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作者黄震: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观察者、研究者。目前供职于某欧洲汽车品牌,负责自动驾驶与对外战略合作;曾担任罗兰贝格中国创新中心运营部总监,并在德国曼海姆大学商学院期间追随导师学习并研究开放式创新。
“下周三我们需要增加10位安保人员。ABC三位同事在入口处帮助协查,确保只有邀请函的客户以及我们组的同事才能进入。E和F当天协助安保人员,确保现场没有拍照、录音和录像,一旦发现立刻劝阻并让其删除。如果出现情况,必须确保5分钟内完成清场,并通知公关部同事介入处理可能的信息泄漏”
细致的安排、周密的部署、紧张的气氛,伴随一整套备选方案,以及多个部门的联合行动……各位,我现在不在反恐演习或者港片现场,这只是一场新技术展示的准备会!
在深圳、北京、班加罗尔,再到柏林、斯图加特、硅谷和波士顿,技术和产品依然是商业战争中的武器。它们意味着产品上市的成功与否、下个季度的利润以及股票市场的波动。研发部门总是在一个被严格保护的环境内,集聚众多科学家,进行着许多秘密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他们把研发成果交给产品部进行商业化并推向市场,然后全公司祈祷新产品大卖,因为市场很无情,Win or Back Home!
但是,这套公司内部集成封闭式的模式可能玩不转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具有天赋的工匠掌握着“人无我有”的技术,这是他们赚取超额利润的最主要来源。
因为“有”和“无”之间的“零和博弈”,工匠们对“独门秘籍”的保护当然壁垒森严,而外界对“独门秘籍”的向往和争夺,也是令人窒息。
自从1507年达尔卡罗兄弟发明了制作玻璃镜子的技术后,威尼斯就把所有镜子工厂和工匠都搬到了穆拉诺孤岛上,并派出军队驻扎,不准任何人进出,而且规定,泄密者,斩!虽然严防死守,一些离开穆拉诺的工匠也被下毒身亡,但还是阻挡不了法国商业间谍的前赴后继,并最终在诺曼底建成玻璃工厂。
时间过去100多年,年轻的英国纺织工人斯莱特(Slater)躲避了严密的盘查,来到了纽约。利用默记在心的图纸和知识,他建起了北美大陆第一家工厂,并且开启了美国的纺织工业。
美国人称他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但家乡的英国人称他为“叛徒”。
斯莱特在美国建立的第一家纺织工厂崛起的新势力往往在初期的荒蛮之后,必然要披上精致的文明的外衣。随着专利保护等逐步建立和完善,围绕专利占有而形成的商业规则也慢慢浮现,神奇技术也从工匠转移到了大公司那里。
大公司往往利用手中的资源,招募最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成为他们的研发人员,最终的成果包括专利、技术和产品也帮助大公司获得持续的超额利润。
研发中心逐渐成为神奇技术的聚集之地,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神奇技术竟然出现在了一个他们陌生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知识的流动和发展不再局限于企业的研发中心,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崛起的新势力。象牙塔之中原本就聚集了太多的知识精英和行业专家,当教授们借助互联网更加方便的阅读最新的期刊论文,更加快捷的进入数据库时,大学的研究进度开始加速。除此之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对于科研的支持,还有1980年制定的《专业与商标法修正案》(又称《拜杜法案》),允许大学和公司合作,将发明专利商业化推向市场。
科技的发展以及政策的支持,传奇正在硅谷孕育。
斯坦福大学,20世纪初并不是现在这般的呼风唤雨,名声远不及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和MIT,甚至比起邻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要稍逊一筹。1951年,时任工程学院院长的特曼与校长斯特林商定,将学校附近的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出租兴建工业区,吸引了不少企业入驻,解决了许多学生的就业问题。60年代中期,特曼邀请“晶体管之父”肖克利到斯坦福任教并建立实验室。不久冷战爆发,美国政府对于军事技术的投入大大增加,斯坦福大学以及附近的初创企业因此获益。
顶级专家,周围的诸多创业企业、联邦政府投入的资金,加上拜杜法案的支持,政府、大学、企业在市场化的运行中形成了“共生”的相互依存关系,此时风险投资(VC)也在硅谷开始发展。多方利好形势下,许多科技青年不再把大企业的研发部门作为自己的首选,他们或者留在高校继续研究,或者就在车库和伙伴共同创立公司,发展技术和产品。
神奇技术不再仅仅逗留在大公司的研发中心,他们扩散到了整个硅谷。
美国硅谷创新生态一览笔者综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以及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数据,人数超过25000的大型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占所有研发投入比例,从1981年的70.7%,到1999年已经下降到41.3%,而到2015年已经下滑道35.6%。与此同时,1000人以下的小公司研发投入占比,在1981年只有4.4%,到1999年已经达到22.5%,在2015年也稳定在20.5%。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最顶尖的人才已经不在自己的研发中心,而自己也不需要投入资源做重复性的研发。亨利教授“开放式创新”的思想框架更是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从此,研发中心的高墙开始松动,开放式创新成为研发部门新的选择和思想基调。
正当硅谷模式风起云涌之时,美国政府对于研发方面的支持力度在悄然降低。笔者根据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数据显示,研发投入占联邦预算的占比,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一直超过5%。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占比一路下滑,2009年下滑到4%,2017年跌破3%。
而中国却一直在迎头赶上。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96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仅有0.56%,在2016年已经达到了2.11%。在专利的申请方面,2017年我国已经超过日本和德国,仅次于美国。“千人计划”以及其他诸多措施吸引了大批归国人员以及先进技术的本土化。风险投资在国内的发展也催生了创业热潮,众多外企在国内试点开放式创新项目等等,这些都加速了开放式创新生态圈的构建。
神奇技术在哪里?
他们曾经在工匠们的层层保护之中,他们曾经在大公司的研发中心之内,因为知识、科研的垄断被打破,现在他们散点式分布在整个创新的生态体系中。这样的背景下,开放式创新应运而生。在创新生态体系中的各个节点,包括公司研发中心、大学、创业公司、中间机构等,当他们串联成为一个网络,以交互式方式促进彼此演化,神奇技术加速成长,从而促进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神奇技术和开放式创新是一对好朋友,彼此依靠。他们曾经成长在硅谷、在欧洲。现在,孕育他们的基础和土壤都已经在中国出现、发芽,慢慢茁壮成长。我们都很荣幸,可以见证其发展,并身处其中!
这次和大家分享了创新的启蒙史。
往往,了解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可以帮助我们在探索的路途上思路更加清晰,脚步更加稳健。谦虚的学习前人之成就、教训、与精神在实做上是如此至关重要。
而企业们又是如何实践开放式创新?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的案例,可以给予我们灵感和启发?我们,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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