间内，各自独立提交标书，价高者得。
它的演进版称为第二价格拍卖，即物品仍归密封式拍卖中最高价叫价者，但成交价为第二高报价。这一机制由经济学家维克瑞（William Vickrey）在1961年提出。维克瑞也因此在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认可。
今年的获奖人威尔逊提出了“共同价值”的概念。这种价值指事先不确定，但最终对于每个人都一样的价值，比如某地矿物质含量。米尔格罗姆则补充性地关注“关联评价”，即竞拍者在出价时，也会考虑到竞争对手的评价和行为。拍卖因此成为一种博弈。
任何买家的报价，不仅显示其对标的的信息，也会暴露其他买家的私人信息。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的研究，创造了新的拍卖形式。不仅帮助买主或卖主寻找最佳价格，同时鼓励建立一种系统，将重要的商品和服务，授予最能使用或管理它们的竞标人。
根据理论成果，两人设计了“同时增价拍卖”（simultaneous ascending auction）的机制，来帮助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出售无线频谱许可。
这种拍卖方式类似传统的增价拍卖，所不同的是，传统方式是每个许可证被依次卖出，而“同时增价拍卖”则将大批许可证同时拍卖。拍卖时，通过数轮竞价回合，竞标者对前面竞投回合中反映出的信息作出反应，激励参与者更积极投标。
同时，将大量许可一起拍卖，使得竞标者能对相关联的许可价格差异作出反应，让竞标人对自己更感兴趣的许可证作出更准确估值。例如，A公司如果无法获得相邻两块地区的许可证，也许就不会出高价购买第一块许可证。
在此竞价机制之前，FCC采用行政听证会或随机抽彩的方式，导致利益相关者大量的游说行为。1994年，FCC第一次使用竞拍方式出售十张无线许可证，收益6.17亿美元，同年12月再出售99张宽频个人通讯服务许可证，收益达到70亿美元。此种竞拍机制，被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效仿。斯坦福大学校报称，全球采用此种竞拍方式分配的许可证价值，已达1000亿美元。
问及互联网时代中信息的大量分享和流动是否帮助人更好寻找价格时，米尔格罗姆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即使在信息更充分的年代，竞标者仍会因为不确定性而支付高价，难逃“赢家诅咒”的命运。所谓“赢家诅咒”，指的是在多角竞价中，赢家往往由于超额支付标的的实际价值，而遭受损失。
“举个例子，如果你竞标某块石油开采权。在钻井之前，你没有数据。你若竞标无线频谱，它的价值，取决于未来需求以及未来的技术发展。”米尔格罗姆表示，“你必须对此作出大致估算。如果你的估计错误，就会遭受赢家诅咒。”
奖金提高了，但获奖者也不差钱
今年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都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也是师生关系。两人将平分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约合人民币760万元）。
在获奖结果公布后，斯坦福大学公布了一则视频，显示当诺奖委员会无法联系到72岁的获奖人米尔格罗姆之后，另一位获奖人、现年83岁的威尔逊在大半夜来到前者门口敲门，让对方赶紧接听电话。
威尔逊是米尔格罗姆的博士导师，也是邻居。
斯坦福大学公布了一则视频，显示在诺奖委员会无法联系到72岁的获奖人米尔格罗姆之后，另一位获奖人、现年83岁的威尔逊在大半夜来到前者门口敲门，让对方赶紧接听电话
在新闻发布会上，当问及将如何使用奖金时，威尔逊称，考虑到疫情期间仍处在“居家令”中，目前无法旅游，尚无消费计划，“会留给妻子和孩子”。
受到近年来基金经济水平不断增强带动，2020年诺贝尔奖奖金从900万瑞典克朗提升至1000万（约合760万人民币）。诺贝尔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拉尔斯·海肯斯滕（Las Heikensten）表示，基金会的目标是，确保诺贝尔奖奖金未来跟上社会实际收入的变化趋势。
2019年年报显示，诺贝尔基金会在2019年投资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为股票和对冲基金。根据基金会最新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基金会总投资资本的市场价值为49.02亿瑞典克朗，投资组合中47%为股票基金和股指期货，9%为地产基金，对冲基金等另类投资仍高达31%，其他资产占13%。2019年的投资回报为16.6%。除此之外，诺贝尔基金会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均拥有资产。
从1901年捐赠约3100万瑞典克朗设立诺贝尔奖项以来，诺奖已经发放近120年。这源自诺贝尔基金会的打理和运作。诺贝尔基金会并不对外募集资金，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章程》，每年基金会必须将投资收益部分归入本金，以持续造血。
在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诺贝尔基金会多线作战，不仅赶上股票牛市和当地楼市的上涨，同时全球寻找投资增长点，拓展对冲基金等另类投资。2001年诺贝尔奖百年纪念之际，奖金额首次达到1000万瑞典克朗并延续了近十年，但此后的金融危机导致本金缩水，直到近些年才恢复元气。
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基金会曾经将诺奖奖金降至800万瑞士克朗，此后引进首席投资官卡尔纳（Gustav Karner），以保证年收益率高出通胀3.5%为目标。卡尔纳在任期间，一方面积极持股，同时转为指数等被动投资，降低交易费用；另一方面，重新调整投资组合，增加另类投资。2017年，卡尔纳离任之际，奖金涨回900万瑞典克朗。
如今的首席投资官Ulrika Bergman则代表着基金投资进一步向量化策略转移。Ulrika曾经担任SEB投资管理部门的全球股票投资主管，曾以定量的方法管理着价值1700亿瑞典克朗的共同基金。她上任三年后，如今奖金重回1000万瑞典克朗。
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诺贝尔遗嘱中设立的奖项，奖金也不会动用诺贝尔遗嘱的本金或是收益。经济学奖的奖金和评审费均由瑞典央行赞助出资，和基金会的奖金标齐。
不过，今年的两位获奖人似乎“不差钱”。两位美国教授不仅理论成果卓著，也积极参与公共和商业决策。他们为政府提供竞拍机制的设计，也设立顾问公司，为大型拍卖竞拍者提供建议。
米尔格罗姆的网页上记录着，他的咨询公司Auctionomics曾帮助美国媒体巨头康卡斯特及其财团联合体SpectrumCo在美国66号拍卖会上创造了美国频谱拍卖历史上的最佳表现。相比其他大型竞标者，SpectrumCo的中标价节省了近12亿美元。这是美国频谱拍卖史上最大的价差，促使FCC后来改变了拍卖规则。
米尔格罗姆还曾经为谷歌IPO方案提供建议，并为微软的搜索广告投放和雅虎的销售在线广告拍卖，提供咨询服务。
“获奖人不是神”
随着新一年诺贝尔奖项尘埃落定，对于诺奖本身的讨论并未停止。
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泰勒·科文（Tyler Cowen）在评论文章中就称，诺奖已远不如以往光鲜。文学奖获得者的消息在纽约时报里只在第21版出现，而之前美国音乐人鲍勃·迪伦获奖时甚至都因为“有其他安排”未在当年去现场参与授奖，可见诺奖目前的份量。
但这似乎并不耽误诺奖获得者在奖项光环加持下，频繁应邀参加会议、讲座，去世界各地发表演讲。获奖者成了知识界的“摇滚明星”，除了收获荣誉之外，也收获更多的商业机会，包括书籍的再版和约稿，以及更多的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咨询和邀约。
问及如何看待诺奖得主的社会活动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委员、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约翰·哈斯勒对作者表示，在褒奖这些人各自领域的贡献的同时，不需迷信获奖者。
评奖基于获奖者在学术中的奠基地位，但并不为他们的其他言论背书。“人们认为获得诺奖，证明其在重要问题上的智慧和成就。但是对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发言应保持警惕。我们乐于见到获奖者受邀去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但不要忘了, 获奖人也不是神。”哈斯勒表示。
北京交通大学王元丰则发表评论认为，一方面诺奖无论从评审规则或结果都显得“过时”，但另一方面，“在科学家比起文艺、体育明星，比起乔布斯、比尔·盖茨这些创新家（企业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差很多的当代，每年的诺奖公布和颁奖，还能使媒体较为广泛地报道，让社会大众觉得科学还很重要，科学还有某种神圣或神秘感，这个奖项对科学仍有正面效用。”
王元丰认为，诺奖怎样改革，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改变设奖的项目和评奖程序，提高授奖的及时性，扩大得奖人在世界的覆盖面，让其真正能够体现诺贝尔遗嘱的精神，促进人类发展，是诺奖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担任近十年诺贝尔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的拉尔斯·海肯斯滕曾表示，“诺贝尔想做的不只是奖励一些人，他想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近120年的时间里，诺奖证明了人类具备找到重大解决方案的能力。”
诺奖评委约翰·哈斯勒对作者表示，自己乐见更多奖励科研精神的奖项被设立，“鼓励更多年轻人进入科学领域。这也是诺奖想要达到的效果。我们正努力工作以延续诺贝尔奖的权威性，也希望其他鼓励科学的奖项，可以坚守这种长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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