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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已至:一则小城市创业孵化器的艰难求生记

图片来源:Unslapsh

2015年,创投风潮乍起,创业公司如恒河沙数。“挖金卖水”,一时间创业孵化器也变得铺天盖地——就像母鸡孵蛋一样,创业孵化器为初生企业提供基本的物理空间和相关服务。

其中,大部分的创业孵化器有创业培训、股权投资、创业指导、品牌宣传、法律服务等等多方面的服务。一般来说,其提供的服务越优质,越能提高该创业孵化器的档次。

曾经,创业的风潮不仅席卷诸如“北上广深”等传统“创业高地”,更是波及到三、四、五线城市。而如今,在这些中小城市的创业公司大半已经倒下,在尸骨累累的背后,更是非创业孵化器的无限悲伤。

老吴是一家民营孵化器的创始人。2016年,他目睹了中关村创业大街的辉煌,立志要将中关村模式照搬至家乡。为了学好中关村的经营模式,他往返于北京各大孵化器,他的笔记有厚厚一摞,在人头攒动的中关村创业大街街道上。彼时,他的脑海里浮现的是未来临沂的繁荣景象。

时过三年,老吴却变得有点灰心,他如梦初醒,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正面临着巨大挑战。

老吴是个缩影,他所代表的,是大多数非一二线城市的孵化器当下所面临的尴尬。

非一二线城市的孵化器之殇

挑战之一是,人们发现,自己所在的城市压根复制不了“北上广”模式。

“我过去可能真的想的太好了,实际做,并不是那么回事。”老吴对钛媒体这样说。临沂的生活很传统,传统到当地人至今也不认为创业这件事是件“靠谱”的事。

当地人依旧认为在事业单位、国营企业上班才是体面的,而创业的人,十有八九是骗子。这样的意识也连累了创业服务机构,通常,民营孵化器和大多数创业公司一样,在当地也不受到认可,相比较之下,大家更希望去政府所设立的园区或者孵化器工作。

此外,项目良莠不齐,科技含量低。有时候为了满足入驻率和烘托人气,运营人员时常会降低入孵标准,从而导致孵化器内创业项目水平参差不齐。

另外,老吴意识到,2016年开始他就不应该照搬中关村模式。他一直认为,利用这三年,应该抓住一波创业浪潮,但如今,他即将竹篮打水一场空。

实际上,老吴的错误不是个例。关于这一点,王化深有体会。作为山东的一位农副产品经营者,他考虑过将公司搬到孵化器,想去感受一下“新鲜”。但很快,他就放弃了。“我看到的,是很多年轻人标榜自己是山东的阿里,山东的腾讯,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王化明显是个异类。平常被日头晒得黢黑,他最担心的,是怎么更好地把农副产品卖出去。

实际上,在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的在孵化器中,客户大多是当地大学生创业者。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创业者一样,他们缺乏经验,几乎没有项目甄选能力,企业的管理销售能力。再加上公司成立伊始,其市场定位过于“高大上”,让其中大多数项目没能活过18个月的生死线。

面对大学生,孵化器经营者的心里可谓五味杂陈,既兴奋又表示同情。开心的是,大学生是孵化器的客户,能为孵化器提供收入;而另一方面,经营者们只能看着这些大学生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试错。

客观地说,大多数孵化器的现金流来源是不稳定的,甚至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大多数大学生创业项目而言,过了几个月的新鲜劲,由于订单缺失,往往面临倒闭,对于他们而言,甚至连孵化器的水气电暖费用都要捉襟见肘。

倒闭潮背后的根本原因

这两年,对于孵化器而言,生意更不好做了。有行业从业者发现,身边的同行也一个个地倒闭,园区和孵化器这门生意开始出现拐点。

一方面,大学生们也开始对创业失去热情。另一方面,孵化器们开始失去补助。

你觉得新能源是补助,那我告诉你,绝大部分孵化器也是靠补助的。”张观对钛媒体这样说。其实,从孵化器模式出现开始,政策补助就如影随形。甚至,有人专门就是为了补助而做的这门生意。

补助是一把双刃剑,也是无奈之举。

一方面,补助培养了运营人员的“惰性”。另一方面,由于不能靠服务来获取现金流,服务水平长期脱离市场需求,让非一二线城市的孵化器长期发展落后。有投资人告诉钛媒体:“大部分孵化器仍局限于房屋租赁费用减免、物业、创业初期企业工商税务咨询等基础服务,不能满足创业者对资金、技术平台对接、高校院所合作等需求,增值服务能力不强,没有明确的创业服务特色和发展规划方向。”

除此之外,孵化的项目同质化问题严重,让地区生态陷入同质化竞争怪圈,难以培养自身核心竞争力。

生存模式过于单一,让绝大部分非一二线城市的孵化器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在与大城市竞争的“生态位”中,这些地区并没有人才、文化、投资、产业配套等资源。有投资人甚至坦言:“我们不会投那么远的公司,怎么尽职调查啊,来回两天没了。”

另外,对于众多非一二线城市来说,当地的创业服务并不完善。有人透露,当地的人事和相关部门只是“象征性”地做了一些培训。培训完发证,拿到证的那一刻仍然懵懵懂懂。对于地区性孵化器来说,管理人员没有深入思考孵化器的发展方向和特色化建设,基本都是根据政府政策要求来建设孵化器,有很多孵化器的运营者已经偏离了孵化器健康发展的良性循坏方向,从“服务创业群体”转变成“服务政府政策”的盲从者。

由于环境相对闭塞,非一二线城市的孵化器中的公司缺少和外界交流的机会。由于孵化器自身运营主体不同,让本地项目的交流也变得越发困难。更多的创业者被迫选择“单打独斗”,而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缺少有效的市场信息和相关决策,让本来不错的创意白白浪费了时间窗口。

最后,创业者的自身素质最终限制了创业项目的发展。

一些人评论大学生创业者:“你学的工商管理,但你没经验,管个屁的管理?!”没有实际经验,让初生牛犊们折戟沉沙,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年轻的创业者们根本找不到良师益友。

还有,一些孵化器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利于创业者的事件。例如,有些孵化器会明码标价以办公场地为由占据创业公司股份。一些创业者认为,这和“抢劫”无异。

一系列的问题加剧了创业文化的凋零,纷至沓来的稻草最后压垮了几乎所有创业孵化器。

求变中的孵化器与未卜之路

在种种压力下,“老吴”们开始求变。

最近,老吴拿到了青岛市一个濒临倒闭的孵化器的运营权。舍弃了原先的模式,他开始试水网红带货的模式。一位副县长身先士卒的尝试让老吴寻找到了信心,他本能的意识到,政府层面正在开始认真反思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错在哪里?是没有因地制宜。”不论是临沂、滨州还是青岛,本就是农副产品输出的原产地。也只有将本地优势和互联网结合,才能将价值实现最大化。

老吴把最后的希望赌于此。

王化则搬出了孵化器,选择了一个更便宜的地方开始办公。这些年,谈起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他觉得非常惋惜,本地所生产的稻米属于“套牌加工”行业,从家乡打米后要送到五常,在当地加工后成为“五常大米”,在这个过程中,他只能收到很微薄的利差收入。王化和朋友们本想来孵化器寻找机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看到了问题所在。

似乎,孵化器也应该具有特色,甚至“一村一品”。供应链和孵化器似乎在此一拍即合,在他们眼中,也许已浮现了另外一个蓝图。但似乎,和老吴一开始的故事一样,他仿佛又落入了另一个“怪圈”。

实际上,直播+带货+供应链模式并没有那么简单,对于“老吴”们来说,这也许是另外一种照搬中关村模式的故事剧本。且不说当地产品到底有没有“网红”潜质,单就MCN打造网红的方式方法就够孵化器喝上一壶。

粉丝即流量,流量又是带货的基础,在头部网红强势当道的今天,留给中尾部的从业者仍然是一道鸿沟。

选择转型后,留给创业孵化器的路远不是期望般的星辰大海,可谓前途未卜。活在“非头部”的网红们就犹如非一二线城市的孵化器一般,一直鲜有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但不得否认的是,正是他们构成了整个创业孵化器市场的主流。(本文老吴、王化、张观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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