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料 | 浙江10万“鸭子军队”出征，30 年治蝗往事重现
文 | 牛耕
编辑 | 苏建勋
10万只绍兴鸭摇摇晃晃、三五成群地拥在一起，它们喜群居、体形肥大、觅食能力强，一只鸭子一天可以吃 200 多只蝗虫，所到之处连蝗蛹都不会放过——它们是蝗虫最优秀的猎捕者。
2月27日，据《宁波晚报》报道，由于蝗灾威胁巴基斯坦，受巴方所托，浙江派出10万只“鸭子军队”代国出征，奔赴巴基斯坦灭蝗，这一事件随后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而在浩浩荡荡的鸭群背后，是中国从蝗灾重区到治蝗大国的一段逆袭往事。
在历史上，中国曾饱受蝗灾之苦，有“唐太宗吞蝗”安天下的典故。但短短数十年里，中国就转变为治蝗大国。2000年8月，新疆特大蝗灾仅持续了3个月就被消灭，背后是70万只鸡鸭和椋鸟的调度。2017年，山东蝗灾仅持续数周，而俄罗斯却蝗灾失控，一时有“中国人吃灭蝗灾”的戏言。
如今，历史又在全球多地重演。
2020年开年，数亿只蝗虫就袭击了东非，规模达到25年来罕见。肯尼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完全瘫痪，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称，这已经造成当地粮食短缺，有200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
肆虐非洲后，这些蝗虫还飞跃红海和阿拉伯海，进入欧洲和亚洲西南部。巴基斯坦在非洲和伊朗蝗虫的双重打击下，全国40%农作物遭殃。印度也受灾数十万公顷。
“蝗虫群所到之处，玫瑰色的蝗虫把树干都染红了”，美联社这样形容说。
现在，蝗灾在印度已基本控制住。但印度政府仍预警称，今年6月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蝗灾。其原因在于这种蝗虫繁殖迅速，部分蝗虫已经产卵孵化。据《国家地理》报道，蝗灾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尚未到来，6月的蝗虫数量可能是现在的400倍。亦不乏这种蝗虫飞跃青藏高原屏障，进入中国云南的可能。
不过，经历了 30 年前的治蝗翻身仗，中国对防治蝗灾更显得胸有成竹，这要归功于治蝗英雄们不为人知的往事。他们为今日中国做出的贡献，可不亚于名满天下的企业家。
治蝗正规军诞生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路19号院，如今紧邻国家会议中心，这里诞生了中国灭蝗第一批功臣。
1951年，建国后最大的蝗灾，洪泽湖和微山湖蝗灾爆发。马世骏被征调回国，筹备中科院昆虫研究所，也是后来动物研究所的前身。陈永林、郭郛等人也被调到北京，充当副手。
说起马世骏，一生精彩可能不亚于小说：他参加过学运、当过北漂、办过砖厂、调查过细菌战，毕业于北大农学院生物学系后，又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并在归国时遭到美国移民局阻碍。
面对特大蝗灾，周总理亲自挂帅，成为国家治蝗总指挥，赌注全压在了马世骏的研究所上。
但当时中国治蝗几乎零起步，经验全靠老祖宗口耳相传。马世骏坐镇研究生，陈永林奔赴洪泽湖，中国消灭东亚飞蝗的起点，就从北京动物园的一间简易房、洪泽湖畔的一间牛棚开始了。
1953年，完成筹备工作的马世骏也来到洪泽湖一线。他的首要工作是摸清蝗区的成因、变迁，找到根治蝗灾的方法。为此，他要像达尔文观察雀鸟一样，实地考察野外蝗虫。
然而当时刚建国不久，洪泽湖的湖匪还没有清缴干净。据《飞蝗物语》记载，马世骏、陈永林等人，就在警察保护下乘坐大篷船，在淤泥滩寻找早期飞蝗痕迹。有时碰上水流湍急，船几乎要装上闸板，喝混入牛粪的水得了疟疾也时有发生。次年，一行人又转战微山湖。马世骏靠笔记积累起了中国最早的经验。
此前人们已经知道，蝗虫伴水而生。东非蝗灾就起源于2018年一场大雨。但中国人又相信，“下雨能淹死蝗卵”。对蝗卵能否跨年也众说纷纭。马世骏发现，东亚飞蝗的卵不同于国外物种，全年无休眠，孵化速度取决于降水和温度。因此如果在冬季，蝗卵可能存活数月，在春天爆发；夏季孵化的蝗卵则会当场淹死，难以成灾。
根据这些研究，马世骏提出了预防蝗灾的方法，“防治结合”，取代了此前“只杀不治”的化学+机械式杀灭思路。
有了初步经验，在1952年底，济南全国治蝗座谈会召开。会上明确提出，此前动员人民挖蝗卵的方法是劳民伤财，无助于减少受灾面积。此后的思路从人工捕杀，变成防重于治和药剂为主，中国治蝗进入第二阶段。
治蝗鸟枪换炮
伴随学术研究进步的，是中国治蝗国力的发展。在手动捕杀时期，政府只能拨几百万斤粮食支持；灭蝗药登场后人民换上了“机械化”设备；在治蝗第二阶段末期，人们甚至有了飞机。
在中国肆虐的蝗灾主要是东亚飞蝗。它们个头虽小，但能连飞数十小时，受灾面积广阔。同时它们繁衍能力强，一年能繁衍两代，分为夏蝗和秋蝗。中国志书里“田禾俱尽”、“蝗飞蔽天”、“人相食”的记载几乎从不断绝。
直到建国以前，人们都没有成体系的灭蝗方法。冯小刚电影《1942》就描述了那一年河北的蝗灾：大旱后蝗虫蔽日，粮食遭殃，河北全省1200万人受灾，1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300万人逃离河南。电影里张国立无奈地说，“千万不要托生到这儿了”，面对蝗灾只有无奈。
到了1952年，改天换地，政府已经能动员人民力量灭蝗。但当时措施以人工捕打为主，贯彻六字方针“打早、打小、打了”。凡是一地发生蝗灾，责任落实到当地政府，由县政府赔偿损失，力图在蝗卵孵化或成虫前在本地消灭。
据《飞蝗物语》记载，有的县甚至出动12万人，相当于全县四分之一人口，浩浩荡荡去挖蝗卵。挖不及时的，蝗卵就孵化成蝗蝻。人们会围城包围圈，将蝗虫困在小范围，然后拍打或火烧。伴随着甘草，蝗虫噼啪作响烫得发焦，成为零食也是当时人的回忆。
然而决心虽大，这种人工捕杀效果并不好。蝗虫在一地扑杀不尽，密度大则起飞迁徙，造成更大范围受灾。在洪泽湖地区，有的农民家里供奉的祖宗牌位都被蝗虫咬坏，灭蝗人脱下小褂放在田头，回来的时候衣服被啃食干净，只剩下了衣领。
灭蝗手段的第一次升级，在于“六六粉”（六氯环己烷）杀虫剂的大范围使用。政府最初只能拨掉几千斤药粉，配上几十架喷粉器，被农民羡称“机械化”武装。后来地方政府开始自制喷雾器，出借给农民，农民则用六六粉或自制的苦楝树皮粉末灭蝗。
但在动辄上百亩的蝗灾面前，这些小规模机械化仍捉襟见肘。真正扭转地方局势的是飞机引进。
1951年6月，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小范围引进飞机灭蝗。这些飞机由苏联安二型改装，一次能携带一吨药粉，两天能喷洒2000多亩地，相当于14000人的捕杀成果。飞机所到处，蝗虫扑蹬几下腿就死掉了，几无漏网可能。
飞机灭蝗天降神兵，成为当时一件举国关注的大事。据《飞蝗物语》记载，周总理还亲自打电话了解情况，并嘱咐“治蝗不单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
《新华日报》则引述飞行员的话说：“我想到国民党的空军是怎样装上炸弹向人民头上扔，现在又用飞机去灭蝗虫，这是多么明显的一个对照啊！”
在几天内，飞机便灭蝗9552亩，灭蝗比例80%。这极大鼓舞了灾区人民。飞行员陈映有时在村中吃饭，发现背后有小女孩摸他的手，怯生生问他：“你是毛主席的飞机师吧？”有时他下河洗澡，上岸则发现衣服被村民偷偷洗了。
到1959年，飞机灭蝗逐渐转为常规化，直到今天仍是灭蝗主要手段。这次东非和亚洲蝗灾，印度亦出动了飞机和无人机抢救灾区。
但堵不如疏，能否在根源上消灭蝗灾？有时多年无事，有时蝗灾突起，原因为何？这里仍缺少一块拼图，是治蝗从“术”到“道”上的飞跃，需要马世骏他们去寻找。
治蝗先治水，灭蝗先强国
1959年5月，《人民日报》发文《为根除蝗害而战》，向蝗灾吹起新的号角。中国治蝗也进入第三阶段，从治转防。这是一场国力之战，非大国不可为。
其理论基础归功于动物所的研究。自1958年起，马世骏团队开始将降水量、温度、晴雨日数和虫口基数总结成经验，探寻蝗灾的源头。他归纳发现，中国可分为四大蝗区：滨海、沿海、内涝、河泛，而它们都与水直接相关。
他发现，河流改道和水涝，导致农民对土地失去控制，是蝗灾发生的基本原因。“碰上大雨就淹，水退无雨就旱”，农民疏于耕植，只能任凭蝗灾发展。在历史上，特大蝗灾亦紧接大旱、大雨、欠收而来，背后原因终于揭晓。
由此，马世骏向上级提出：治蝗先治水。要根治地区蝗灾，就要在生态学上改造，消灭蝗虫的生存环境。例如消灭洪泽湖蝗区，根源其实在治淮工程。改造后的洪泽湖可以调节水位，有计划地淹没蝗卵，就再无大蝗灾发生。
而一旦有了国力去大兴水利，改善地貌，治蝗甚至还有新的思路：建设林地、蓄水养殖业，能为蝗虫引来天敌，在卵的阶段消灭蝗灾。
即使不适合改造地貌，也能征调鸡鸭大军灭蝗。1952年江苏宿迁蝗灾，就以当地3万只鸡去啄食殆尽。2000年新疆蝗灾，则异地从浙江征调了10万只鸭子奔赴现场，蝗灾当年即消灭。这也是最近中国国际电视台说“10万‘鸭军’，严阵以待！“的背后底气。
在”治蝗先治水“提出后的八年里，洪泽湖蝗区面积缩减到40%，治蝗人力缩减到9%。到了1976年，洪泽湖作为历史上最泛滥的蝗区，已经不需要主动治蝗了。
洪泽湖今貌
1978年，在马世骏归国将近40年后，他和动物研究所的成果“改治结合、根除蝗害”获得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这40年里，他奔波各地会议上从未断绝。
1991年5月30日，马世骏在一场车祸中与世长辞。全球发来270份吊唁，800多人出席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中国主要报纸报道了这位大师的离去。《工人日报》写道，如今提起蝗灾，青年漠不知情，老年人却会想起飞蝗蔽日、饿殍枕道的惨状。其中两代人的转变，就要归功于马世骏。
在马世骏的骨灰安置仪式上，一只蝗虫迟迟无法赶走，最终一同被埋入墓穴。到场人员说，飞蝗素有“神虫”之称，因为百姓无力对抗，只能认为天降灾祸。但他们改变了这一切，肆虐中国千年的“神虫”，最终被这批治蝗英雄们降伏了。
参考资料：《飞蝗物语》，陈应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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