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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搞新基建？到2030年你就都明白了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0-06-09 11:1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混沌大学（ID：hundun-university），授课老师：李丰（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撰稿：柚子，头图来自：pixabay

过去几个月，尤其是最近，中国的政策、经济和周边环境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奇虎360、哈尔滨工业大学、云从科技在内的33家公司或学校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从这些变化中，我们看到了“5G”、“AI”、“大数据”，即“新基建”的身影。可见，新基建不仅是我国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是全球各国正在努力争夺的战略高地。

那么在新基建的浪潮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科技发展进程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一、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前提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国际需求快速下降，全球化进程被迫“暂停”，我国将面临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大变局。

讨论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前提，是大家最近讨论非常多的问题—— “民粹”和“去全球化”。不管是涉及到中美关系，还是国际环境，或者是国际环境中跟中国有关的部分，都要理解“去全球化”和“民粹”。

从2009年开始，为了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各个国家都印了大量的钱，提供了非常充裕的流动性，尤其是发达国家。

钱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当这种生产要素的可及性大量增加，用钱赚钱的人比用体力和劳动赚钱的人要赚得更快、更多，如此就会导致贫富分化。这种事情在过去100多年中也发生过，只是2009年这次的总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大。

那么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

贫富分化增加导致的结果是相对差距增加，通过体力和劳动赚钱的人即使绝对收入没有下降，但相对收入一定是下降的。只有用钱赚钱的人才会比较富裕，因为他的金融资产是被反复循环购买的。在贫富差距增大的情况下，体力劳动工作者会对现实不满，而对现实不满就要做出政治表达，因为做政治表达是最容易把世界变得跟以前不一样的方法。

也正是因为这种方式，所以在过去5年当中，发生了很多特殊的政治现象，比如特朗普被选上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在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因为相对贫富差距的增加，导致底层，或者说劳动群众对现实不满而做出政治表达的方法。我参与投票告诉你，我希望以后变得和今天不一样，和过去不一样。

这些和我们今天讨论的疫情有什么关系？

我们看到全球的发达国家为了解决疫情问题，都开始释放充裕的流动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疫情和经济放在一起，往后看3~5年，大概率会再一次出现由经济现象产生的政治表达，这个政治表达和上次是一样的，而政治表达的结果，最好的情况是短期内大家都能控制，如此就不用转嫁各种各样的国内矛盾，但这次非常麻烦，面临失业问题，面临公司解散问题，这对劳动人民的影响最大。

如果疫情时间稍微长一点，大家转移矛盾的方式和方法可能就各不相同了，再拖下去，大家可能会把矛盾转移到国际上。

二、中国产业链是如何形成的？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采取了著名的“4万亿计划”的措施，在看“4万亿计划”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产业链的发展。

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最早主要跟农业有关系，因为中国先推的是包产到户，解决农村劳动力，那时中国有10多亿人，全国接近一半的就业人口当中70%多都是在农业这个行业工作。包产到户解决的问题是，要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

那么是怎么解放的？包产到户，让农民有了自己的农田，于是都拼命地劳动，生产效率也因此提高，人口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就被陆续解放出来。正如图中最下面的那条线。

这些箭头代表了中国过去大概40年当中，按顺序依次发生且仍然同时存在的产业链环节。

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后去做什么了？去做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这个词最早叫作“田间地头的手工业作坊”，简单来说就是制造业和工业稍微放开了一点，直到1984年之后，乡镇企业在政策上才得到允许和鼓励，当时还出现了“流通业”，也就是所谓的万元户。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被就地改造成初期的产业工人，1995年，乡镇企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占当年GDP的25%，也就是说，当时中国GDP的四分之一都由乡镇企业贡献。

但是，在90年代末，我们就很少再听见“乡镇企业”这个词了，这是因为乡镇企业达到高峰期之后，我们就开始规模化、工业化、标准化，原来的乡镇企业变成了民营制造业企业。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发展过程，但我们在讨论产业转移时，有几段历程是很难被抄袭和拷贝的。

我们大概有8亿劳动力，其中有30%在工业中，而且这30%并没有包括农民工，如果加上农民工的话，我们大概有40%，也就是大概3亿多劳动力在工业和制造业的环节上。这3亿多工业劳动力是怎么来的呢？是先从农村解放出来，经过技能培训，然后从小工厂转到大工厂，接着变成了规模化生产的产业工人，最后进入到不同的行业。这也是中国劳动力的过程。

中国劳动力的过程全世界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再抄一遍，因为第一得有足够多的闲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第二，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得经过初级培训变成产业工人，最难的是得有这么大的规模。

如果想转移中国的产业链，所涉及的产业规模大概需要把南美、东南亚的大概四五个国家全部加起来，此外，这里还涉及到教育水平、人口分布、收入结构、年龄结构问题等等。

所以说，我们的劳动力优势很难被copy。

有人可能会问，我们的产业现在走到哪一步了呢？现在我们的产业链大概走到了“高附加产品工业品”与“高附加值服务”共存的阶段，也就是链条中的最后两个环节都存在的阶段。

那么之前的环节我们都长成了什么水平？

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发展为全球的第一名，全球最大。

以基础建材为例，水泥和钢材，我们是全球最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从1996年，中国成为全世界粗钢产量的第一大国，如今我们依旧保持全球第一。1996年我们的产量刚过1亿吨，现在我们的年产量大概有9亿吨。

其他国家呢？第二名原来一直是日本，现在是印度，印度有1亿吨，日本大概有9000万吨，美国有8000万吨……就算把后边的2~10名加起来，与中国的9亿吨还有很大的差距。

工业品、中间品和化工更是如此。工业品大概有多大？联合国曾规定过40多个所谓工业品的相关产业链，全世界只有中国在这40多个品类中是全齐，而且在400多个子类当中，我们有一半以上都是世界第一。

我们的化工有多大呢？2019年，中国化工产量产能总量大概占全世界的40%，预计在5~7年内，将会达到50%。

消费品就更大了，哪怕是比较难做的，比如说消费电子行业，手机的装配大概占世界装配产能总量的75%。

此外，消费电子行业中难做的带有芯片的电子消费产品，我们也是世界第一。2015年，芯片进口成为中国花费外汇第一大行业，全世界带有芯片的电子消费产品，有接近90%是中国一个国家做的。当然不幸的是，我们生产的带有芯片的电子消费产品当中，芯片有90%是进口的，这也是导致在过去这么长时间，芯片一直是我们花费外汇占比最高、绝对总额第一的行业的原因。

继续回到“4万亿计划”。2008年，政府推出“4万亿计划”来刺激经济，那么这4万亿主要花在什么地方了？

这4万亿的基建主要花在了图中第二个链条上。

高铁。十年我们修了3.5万公里高铁，大概花了4~5万亿人民币。现在我们国家的高铁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大概是全世界高铁总量的一倍还多，也就是说，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高铁建设量加起来也不到我们的一半。

高速公路。我们现在大概有17万公里的可通行里程的高速公路，当然，它的修建比较便宜，一公里不到1亿人民币。

地铁。地铁也很贵，一公里大概是4~5个亿。我们大概修了6000公里的地铁，花费2万多亿人民币。

机场和航空。中国是增量世界第一，存量世界第二，大概再过3~5年，会变成世界存量第一，增量第一。

这些是2009年到今天，这10年做的事情，把这两个链条加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与最外边的“新基建”链条有着紧密联系。

过去的40年，除了在高附加值工业品和高附加值服务这两块外，中国在几乎所有的工业消费品上都做到了世界第一，规模最大，并且完整性最强。不管是消费品、工业品，还是其他相关的化工产品，我们都已经是世界第一。

虽然第二条链条饱受争议，但它却带来了惊人的结果。比如物流。中国的物流大概状况是什么样？我们一年的物流，包含仓配在内，总规模大概是14.6万亿，去年（2019年）中国GDP是99.1万亿，如果按100万亿算，物流相关行业占中国GDP的14.7%。

可能会有人问，物流行业占一个国家的GDP比例高好，还是比例低好？

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比如说美国的物流行业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大概是8%。大概在7年以前，中国的物流行业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大概是17.8%。

很明显，我们的比例下降了，但中国不会低到像美国那样，因为我们运送的东西多，而且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要进行传递，比如说，首先我们要把钢运到哪里去，把煤运到哪里去，把水泥运到哪里去，其次再把它加工，加工完之后，变成化工品、中间品、工业品，接着我们要再加工，把它变成电子产品、变成消费品，最后我们要再把它运到港口，运出去做外贸，或者分散到各个地方做内贸。

中国的物流行业占比高，是因为它介入的环节多，且运送的总量大，为什么运送的总量大？因为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是全世界最大的，所以运送的总量自然也大。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比例下降了？这是因为物流成本占整个生产过程的比例下降，意味着我们提质增效，总量增加，占比降低。此外，当运的东西越来越值钱，物流成本占比也会下降。

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4万亿，觉得没有争议。这是因为你认为它对中国今天能持续拥有底下那条长产业链非常重要，它搭建了一个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使得这些产业链相互之间的连接，能既保持规模，又成本低价。

由此可见，这两条线加起来产生的效果，是除了中国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几乎都做不到的事。链条上这么多环节我们都做到世界第一，链条之间高效连接。此外，还有一条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就像一层保护膜将它们充分连接。

三、高效低价的物流网络

今天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谈论“新基建”，也就是图中最外边的那一个圈中的内容，总量上能不能拉动中国的经济。

我不是经济学家，这个问题我无法从经济学角度回答，但是我可以从投资的角度分析。

两条最大最全的链条形成了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在此基础上，将最外圈的东西与之相连接，使得链条和网络的使用以及调度在整体上变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这个事情怎么实现的呢？方法很简单，随便从里边挑跟数据有关的事情，如果能够使得这里边的每一根链条上的环节都代表着每一个厂，每一个生产方式，每一个是机器设备等等，且每一个我们都知道它具体什么状态，我们就知道了全中国发生的两个链条上，所有的事情和状态。

产生的结果是：不盲目生产。可能原来我们只管自己这一环的操作和运输，首先进口一定量的石油和煤，其次用车把它运到各个需要的地方去，然后再把它加工出来，接着再考虑把它运给谁，最后再考虑把它卖给谁。

但现在，如果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节点上知道它的供需和状况，知道今年或现在我们需要进口多少油，能产出多少油，应该把这些原料或能源分别运给哪些地方，哪些地方多一点，哪些少一点，并利用高效网络提供给就近的需求来生产，这在成本效率上是最高的。

把这一圈东西搞明白了，你就会知道中国40年搭的网络，之所以能在全局上有一个完整的效率调度，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链条相互之间到底应该谁生产什么，怎么连接，运到哪里去，下一次生产出来之后可以卖给谁。

最外边圈的总量是高技术密集型的，虽然需要的投资总量不一定很大，但是有了外边那个圈，它产生的结果会使得里边环节变得比以前高效很多。

那么这些其他国家能做吗？当然，这件事情其他国家也能做，但是用处不一定像中国这样大，因为你需要调度所有的环节、运输足够多次数、做足够大量的供需匹配，如此，最外边那张网络的用处才会变成最大。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与新基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我们举例来说。

在输变电技术上我们有1000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站，它有以下几个优势：

第一个是损耗小，用特高压直流来输送时，电的损耗少；第二个是传输距离长；第三个是占地少，占地少的概念就是需要的塔少，所以占地相对少。

我们日常生活和外面那张网有什么关系？有这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把能发电的能源集中到某一个地方，然后把电运上网，送到各个需要能源的地方把它落地，然后变成你的能源。

第二种情况以车为例，中国从2017年开始成为石油进口第一大国，每年进口5亿吨原油，大概花费2000亿美金以上，原油炼成车用汽油，供给中国2.6亿辆左右的汽车。

该怎么分配能源呢？第一个，最节约效率的方法，我们先把所有的进口原油尽量都运到一个港口，在那个港口建一个巨大无比的石油炼化厂，把5亿吨石油变成1亿多吨的汽油。其次从炼化厂派非常多的运油车，把它运到全中国各地的加油站，然后再开车到加油站去加油，最后再到处跑。这是一种能源循环方法。

另外一种，假定我们还拿石油来发电，运了很多石油之后，我们在港口就地建一个火电厂，把石油变成电，然后把电变成特高压或者智能电网，智能电网的概念跟我们刚才那一圈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把火电厂发的电通过特高压，根据电网的分配，把它输送到你家里的车用充电桩上。

通过这两个能源循环，我们知道电网的智能化和输电低损耗高能量的传输过程，对能源流转会起到很大的提高效率的作用。

最外面那一圈网，不管今天的争议是在于体量够不够大，绝对规模够不够大，还是能否刺激经济，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作用是为了解决里边那两个已经存在的链条，能够最高效的被使用、最小程度的被浪费，完成最高效的全局调度。

简单来讲，如果发生疫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全中国哪里能生产口罩，哪里有炼化厂可以生产口罩原料，以及这些口罩不同地区分布的产能大小，如何运到武汉去，调度的结果会和1、2月份的时候不一样。当然这些的实现，是要有了外面那一圈。

所以，结论是往后看10年，外面那一圈会使得我们里边那两圈效率非常高。当然从物流网络来看，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最好的调度网络，这个效率没有国家能有机会在短时间内超过，因为我们运的东西又多又全，而且成本低效率高，还能整体调动如此大量的供需关系和物流过程，使得它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四、高附加值产业

如今，中国走到最后两格的公司屈指可数，比如华为，今天的华为被推到风口浪尖，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乃至过去几周的时间里。

五六年以前，没有人会想到华为会成为一家世界级的电子消费品牌产品生产企业，或者说是跟三星一样，仅次于苹果，正在追赶苹果的企业。

2014年、2015年，华为手机显然不被认为是高档有品位的礼物，但今天别人送你一部华为P40手机，你会觉得这个人有情怀，有品。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华为现在是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和消费产品。

苹果赚了产业链上绝大多数的利润，叫高附加值产品，华为现在也正如此。

那么什么叫高附加值服务？微软和谷歌大家都知道，典型的全球大公司，它们在全球卖的所有东西里没有所谓的物体产品，它卖的都是技术服务和知识产权。换句话来讲，高附加值的服务，就包括了金融、医疗，也包括了其他相关的计算机软件服务、知识产权等。

图中华为跨了两个格，这是因为它里边有非常多的技术。华为大部分的技术自主化是通过海思芯片公司实现的，这是华为自有的芯片公司。2019年海思在世界芯片公司排名上位居第7名，这是中国大陆历史上第一次进全球排名前10的芯片公司，过去连进前20名的都没有。

当然高附加值产品这一块也包括一些与金融和药物研发等等相关的，与华为各占一半。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当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碰见的问题，意义非同寻常。以美国针对和打击华为为例，这是因为对于美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来讲，不容易或者暂时不能接受中国在产业链结构上，拥有和诞生出像苹果或者像微软和谷歌一样的国际企业。这种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我们再举一个抖音的例子。抖音在国外叫tiktok，正在竭尽全力做国际化，我们可以大概预测一下，如果发达国家或者美国暂时不能接受，有像苹果一样代表着行业最高技术水平，且是国际性第一流的公司诞生在中国的话， tiktok在美国或者国际上大概也会碰见类似于华为的问题，虽然现在还没有，但我猜它将来可能会遇到。

图中右上角是美国的典型国际化公司，其中很多在产业链结构上只占最后两个环节，而中国是将前边所有的环节都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才开始走到最后两个环节。

回过头来讲，如果你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新基建的话，可能外边画的那一圈所有的技术，即能制造外面那一大圈链条的能力，几乎大部分都在最后两个环节。所以，我们做了最外面那一圈之后的结果，是里边那两个链条就会变得几乎是全世界最高效，且能更稳定的长期存在。

谁能做最外面那一圈链条，谁就能在其中起到更多的作用。简单来讲，最后那两个环节和能力强的企业，会在最外面那一圈形成时起到更大的作用。

最后那两个环节的企业，除了前面那些环节之外，整个链条的附加值都做到了极限。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因为有华为、小米、VIVO、OPPO这样的公司存在，所以我们能够让手机的装配制造产业链在中国较长期、较大规模的存在。虽然我们也会转移一部分出去，但如果没有华为和小米和VIVO、OPPO这样的企业，只有苹果和三星，那么很多跟手机装配有关的产业链，就被转移走了。

道理上来讲，因为有产业链结构最高端链条的存在，所以才导致这个产业链的稳定性提高。

所以说，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投以前没有投过的技术行业，不管是芯片还是生物医疗，我们要做的原因很简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中国这个链条都已经足够大了。

但是中国有个挑战，就是制造业附加值增加率。我们把东西，比如说某种原材料或者某种能源材料运进来之后，把它加工完了之后再卖出去，这个叫增加值。

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的30%，我们一个国家，相当于日本、德国、美国的累加。但是强不强呢？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制造业强国，它的制造业增加值的增加率是33%、35%这个水平，我们是21%、22%这个水平。所以我们还需要努力。

如果我们接着想把这个链条做强，只能靠有高附加值工业品和消费品的企业，比如华为。

我再举一个汽车的例子，因为手机和汽车是要求产业链的配套多样性最复杂的产业。

比亚迪是从1995年开始下海做电池，2002年成为诺基亚在中国地区第一个锂电池合格的配套厂商。2003年它开始造车，取得了不小的成绩，2016年~2018年这三年它一直都是全球电动车产量的第一名，但在2019年被特斯拉超过。

丰田在汽油发动机、氢能源和锂电池这3个技术方向上都是全球最好的或最好的之一。去年中国的畅销车型当中，不管是广汽还是上汽的两款丰田，都榜上有名。

但就是这个在所有方面都很牛的丰田，在去年“允许外资车企在中国投资汽车企业占比超过50%”这条规定情况下，于今年4月初与比亚迪在深圳成立了一个合资厂，研发新能源车下一代。

而且这个汽车厂有如下几件事，听起来匪夷所思。

第一件事是，丰田完全有能力控股或独资成立汽车企业，但它这次却和比亚迪1:1合资。

第二件事是，将来研发的电动车企业将会用丰田的品牌来卖车。

第三个问题更不可思议，合资企业1:1的以丰田品牌卖的车是比亚迪的底盘加比亚迪的三电技术。

也就是说一个全球最好之一，掌握最先进技术和销售水平的车企，在中国做合资企业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仍然只做1:1，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牌子来卖车，卖的车还是中国企业做主要技术提供的车。

这是中国在产业链环节上走到最后两个环节的代表。

底下还有一条更长的线，譬如阿里巴巴。阿里巴巴20年的发展，大概从最早的做工业中间品的流通，做消费品的销售、流通和国际化，做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平头哥（做芯片的），到最后的服务贸易，此外还有云计算。

讲一个你可能没印象的数，中国去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1.4万亿人民币，美国大概是43万亿人民币，比我们多1.7万亿人民币，就是2019年我们与美国差了4%左右。

今年由于疫情，我们一季度受到影响，二季度看起来会保持略微增长，三四季度可能会持续增长，然后今年内需压力也比较大，刺激政策也比较多。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货币贬值了2.3%。去年中国的问题也是货币贬值了3%。

也就是说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的消费品市场，我们比第一大的差距是4%，本来去年差距应该更小，但是去年我们货币贬了一点，所以说我们差了4%。今年的问题是疫情对两个国家的影响还不能确定，当然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已经可见了，但对美国的消费产生多大影响我们还不知道，因为美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大概占60%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假定疫情对美国的影响稍大一点，可能中国今年的社会品消费零售总额就会变成全球第一大。

我们继续来说华为，先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

华为大概是从2002年、2003年开始生产电话的，一直在做电信设备，不愿意做电话，生产电话的时候也是从固话小灵通的最后一波和固话开始的。而且刚开始生产的电话水平不好，固定电话主要都是送出去的，还经常碰见点技术问题，一打雷电话就会出问题。2006年、2007年一直在生产手机，这是它的道路，只不过道路过程当中有一些改变。

1999年左右，工信部当时下发了牌照，允许各种各样的厂发牌生产手机，就是生产手机的资质相对放开了。

为什么发放了这个牌照？是因为发了牌照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可以把装配产能挪到中国。2002年、2003年出来了第一波手机品牌，也就是俗称的“手机中的战斗机“们，如果你还有印象，应该还记得波导、金立等那一大批贴牌机。

但是，现在到2006、2007年，这些战斗机们你已经不太看得到了，这是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贴牌进来的，我们把整个产业链挪进来了，快速的产生了第一批的贴牌品牌，然后贴牌品牌没有hold住这个市场。接下来把我们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诞生了第二个中国在手机产业链上的特殊情况，叫山寨机。我们给全世界造相对便宜、高性价比的手机。

这两波手机热潮过后，我们的装配生产制造能力，在链条上已经比较完整了。就在这时诞生出了一些今天在A股非常著名的公司，比如说歌尔声学、瑞声科技、舜宇光学、欧菲光、立讯精密等等。

这些现在A股市场上1000亿、2000亿甚至3000多亿市值的公司，在当时是这么产生的：手机产业链挪进来之后，他们从相对简单的装配和零部件生产开始，然后变成了今天这样。

这些厂家，在生产供应链的链条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变成了能生产精密零部件的代工企业或生产企业。然后中国的手机走到了升级阶段，就是从普通的诺基亚手机换成了智能手机，而在换成智能手机的同时，中国终于开始快速扩张消费市场。

从2012年的一季度开始，中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销售市场。

当我们变成了最大的市场，且有足够多的精密零部件生产环节之后，这两者之间做了连接，并且产生了第一个公司——小米。

为什么会有这个连接的机会？因为我们是最大的市场，大家都要照顾这个最大的市场。所以这个市场的消费者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变化，你就会按照这个需求来生产产品。

如果凑巧你要调动的产业链资源在生产精密零部件企业的周围，那你的进化过程会非常快。经过多次进化，就可能走到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程度。

五、中国产业链的特殊时间与特殊机会

把新基建这个事讲完之后，大家难免有这样几个问题，譬如，只有中国能做这个事吗？或者说就今天而言，中美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科技上的问题，或者说美国在想尽办法让制造业回流，中国会不会经历跟美国一样的过程？如果不会，为什么？我们有没有机会？或在做新基建的时候，我想做最外面那一圈企业，有没有能力做得成？

中国赶上非常特殊的阶段和结构，就是说我们在讲产业链的生产结构又全又大又完整的时候，赶上了产业链要升级，而产业链升级需要依靠的是技术。那么技术需要依靠什么？需要依靠人才；人才需要依靠什么？需要有足够多的人才总量。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工程师红利”。

以化工为例，中国的化工产业，虽然占全球产能总量的40%，但我们的精细化工还不够好，精细化工怎么才能好？必须得有学化学和化工的人来把它精细。

这件事靠谁呢？靠化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国现在平均每年大概有37万化学和化工的毕业生，在美国化学化工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每年大概有13.1万人。当然，这些毕业的都是高等教育以上，就是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每年扩招毕业生，尤其从2003年之后化工专业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现在每年有接近40万名化工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平均劳动成本暂时是美国的1/3多一点。

换句话说，我们有既便宜又多的工程师，加上产业工人以及已经是最大的产业链结构，我们想不从化工大国变成精细化工大国都难。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2019年高校毕业生的选聘单位当中，在排中国前12名的学校里边，华为排名第一。其实从9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华为就开始持续做校招。

什么叫持续做高校校招？中国从2003年之后就开始大量生产工程师。我们广义上的工程师，多么大量呢？扩招是1999年开始，2002年的毕业生是67万人，2003年扩招毕业生大概是120多万人。2019年我们认为人口结构都已经发生改变了，年轻人都已经变少了，但2019年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仍旧非常多，有多少呢？是1000万。

1000万是什么概念？201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是全球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的1/4。在这个基础上，以华为为例，意思是说它做了20年的工程师红利，才有今天这些技术。

再举一个例子，药明康德，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叫药明生物，它做的是药物研发过程当中的CRO，即合同研究外包。简单来讲，就是大的药企在研发药物时，自己雇人做实验，从头到尾觉得太麻烦，效率太低且成本高。所以，它就找很多外包公司，比如我想要从A合成到B，来找足够多的人帮我合成，按人头付钱，或者按合同金额付钱。

药明康德靠什么赚钱呢？靠的就是想办法做比甲方更高效的实验，且雇到的工程师比甲方雇到的工程师便宜。

2001年药明康德开始做时，中国在全球范围之内的医药研发，就是刚才讲的研究合同外包这个领域占比连个位数都占不到。但在化学方面的药明康德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中国所有研究合成外包的人数总量加起来，大概已经超过了全球总量的一半多。

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如此之大，甚至有两个1000亿市值的公司？

这是因为在全球范围之内，在过去的20年，你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化学、生物、生化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而且还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就把他们雇过来。

这件事情也是药明康德或叫药明生物在过去18年的成长，能变成两个千亿市值的公司，并且在化学方面全球最大的原因。但如此结合起来其实是一个特殊性，而且这个特殊性，也不容易复制。

比如说美国也能做，但想同时有1.2~1.6亿高等教育毕业生总存量是不可能的（这个数还是刨掉每年退休的人之后的数量），因为美国只有3亿多人，其中50%是劳动力，也就是说大概有1.6亿的劳动力。而我们仅高等教育毕业生就1.6亿左右，此外我们还有约4亿的产业工人。

所以说这个特殊性其他国家一时半会儿是复制不了的。

其实还有一个特殊性，大家讨论国际政策时，说美国的产业空心化来自于三四十年前做的产业战略规划，这件事当时有错吗？不一定有错，因为在当时的产业规划过程中，把低劳动力、低附加值的劳动力都转移出去，不一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的技术应用核心大部分发生在了产业中。换句话来讲，我们投资行业在5年以前，认为最热、最时髦、最难做的技术是自动驾驶。

很多厉害的人都去做了自动驾驶。5年过后，所有人都知道了，在自动驾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所有做自动驾驶算法和数据的公司必须跟造车的公司合作，你得先把这些东西放在车上，且有足够大的市场，有人愿意买这个车来开，然后才能开始去循环使用和调教这些算法，使得你靠近自动驾驶这条路线。

如此来看，你会发现，全世界认为最牛的技术，最后的结果是必须要跟造车的企业结合才有用。

那30年前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因为30年前、40年前代表生产力最高效率，也就是今天代表美国市值前10名当中的大部分企业是什么？是信息技术企业，是微软、谷歌、亚马逊、Facebook这些，做的是纯信息效率和软件层次的技术和提高。

言下之意，它们不是自动驾驶，而是做提高信息效率和信息传递、处理技术，单独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公司。这与你看到大部分的技术需要跟产业结构结合，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是最大的差别。

所以机器人也好，自动化也好，甚至是5G当中的一些应用等相关的事情也好，它可能都需要跟产业结合，需要跟实体结合，才开始有效率。这时有实体，且赶上了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就变得极其重要。

所以说，不是因为中国要做这件事，这个结构才有用。是因为凑巧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凑巧这些新的技术应用，含芯片在内，这些新的技术应用都是为了解决具体产业的整个效率提升，或者跟产业结合之后的效率提升，而不是纯粹的信息效率本身。

如果你现在要做自动驾驶这个技术应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有愿意跟你合作的造车的人在你边上，此外最好还有足够多愿意买车的人在你边上，这样你才能把自动驾驶迭代更快。

这是非常特殊的，是正好碰到这个时间节点才发生的。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这样，只是在今天来看是这样。

我们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只讲新能源汽车，从2014年开始中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事实上，我们的汽车从2009年开始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只不过从2009年到2014年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换了个跑道，我们从燃油发动机换到了电池。电池的核心技术是正极、负极、隔膜和电解液。

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多件事都变成了全球第一，除此之外，我们电池还变成了全球第一。但是由于受疫情影响，在一季度的时，宁德时代第一次从第一的位置降到第二的位置，LGChem变成了第一。

在过去的三年里，宁德时代都是第一名，比亚迪是第三或第四名。电池、电机和电控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占了汽车成本的70~75%。

你也可以看到这三项，是在过去的5年，为什么是5年呢？是因为有非常多的文章给了误导，前一段时间有非常多人在传一篇文章，说信息与工业化部的苗圩部长，说全世界的制造业分成4个等级，中国尚处在第3等级，意思就是我们还不强。

这些话是他在2015年11月份的政协会议接受采访期间说的，他说这句话时是没错的。但是2015年到2020年这5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2018年到2019年，在贸易战的大背景情况下，全球认为市值第一的消费电子产业、最高端的电子产业，核心供应商将会发生改变。

六、特殊的区域性经济结构

东盟国家现在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超过了欧盟和美国。对此，很多人问，中国会不会有产业链的迁移？中国相对劳动密集程度最高，附加值不高的一些装配产业，确实会迁移，迁移到哪里去？迁移到东南亚。对于东南亚很多国家来说，虽然它具有产业链，且具有劳动力成本价值优势，但是需要从中国买中间品来加工，同时会把终端产品卖回给中国。

为什么要卖回给中国？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变成全球单一最大规模消费市场。为什么要从中国买？因为在之前说的那个链条上我们每一个环节上都是最大的，所以要买那些半成品。

简单来讲，东南亚国家把半成品买回去加工成成品再卖回来中国。因为它是相对低工业附加值的生产过程，所以导致的结果是它两端成本都敏感，就是你运东西进来的原材料，或者是中间品成本要敏感，然后你卖出去的成本也要敏感，因为你是低附加值。

所以，从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它都是从中国买去加工再卖回给中国最划算。因为离得近，有消费足够大且能承受。除此之外，物流成本占比低，这也是东盟变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原因。

今年3月和去年10月、11月，东盟国家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过了欧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伴随着中国产业链部分转移以及贸易结构的改变，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我发现中国在今年的疫情期间外贸受伤，或者叫受损严重的情况下，有一个外贸是出现了同比增长，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不等，这个出现增长的就是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是运到中欧的14个国家，刚开始是通过2个方向来运往东欧的一些国家，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

2011年中欧班列通车，国家在陆续增加的过程当中，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做了接近9年的，这几件事情的结果有什么作用？

我们把中欧班列先放一边，因为那是“一带一路”。如果我们统计“一带一路”的话，“一带一路”就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如果你查东盟的数据，你会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我们跟东盟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是进口和出口同时大。

这件事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大概在9年前，我们在修这些基础设施时，中国的高铁通到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有竞争优势。因为来往需要两次，要从中国运东西过去，然后再把生产出的终端成品运回中国，如果直接通高铁，就意味着你在两次成本上有优势。

因为如果大家都要从中国运过去来加工，然后还都要运回到中国，你有直达线路就会有巨大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在过去十年的高铁修建过程当中，中国出现了一个叫特殊的区域性经济结构，这个区域性经济结构在今天变成了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一个叫长三角，一个叫珠三角或者大湾区。

在疫情期间，有个“散装江苏”的说法，这是因为我把这些小的地区通过一条高效运输网络连起来之后，这个产业链就连起来了，不需要把东西都放在一个地方，只需把产业链在沿线分布，它们就能变成完整且具有竞争力的区域性经济结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大湾区和长三角的经济结构的原因。

如果把中国理解为世界，或者把整个中国理解为一大片的东南亚或者“一带一路”这一大片区域，你就理解5条铁路加一个港口的作用。

比如说长三角经济区，最大的好处是上海是作为人才和高科技的科研中心，最高附加值的部分在上海，相应的生产制造配套加工在长三角边上按照城市的发达程度逐渐散开，现在又把安徽也放进去，大概就是这么构建的。

理解这个结构后，你会发现整个中国周围发生的情况一样如此。

七、全球资产配置格局的改变

此次疫情对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影响，全球的资产配置格局都发生了改变。

我们知道，除了中国以外，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已经都是零利率和负利率了。零利率和负利率的概念，就意味着你不要持有现金，因为你持有现金，第一不能保值，第二不能升值，很有可能还贬值。

为什么会贬值？是因为假定有通胀你就贬值，因为你是零利率，假定是负利率你更倒霉，你存钱你就等于亏钱。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负利率和零利率的情况下，大家应该极少的持有现金才对，鼓励去投资和买资产。

但在过去的一季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在全球范围之内，所有的资产在3月中下旬的全都快速贬值，大家全都在卖资产，不管这个资产是比特币，是黄金，是国债，是股权，是资本市场，还是股票，所有的东西都在贬值，原因就是大家出于恐慌情绪全要拿现金。

所以，非常特殊的是美国的储蓄率和居民储蓄总额，在今年的一季度还增加了1万亿美金，在它本来储蓄率就不高的情况下，就是11%的储蓄率增加了1万亿美金。中国在今年前三个月，居民端的储蓄存款意外增加了8.07万亿人民币，我们的总额大概是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意外地增加了10%左右。

这是全球范围之内，非常特殊的事情。所有的资产价格都下跌，因为大家全在卖资产回现金，但同期拿现金在手里是完全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是零利率和负利率，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经济学上的特殊现象，叫做在最不应该持有现金的状况里，所有人都大量持有了现金。

既然这个现象已经发生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是因为你不会长期在一个零利率环境持有大量现金，这违背经济规律和个人意愿。所以你会重配资产，什么叫重配资产？在你不再为疫情恐慌之后，你会重新把钱从现金拿出来，去购买资产和进行投资。

这个经济的现象极其少见，因为它不符合正常规律。换句话讲，经济在储蓄是负利率和零利率的情况下，大家都抛掉资产，不管是从资本市场看，还是从各种资产类别来看，或者是从央行的数据来看。大家都抛掉了资产，持有现金，在最不应该持现金的时候都大量持有现金，同时大多数国家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即发了大量的钱，那就意味着钱会变得更多，然后现金的持有比例就会空前的高。

所以，一旦恐慌情绪之后，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现金重新购买资产的现象。那问题来了，这一次重新再买资产，会跟之前的资产结构一样吗？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按4月份央行银保监会做了一个统计数据，虽然饱受争议，但我们认为它挺客观，它是统计了3万户城市居民。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户均持有资产371万，其中有1.49套房，户均不是人均，所以别认为你没到1.49套房就没到平均水平，是户均，就是一家人全算一块。

接下来先假定个极限情况，在疫情期间2~3月份，你因为害怕出问题，为了安全，想要回到现金，所以你把你们家所有的股票全卖了，所有的房子也全卖了，你把所有的这371万的平均资产全部都回了现金。那么中国现在疫情已经控制住了，正在恢复正常。今年6月份开始，你会重新再买回1.5套房吗？不一定会。原因是你觉得房子不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升值那么快了，你可能就会去找升得快的，但是又怕再出现什么问题，搞一回钱就没了。

所以，你在重配资产的时候，会按照先安全性，再增长性重配一遍。你不一定会买回1.5套房，可能会考虑买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多买点黄金，多买点比特币，多买点A股，多买点港股等等。

你要知道，全球有无数的钱，尤其现在有很高比例在现金上，全球大概在经过了这次疫情之后都会再做一遍思考。

所以说这是极其罕见的事件，就是在不该持有现金的时候，全球很多钱都变成了现金。然后因为零利率和负利率，大家会重配资产，不会长期持有现金，就出现了和回现金之前的资产配比不一样的结果。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