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经理跳槽的代价
近日，中基协修订了两大规则，基金经理不得随意离职，从业者不得炫富。
令整个行业风声鹤唳的，不是因为这个吃土三年的行业还有富可炫，而是基金经理连跳槽的自由都成了问题。
比如基金经理如果在产品的募集期或者封闭期主动离职，两年内不能管理新基金；比如产品的任期不到一年主动离职的，18个月内不能管理新基金；再比如从公募离职三年内不能跳两次，从私募离职三年内跳槽三次就遭限制。
要知道2022年2月以前，不管是“公奔私”，还是“公奔公”，都只有三个月静默期。如今非但跳槽静默期延长，且封闭期“跑路”的基金经理，首先要把自己封两年。
前段时间金融圈被一则名为《六问泉果基金》的爆文刷屏，里边有一问对泉果嘉源基金经理钱思佳提出质疑——业绩平平，却在前司管理5年封基的中途离职来泉果发新产品。文中建议明确法规，让持有期产品基金经理在第一个持有期未到期前，即使跳槽，也不允许新发产品。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建议成为现实。虽然“封闭期”并不等于“持有期”，对管理持有期产品的基金经理的限制存在盲点，但政策已然大大增加了基金经理随意跳槽的难度。
用另一种角度解读，惯于在市场牛市巅峰，业绩高光时刻跳槽的基金经理们，更加漫长的静默期，在拉长熊市里谈不上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保护。
真正残酷的是，就像一位基金经理告诉远川：“作为一名在2019~2021年拿过多个奖项的基金经理，2022年跳槽，2023年大幅降薪后，目前面临被裁的命运。”一个中年人，在周期滚滚的车轮面前，真正需要付出的代价，远是纸面上看不到的东西。
一、疯狂离职潮
基金经理的离职潮总是诞生于市场激情澎湃的年份，但今年不一样，明明行情寡淡，但是离职的人数并没有减少。
2023年1月~12月11日离职数为305，去年同期为304
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目前我国公募基金人数扩充到了3638人，由于基数过大，显得离职率不是那么高。不过这两年行情惨淡，连续保持300+的势头也十分异常，不光有主动离开另谋高就的，还有一部分执念于“Buy&Hold”的价值投资者，受伤后被动离开。
对扎堆离开的基金经理来说，年终奖总是那个最大的慰藉。一般来讲，管理百亿规模的基金经理年终奖，普遍能超过300万元，顶流基金经理年终奖达到千万元更是大概率事件。但在金融降薪的大背景下，基金经理这最后的体面，有的也缩水了两成。
回过头看，过去两年离职潮的基金经理，在离职初衷上有一些差别。
2022年，周应波离职创立运舟，是为了规避公募投资管理与投资行为间，相隔着基金投资研究配置、基金发行、渠道销售等诸多流程，以及存在各环节考核短期化，追涨杀跌的特点。而董承非离职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突破投资工具的限制，加入睿郡后，他尝试衍生品和融券，目前组合中有近10%的气囊和雪球结构配置[1]。
公募有很多投资限制，比如单只股票持仓不得超过10%，看好的股票达到上限不得不边涨边卖；比如衍生工具的限制，很难平滑波动；想买更多的成长股，但像董周二人资金量过大，也只能小试牛刀；当然最遗憾的是大部分公募经理，不可以像私募大佬那样拥抱纳指，做多拼多多。
回顾2022年离职的基金经理，百亿顶流们的离开吸引了大量关注，他们很大一部分选择创业，追求梦想；而今年的离职的基金经理星味黯淡了些，他们很大一部分从小公司走向大公司，是一种安身立命的求稳。
公募基金是个高流动性的行业，例如过去23年33位（部分产品合管）偏股型基金冠军只剩6个没离职（5个还是最近5年），拉出去年股票型基金榜单结果更加刺眼，前十名产品里面有3个在今年换了新东家。
汤戈从英大去方正富邦、白冰洋从中银去富国，蔡宇滨从诺安去招商，再比如同样饱受关注的高楠从恒越去永赢、陈金伟从宝盈去鹏华，冯汉杰从中加去广发、何以广从长城去兴全……而像易方达、广发、华夏、富国这样拥有庞大基金经理库存的头部机构，今年离任基金经理数都不到2位。
不难发现，今年的明星基金经理，奔私创业少了些，奔公大厂的多了些，还有的从私募洄游到了公募。
当遇上考研人数下降，考公升温的时代背景；当认清一个整体格局变差、收入压缩的增长行业，大概率卷不出个体Alpha的现实；当意识到供给出清后，活在牌桌上的能够享受份额的提升的普世逻辑。加入大厂不得不说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职业择时——不光可以避开小机构的苦日子，还能在行业降薪的背景下反向加薪。
对于深谙周期变化的基金经理来说，在行业低谷时，理想与面包之间，活下去总归最重要。
二、跳槽的代价
查理·芒格说过，一个人总是有很多不切实际的预期，他就好像笼子中的鸟，明明飞不出去，却一个劲地扑腾，不断用翅膀拍打笼子，最后只能撞得头破血流。
基金经理怀揣梦想创业时，或多或少都会壮起胆子想象自己公司的未来，可能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样子，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有一名百亿基金经理曾告诉远川，创业后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最早公司招不到人，招的医药研究员是擅长在雪球上写文章的医药代表。然后招人、带人、管人压缩了自己研究的精力，一个人要干很多人的事情。因为公司手头紧，恒生系统无法更新，参与不了科创板打新。最要命的是，公司规模过小上不了蚂蚁等互联网渠道，只能逼迫自己刷短期业绩，让大家注意到。”
大部分基金经理会非常自信地讲自己买到了一个好公司，或者未来的好公司，但是因为没有真正自己做过一个好企业，又在持仓中的“好公司”里赚到了钱，大大低估了做企业的难度。
于洋在奔私创立钦沐的时候，曾聊到过公募管钱的一些限制——“产品资产配置的相对均衡，对仓位的控制，或者是相对的对冲，这三条在一个行业基金身上一条都不具备。”同时，他也表示，公募研究个股时间很少，还会被相对收益裹挟，不得已做出有违常识的决策。
但是后来回归公募的他，褪去了对私募的滤镜：“在创立私募以来，运营方面的事务占据了不少精力，让我无法专注于投资[3]。”原本以为奔私会有更多时间研究，结果现实与想象的截然不同。
于洋投资能力固然很强，在几次跳槽的过程中完成了投资范围的拓展。但对本来是做单赛道出名的基金经理来讲，若没完成能力圈拓展，在跳槽的高曝光度后，遇到擅长行业的逆风期，会遇到舆论的吞噬。
比如被鹏华基金营销成“新能源行业领军者”的闫思倩，接手了鹏华创新未来后开始展现AI的投资能力，梭哈AI后，一下子把老王的产品净值干到了0.5以下；
再比如离职时提出要“去看看外面世界”的赵诣，加入泉果后对新能源初心不改，唯一的改变是加仓了美团、快手和腾讯，未曾料到一次拓宽尝试，酿就了更多的负贡献。成立以来泉果旭源亏了27.03%，终究还是让基民为“外面的世界”付了门票。
一个是2020年国庆档贴满电梯的爆款产品，一个是主观多头遇冷后依然能够不断打造营销神话的网红基金。能力圈狭窄的基金经理，离职去接触这些树大招风的地方，干的不好成为众矢之的，也并不奇怪。
归根结底，在行业逆风期意味着更低的容错率，贸然离职不是什么好事情。就像百亿私募石锋资产，“貌合神离”地设置了事业一部和事业二部，郭锋和崔红建分而治之，单独招人。
分家创立私募，要重新搭建团队，包括研究员、风控市场和运营，需要完成申请私募管理人—正式完成备案—沟通代销渠道—募资—产品运作，这一过程汇总产生不可估量的金钱成本、时间成本和精神成本[2]，更别说私募新规后对私募备案要求提高。至少现在仍有百亿规模，还有管理费可以过冬。
当寒气传递到金融行业每一个人时，就算离职也要去更大的平台，毕竟能在降本增效、去肥增瘦的过程中活到最后的，都是还有膘可以减的地方。
三、理想的模板
公募基金经理，就是一个打工人。
主动离职的基金经理，不管跳槽之后结果如何，大多数还有跳槽的选择权，最艰难的永远是那些被软性离职的基金经理。
比如疲软无力的港股基金，公募管理的港股权益产品很大比例在近三年累计亏损了二到四成，这也导致主动权益类的港股基金规模大都非常迷你，此时基金经理做不出规模，与自身能力已没有太大的关系。
再看同样水深火热的养老FOF产品，依据Wind数据，全市场目前有178只产品规模低于2亿元。发起式养老FOF共计163只，规模2亿以下的有127只，占比接近八成，它们的三年大限就在眼前。
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摆在面前，有相当大数量的基金产品处于清盘边缘，就像一个滴滴司机，即将被没收自己的交通工具。
更残酷的是，依据Wind数据，今年以来清盘的基金数量达到244只，而去年同期为235只。随着上述基金的离场，也就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基金经理面临无基可管的境地。
笔者曾问一位百亿基金经理有没有离职的打算，他快速打断了我：“完全没有。我和你讲，国内我最崇拜的是朱少醒，20年没有跳槽，只管一只产品，只要长期稳住不崩盘，仅需下一波牛市到来，他就是媒体笔下长期业绩最好，最像巴菲特的基金经理。做公募嘛，就是要熬下去。”
参考资料：
[1]董承非透露了他的新法宝，上海证券报
[2]百亿私募“分灶吃饭”！内部“各立门户”，“组织进化”，资事堂
[3]保持热爱、愿与客官共赴山海的于洋，分享了最新市场观点，富国基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远川投资评论 （ID：caituandzd），作者：沈晖，编辑：张婕妤，制图：沈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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