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雷科技”(ID:leitech),编辑 Witkey,36氪经授权发布。
苹果又一次因拒绝解锁iPhone和美国政府站在了对立面,而这一次的对手不仅是美国司法部,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亲自出马,怒喷苹果不配合警方调查。几天之后,尽管苹果依旧坚持不解锁iPhone,但也作出了让步:苹果放弃了计划未来推出的iCloud备份端到端加密。为此EFF还特地做了海报声援苹果,希望苹果不要放弃加密计划。
在这一次苹果取消加密的背后,是苹果和美国政府长达数年的博弈。
2016年,在南加州恐怖袭击案中,苹果曾拒绝FBI的要求——解锁与枪击案嫌犯有关的iPhone,FBI希望苹果制作无加密版本的iOS,以便FBI可以访问设备上的内容。苹果拒绝安装后门,库克还发布了公开信重申立场,这最终导致苹果陷入长达数月的法律诉讼。最后FBI找到了一家可以帮助其解锁手机的第三方,才撤回诉讼不了了之。
无独有偶,在去年12月佛罗里达的一家海军培训基地里,一位沙特空军少尉持枪冲进训练教室袭击,导致3人死亡8人受伤。该枪手曾在推特发布了反美和以色列的极端主义内容。枪手被击毙之后,他的两台手机——一台 iPhone 5和一台iPhone 7都处于锁定状态。而美国司法部花了一个月时间都没能从iPhone获取数据,便联系苹果要求协助。
苹果向FBI提供了枪手的iCloud账户资料,但再次拒绝解锁枪手的iPhone, FBI的首席律师正式发函要求苹果解锁恐怖分子的iPhone,也遭到了苹果的拒绝。在之后,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也表达了对苹果的不满,他表示,苹果并未提供“实质性帮助”来解锁嫌犯的两部iPhone。
而随着事态不断升级,特朗普也坐不住了,他发文炮轰苹果,“我们一直在贸易和许多其他议题上帮助苹果,但是他们却拒绝解锁杀人犯、毒枭以及其他暴力犯罪分子使用的手机。现在,他们必须开始行动,帮助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让美国再次伟大。”
实际上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就解锁iPhone和苹果产生冲突,四年前的南加州恐怖袭击案中,特朗普就公开呼吁抵制苹果,“我现在同时使用苹果和三星手机,如果苹果不把恐怖分子信息交出来,我就一直使用三星手机。”
很不幸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恐怖主义也搭上了这辆快车。ISIS就积极地通过Facebook和Twitter分享自己的激进思想,甚至上传处决俘虏的视频。除了这些公众社交网络平台,恐怖主义也开始渗透进加密通信平台,首当其冲的的就是Telegram,甚至一度面临下架危机。为此Telegram不得不主动打破自己“崇尚绝对自由”的方针,封禁了数百个ISIS频道和交流群。
而更麻烦的在于,这些宣传往往对本土二代移民很有效,这些移民后裔生活在封闭社区里,不融入社会,很容易被网络上的极端主义感染。布鲁塞尔连环爆炸案、南加州袭击和奥兰多枪击案的凶手,都是移民后裔,且是“独狼”式袭击(Lone Wolf)。
和“911”的团体袭击有很大不同的是,“独狼”意味着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也没有任何的征兆,甚至不需要精心的策划便能够实施行动。所以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凶手的iPhone就代表着联络网、远程行动策划以及协助的亲友,甚至还可能有在本地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也不外乎FBI为何要如此坚持解锁iPhone。
实际上,iPhone并不如苹果所宣称的那样不可破解。
就算是苹果自称不断升级的“安全手段”,也敌不过专业人士的猛攻。五年前的南加州枪击案,就是FBI找到了一家以色列的第三方公司,花费130万美元破解了嫌犯的iPhone,最终不了了之。
为了补救,苹果在更新中拉长了密码输入时间,杜绝了暴力破解;特地增加了Lightning接口的限制,如果想要iPhone与USB连接,那么必须保证该iPhone是没有锁屏的,或者输入解锁密码,才能实现数据连接,一周之后需要重新验证,彻底杜绝了“黑盒”的破解。
但根据线报,FBI还是找到了绕过iPhone的工具,而且就是通过“黑盒”。据《福布斯》报道,FBI已在近期利用使用了GrayKey成功解锁了最新的iPhone 11 Pro Max,并且将之用在了嫌犯的身份认定。而苹果也拒绝对GrayKey进行回应。
苹果的隐私工作也不能说做得尽善尽美。在最近几个月内,苹果就被曝光了两起隐私问题:一是Siri将用户录音片段自动发送至第三方,为此苹果还专门致歉;二是iPhone 11中原本用来进行室内定位的超宽带芯片(UWP),在定位功能关闭后仍会记录地理位置。被曝光后,苹果也特地在更新iOS版本内做了全局屏蔽。
严格来讲,苹果完全有技术做到破解自己的手机。只要苹果在后续版本的iOS中,亲自签发通过软件校验,既可以保证绕过锁定,在手机上安装“后门”。而且在FBI与苹果的诉讼文件中,法院也明确认定苹果可以定制破解软件,且仅在涉案iPhone上执行。
苹果的“不解锁”声明,更多是申明公司的价值观,而不是在技术上无法实现。
在棱镜门之前,苹果一直都在和司法部门积极合作。根据曼哈顿一位检察官的表示,之前只要拿到智能手机的搜查令,苹果就会处理这台手机的信息并装在U盘里送回。而随着斯诺登的披露,苹果表示,它将不再“根据政府的搜查令进行数据提取”,因为这些文件受到与用户密码绑定的加密密钥的保护,而苹果“并不拥有”这种密钥。
苹果的两次解锁事件,都引发了科技界的强烈反弹,Google、微软、Facebook都纷纷站出来力挺,而美国的民众也大多都倾向于苹果。尽管最终iPhone还是被破解了,但苹果也赚足了民望。
不过美国的所谓“民意”,实际上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哪怕是作为立法者的美国国会,也会被突发事件引发的情绪所左右。在“911”时间的六周后,美国国会就火速通过了给予执法机构更大权力的《爱国者法案》。
《爱国者法案》法案没有经过听证会的讨论和斟酌就交予表决,但还是以众议院357票赞成66票反对,参议院仅1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通过。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还声称:更多的恐怖主义袭击还会到来,谁反对《爱国者法案》,谁就是为敌人提供帮助和安慰。
随着时间的推移,群情激奋的民众也开始冷静下来。他们注意到,《爱国者法案》对于执法人员的权限界定宽松,执法部门的监听调查权被无限扩大。而之后的关塔那摩、棱镜门等事件,都开始让人们反思美国政府在“反恐”的名号下滥用职权,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2015年,《爱国者法案》在国会的激烈博弈下终止,新的《美国自由法案》对国安局的监听权限进行了严格控制。
但《爱国者法案》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告诉我们,人的认知往往会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倘若再来一次震惊全美的恐怖袭击,相信民众“把隐私部分让渡给政府”的呼声又会高涨。
实际上,尽管以微软为首的一众科技公司都声援苹果,但作为微软创始人的比尔盖茨却表示,FBI要求解锁iPhone是一个特殊的案例,政府在特殊情况下访问特定的信息,这并不是向公众伸手。并且他补充道:“相较于政府能够访问任何信息,我觉得是否需要选择建立这样的保障措施才是更为重要的,也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小雷同意盖茨的看法,公众安全和个人隐私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天敌,不仅是美国,我国也深受其害。为了公众安全,一切企业与个人有必要配合政府工作,更遑论两案中的嫌疑人都是确凿无疑的恐怖主义者。如果是恐怖分子相关亲属或同事的设备暂且不提,FBI在案件余波未平的情况下,要求苹果解锁恐怖分子手机寻找可能存在的共犯,小雷认为特事特办、无可厚非。
但库克也在四年前就说过,“美国政府暗示后门只会在这次调查中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旦开设后门,这种技术就会被一次次地使用,涉及不可估计的设备。”如何通过相关法律或者第三方机构有力制约公权力,才是这场隐私之争的根本。
不过小雷认为,这种伦理两难问题终归还是少数。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就算真的无法解锁iPhone,凭借其丰富的执法资源和技术,在网络上找到恐怖分子的蛛丝马迹并不困难,过度沉溺于“假想敌”的讨论未免有些空中楼阁。
但对于个人而言,在生活中,软件厂家的隐私窃取才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大数据宰客、调用通讯录名单、还有阴谋论的“录音推送”,无不是指向以BAT为首的软件大厂,近几年硬件厂商和软件厂商如何斗智斗勇已经可以写一本教科书了。但公众往往在国家机器上耗费过多心思,反而忽视了这些“贴心”的智能推送。如果真的有人能精确勾勒出你的生活画像的话,小雷相信以这些厂商掌握的信息,其描绘速度只会比美国政府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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