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安：中国新一批伟大企业即将诞生
伟大公司初创的时候一点都不伟大，抓到技术才伟大。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闫俊文
编辑｜李薇
头图来源｜中企图库
杨国安最早以其提出的“杨三角”理论影响着企业管理界。“杨三角”理论指员工能力、员工思维与员工治理，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称杨国安为“世界级的企业实战教练”。
2008年，杨国安受邀以高级管理顾问身份加入腾讯后，他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协助总办团队诊断和提升团队战斗力。相比起其他腾讯高管，他是最有空间和立场跳离具体业务，站在“远处”审视时代的那一个。所以他也被称为腾讯“内部的局外人”。
来源：中企图库
从事管理与研究30年，杨国安关注的问题始终没有变化：企业如何持续成功？以此为起点，杨国安在2020年出版了《数智革新：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书中，杨国安与新希望刘永好、美的方洪波等企业家讨论了传统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升级，他总结为“杨五环”，即战略驱动、业务重构、科技赋能、组织升级、变革领导力。
数字化的起点是战略，重点在于分步实施，本质是利用数字化工具降本增效，实践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战略。
但世界很快被更新的科技浪潮所淹没——ChatGPT横空出世，AGI成为所有商业公司必须研究的变量；英伟达的市值在1年之内翻了数倍，接近3万亿美元规模，和苹果公司相当；中国出口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由此带动中国在2023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出口汽车最多的国家；在靠天靠地“吃饭”的农业领域，剧变也在上演，每两三件棉织品衣物或者每一两粒大米中就有一件或者一粒被无人机作业过。
另一个变化也在显著发生：互联网中概股经历了2020年的大幅缩水与业绩回调，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化不再被视为最先进的企业范式，阿里巴巴、京东等公司扬言要治理“大公司病”，互联网的魔法似乎消失了。
杨国安说：“我在腾讯做了15年的高级管理顾问，后来我发现，互联网也是众多的数字科技之一，其他还包括基于传感器之上的物联网，包括算力、算法等等，这不是一个互联网简单的连接。”
于是，杨国安的视角在互联网基础上转向了基于算法、算力与数据为基础的前沿科技，研究起了AR、VR、无人机、自动驾驶、人工智能、AI芯片等等，这些过往存在于科学家头脑中和实验室论文中的数字技术，正在与实体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化学反应。
过去一年，杨国安与蔚来创始人李斌、XReal创始人徐驰以及极飞科技创始人彭斌等创业者对谈，他有了个结论：“从科技层面来讲，数实融合的诸多技术已经成熟了，它们已经逼近产品化、商业化临界点。”
这意味着技术创新的陡峭曲线放缓了，但另外一条产业化的曲线正在极速抬升，中国诞生下一批伟大企业的技术浪潮已来。
底座发生了变化，“杨五环”理论也随之调整。在杨国安的新书《数实融合：前沿科技如何重塑产业》，杨国安提出杨五环2.0，即数实科技、产业重构、战略布局、组织升级、变革领导力五大环节，思考起点是科技本身的变化。
这是《中国企业家》与杨国安对话的要点：
1.每一个企业都希望成为下一个亚马逊，下一个腾讯，这是它的梦想，所以企业希望借助新的科技风口，实现弯道超车，提早布局卡位。
2.解决短期不确定性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长期的确定性来倒推。
3.很多企业的老板整天开会，每个会都是问题，面对问题，头扎得很深，但企业家也要抬起头，看看外部的一些趋势，什么是新机遇和挑战。
4.一旦决定走创业的路，问自己三个问题：有没有好的想法？你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能让你创业比别人成功的几率更大？最后，去哪里找资源，找融资和客户，如何打磨产品？
5.有困惑时，我一般简单理解为我的算法不够完整，所以我要重新学习，研究更多的话题，让我的算法更加精准，颗粒度更细，能够解释的现象更多。
以下是杨国安的采访实录，有删减：
掌握新科技拐弯超车
《中国企业家》：您以前经常讲数字化转型，现在又关注前沿科技对企业的影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杨国安：2018年之后，我当时感兴趣的是传统企业怎么拥抱数字化科技，能够降本增效，提升用户体验，更加精准地开发产品或者精准地营销，整个思路怎么能够让企业的战略更好地落实，更好地执行。
当时我把这个研究叫做“杨五环”理论，觉得企业拥抱数字化科技就是这个样子。
到了2022年，发生了一波新的科技革命，包括更强的算力，以英伟达为代表，更快的AGI（通用人工智能）算法、苹果的Vision Pro等数实融合的科技，它们不是解决降本增效问题的，而是重塑整个产业的各个环节。
来源：受访者
《中国企业家》：这样的科技革新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
杨国安：对于前沿的初创企业来说，每一个企业都希望成为下一个亚马逊，下一个腾讯，这个是它的梦想，所以它希望借助新的科技，弯道超车，提前卡位。一旦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个新的风口来了，它的价值就上来了。
有些AI初创公司的融资规模已经是100亿元、200亿元，所以对初创企业来讲，面对前沿技术不确定性很高，风险很高，但是它回报也高。
《中国企业家》：年轻一代的技术型创业者与BAT时代的马化腾、李彦宏等有什么不同？
杨国安：每一波技术带来的机遇挑战都是一样的，会造就一批企业，也会淘汰一批跟不上发展的企业。这一波的创业者跟前一波的创业者，我觉得相似的地方比较多。
第一，他们对某个科技有坚定的信念，觉得科技一定能够改变世界的。以前BAT年代，是对互联网兴奋，现在来讲，比如彭斌（极飞科技创始人），他相信无人机的应用。
第二，有了锤子立即去找钉子，在一个应用场景上用得上力。痛点越明显，科技越有用。
第三，学习能力，以投资人视角来看，越是（从事）前沿科技的创始人，他给我的商业计划往往确定性不强，因为他的商业计划一年之后就变了。所以这群人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时刻能够因时而变，因势而动。
第四，认知判断。前沿科技的玩法不是成熟技术或者成熟商业模式之下的用户驱动创新，它是一个前沿科技带来的技术驱动创新，整个逻辑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企业不愿意投入前沿科技，那永远就是赚产品链里的一点骨头渣，大块的牛排和你是没关系的。
认知判断里面就是一个度的问题，什么时候要冲，什么时候要保守，投资者给你的钱全部烧光，融不了资，银行贷款给你收回，游戏就结束了，这里还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
《中国企业家》：移动互联网的模式创新还是有很大的惯性，企业切换到技术创新难度很高。
杨国安：“技术驱动”创新跟“用户驱动”创新的逻辑不完全一样，用户驱动的创新是比较实在的，比较靠谱的，科技驱动的创新不确定性更大。找到技术的制高点，可以带来更高的利润，你可以吃牛排，而不是吃骨头，不是吃一点肉。
《中国企业家》：就像企业要做大做强，要成为像BAT那样著名的公司。
杨国安：伟大公司初创的时候一点都不伟大，它抓到那一波技术才伟大，技术的升级让产品服务、流程、运营等更高效。你用传统的武器跟新一代的武器怎么打？打都没得打，所以，要用更新的科技，来解决更难的问题。
从“杨五环1.0”到“杨五环2.0”
《中国企业家》：您如何看待不确定性？
杨国安：解决短期不确定性，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长期的确定性倒推，明年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5年、1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比较容易看得到，确定性比较高，比如碳中和、国产替代与老龄化等等。
《中国企业家》：您还提到了“杨五环1.0”和“杨五环2.0”，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升级？
杨国安：“杨五环1.0”即战略驱动、业务重构、科技赋能、组织升级、变革领导力，“杨五环2.0”成了数实科技、产业重构、战略布局、组织升级、变革领导力五大环节。
1.0起点是战略，战略是如何更好地执行，适用成熟技术的行业公司；而2.0则是技术驱动，目的是差异化竞争。
科技重构了应用场景，也会重构产业，基于产业重构，企业应该在哪里，开始做战略和投资布局，然后来建构组织能力。但这一切的核心都是基于高管的变革领导力。
《中国企业家》：如何理解从技术创新到产业重构，视角变化了。
杨国安：首先，一个技术出来，它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技术就搞定的，技术突破之后，它有生态配套，比如说彭斌的极飞科技，它有无人机，有传感器，但是问题它要配套，你这个设备价格能不能够更加亲民。智能手机普及化不是iPhone的出现，而是中国能够做千元智能手机，人手一支。
来源：受访者
第二，有没有新一代的农民？将来一大块的农田，干活的农民就两个，他们都在看算法，看中央显示屏。
第三，配套算法跟不跟得上。不同农作物的生长模式不一样，算法也不一样。
新的技术创新可以来得很快，但是产业的升级需要的时间更长，一个就是生态，另外一个企业要拥抱和应用，往往也比较难，它里面有很多的挑战。
《中国企业家》：产业重构的机会很考验CEO、创始人的认知。
杨国安：彭斌在2007年创建极飞科技，他很相信无人机，也探索过很多场景，比如走大疆的路线，地图拍摄，有一些安全巡视业务等等，但在2013年他去了新疆，他发现当时农田很多人背着农药箱洒药，天气又热，很多人昏倒，效率很低，他说，为什么不用无人机？
彭斌先做了无人机喷农药的场景，后来又用来又施肥撒种，甚至养小龙虾，他们觉得这个还可以深挖，所以从无人机喷农药就变成智慧农田了。
《中国企业家》：您说过，理念也是企业的护城河。
杨国安：创业者对自己的科技有信念，但要讲究应用场景，判定是真需求还是伪需求，有多少客户群有这个需求，客户愿不愿意为需求买单，你要做更好判断。
《中国企业家》：给一些年轻的创业者提一些建议吧。
杨国安：一旦决定走创业的路，问自己三个问题：有没有好的想法？你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能让你创业比别人成功的几率更大？最后，去哪里找资源，找融资和客户，如何持续打磨产品。
《中国企业家》：你是如何保持进化，保持好奇心的？
杨国安：好奇让我年轻，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所以我很好奇，有困惑时，我一般简单理解为我的“算法”不够完整，所以我要重新学习，研究更多的话题，让我的“算法”更加精准，颗粒度更细，能够解释的现象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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