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哈佛商业评论举办的“2019新增长大会”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的商业战略机遇》发表了观点。
他认为,在对经济数据的观察中,除了长期变量外,需要关注短期变量对经济形势的影响,去杠杆过程中,可能误伤了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力,而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中,有五类商业机遇值得关注:一,进一步对外开放;二,激发民营企业活力;三,国企改革;四,培育市场需求;五,科技研发。
以下是演讲全文: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感谢《哈佛商业评论》的邀请,能够过来学习。
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好,因为主题是讲价值增长,讲长期增长,没有拘泥于现在的短期形势。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战略与新增长,我是搞宏观研究的,希望按照刚才戴小京戴总的开场总结,就是寻找不确定性里的确定性,确定性大家稍微有一点点忽略,所以我想首先给大家看一张图。
这张图是讲中国历史上经济是如何增长的。蓝线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李稻葵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把宋朝之后每一个朝代的GDP按照现代的方式计算出来,包括银两、农用工具,包括皇宫里的零花钱,我们核算出一个GDP,我们发现160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了巅峰,占比占到了34.6%,从此之后逐渐下滑,到了1840年之后,快速下滑。什么时候起来了呢?到改革开放1978年之后,我们的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4.9%回升到了2018年的18.2%。
这张图是现在短期的经济形势。从2015年的三季度开始一直到去年的二季度,经济增速连续12个季度,一直保持在6.7到6.9区间,之前大家在想这是不是权威人士所说的中国经济在L形的底部,甚至之前有一些经济学者已经开始说中国经济将迎来新周期,迎来触底反弹。但是去年三季度,我们看到去年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到了6.5,我记得10月15号统计局公布数据,紧接着在半个小时之后,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专门接受了新华社专访,第一次提出来了民营经济的共享,因为去年的9、10月份应该是民营企业家最焦虑的时候。
在这之后,我们发现经济6.5、6.4、6.2、6,一直到今年三季度,我们已经到了6了。所以这里大家争论是不是要保六。
我们更应该关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放缓,很多人说是因为人口因素、老龄化……也有人说因为成本上升了、原材料价格上涨了、企业环保的治理成本也高了、用工的成本也高了。
我想这些都对,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放缓,因为那些东西都是长期变量,而这一定是有短期变量的。短期变量是什么呢?
这张图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出来经济放缓,去年和今年的两个主因。灰色的线是基建投资,经济增长三架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其实进出口这两年是稳的,单纯从统计指标来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正的。差在哪呢?去年的基建,基建在2018年以前连续五年20%以上的增速,而去年如果刨除价格因素基本零增长,这是经济下滑的主因,去年制造业、民间投资还是说得过去的。
为什么基建会大幅下滑呢?主要原因,去杠杆。当然去杠杆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执行过程中吸取经验,我们误伤了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从去年4月份银保监会成立以来,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的融资、发债,从4月份能发3A级债券的民营企业和2级债券的信用利差,到了8月份达到最高。
更重要的一点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往往不是单纯地依靠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很有限,地方政府发展基建,大量的基建融资来自于银行体系,来自于金融体系。粗略估算一下,中国整个金融市场,整个银行体系大概有15%的存量用于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而去年审计署因为要控制地方政府的杠杆,所以把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大量地功能性的关闭了,地方政府怎么融资呢,只能靠债券,发行地方债。而事实上去年地方债没有跟上,全年两万亿的额度,到了去年前五个月的时候,只发行了五六百亿的债券,这是什么量级,五百亿对两万亿,这是去年。
今年的主因是什么?制造业,制造业开始下滑,也就是黄线。为什么制造业下滑呢?这个反映出来的是市场信心不足,交易量不活跃。如果把整个市场比作股市,我们的交易量是比较低的。
鉴于国际形势,尽管中美之间有数轮的加征关税,但是由于中国企业在提前赶制一些订单,所以对我们去年的贸易量影响不大。影响主要是今年。中长期中国的发展模式将迎来改变,我们过去这几十年来发展模式是大进大出,在入世之前,尤其入世之后的头十年,我们大量加工贸易,来料生产,生产完了再卖出去,所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非常非常高,最高的时候占GDP的比重超过60%。今年有所下降。
今年是一个重要的时点,为什么呢?今年贸易的增速已经低于经济增速了。
回到今天的主题,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商业上的战略机遇,我们要更加专注于国内市场的培育和挖掘。
关于国际贸易形势,刚才余淼杰老师讲得非常好,我也完全同意在第一阶段达成协议是一个非常高概率的事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最早以前特朗普的表态,他是说一定要达成一个综合性的协议,不然他不会签约。而美国的贸易代表也反复讲,我们现在在90%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既然现在分了阶段,一定是把那10%的阶段放到了第二阶段,所以第一阶段的达成协议我也是比较乐观的,这对于下一步重振市场信心是有好处的。
另外,我想讲几个商业机遇。
我们算了一下,从1990年之后,美国通过301条款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不算这次有4次。每次的结局是什么呢?无一例外,中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所以刚刚戴总说了,不确定性里的确定性是什么,这一轮中美经贸摩擦最大的确定性是中国一定会进一步对外开放,而事实上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也是最有心得和最有信心的,通过对外开放不断学习,中国对外开放不仅仅是传统经济理论里边说我们一定要发挥比较优势,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便宜,所以当时就要多搞劳动密集型企业,但其实不是这样。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学习为导向的。
举例子,八四年的时候,上海大众就在中国设厂了,那时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中国不应该生产汽车,我们应该进口汽车,我们应该生产一些衬衫来换汽车。而有了上海大众的落地,江苏一带形成了大量的给汽车行业配套的零配件商,当时有的是从塑料玩具制品转型做到汽车零配件,现在变成奔驰、宝马、奥迪的全球供应商,跟着宝马到墨西哥设厂,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
所以未来我们一定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里面有营商环境的改变、有负面清单,大量的外资可以进入到相对来讲跟国民待遇一样的行业,比如刚刚余老师也讲到银行,目前来讲按照新的中美谈判,对于外资银行的设立,中国的门槛远远低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美国人到中国开银行一定比中国人到美国开银行还要容易,当然我们控制一点,我们控制资本流动,资本一定要在我们的管理范围内流动,还有股比的限制。我们已经看到突破,比如宝马,华晨宝马,2000年入世的时候,中国最敏感最敏感的行业就是汽车行业,当然还有农药,农产品等等。若干年来,合资公司的比例全部都是50 50。最近半年,华晨宝马的股比占到了75%。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带来的机遇。
去年民营企业高度焦虑,所以11月1号总书记召开了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民营企业是自己人,这个不仅仅是经济贡献了,也是政治上的肯定。接下来我相信一定在经济政策上面,比如电信、石油、矿产勘探,在这些方面一定会对民营企业放开。
另外还有金融的支持,比如同等规模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现在在金融系统里面授信的比例相差是很大的,可能是10倍,未来我们也建议呼吁政府对民营企业有引导性的征信,获得金融支持。
当然还有法治环境,要保护民营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的财产安全,这个也非常重要。比如过去两年,我们调研了很多民营企业,甚至有的东北最大的民营企业家跟我们座谈的时候就哭了,他感觉到不被政府信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地如果某一位领导出了事情会牵扯到非常多的民营企业家,这样无论是对民营企业家自己的内心也好,还是民营企业的运营也好,都产生了比较负面的影响,所以这是未来的机遇,一定会改变。
当前,货币在经济下行期放松货币的效果不那么明显,而财政目前,今年的财政收入是非常低的,而财政支出的刚性支出还是高增长。有一个切入点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哪呢,国有企业。因为中国有180万亿国有资产,刨除金融,180万亿的国有资产只有2%回报率,未来一定要大力推行混合所有制,让国有企业能够以市场的方式参与竞争,不一定在集团层面,至少在子公司、孙公司,事实上也是更多的参与市场运营的实体,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领导干部要有激励,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要有激励,对人事的任命要更多采取市场化的办法,而不是政府官员的任命办法,由组织部考察。
经济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凉,这个凉背后不是没有需求了,事实上有大量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比如在场的,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阶层,在场绝大多数观众可以算到这一类。我们面临着孩子上学的问题、上幼儿园的问题,包括补习班的问题,我们有医疗的需求,这些需求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包括在座各位一定有为开车摇号而烦恼的需求。
这些需求不同于过去了,过去很早以前我们需要一个家具、需要一个冰箱,再之后需要一个彩电、需要一个自行车,最后需要一个电脑、需要一个汽车、手机,这个东西工厂能搞定的,而这些需求开始变得复杂了,这就对政府的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定不能因为自己的治理能力不足而采取很多一刀切的限制性的变化。比如北京的摇号,一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有些需求要培育起来。
同时我们建议应该把这个作为地方政府考核的新标准。个别地方政府过度专注于,我想是误读了中央的精神,过度专注于比如环保、督查地方债务这些非经济性的行为,这些不是改革开放过去40年的经验。
最后要说的是科技,刚才朱嘉明老师也提到了科技的变化,尤其是华为事件之后,这对于每一个中国老百姓,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市场参与者甚至包括媒体人,都把科技摆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
美国对华为的事件,对国民造成的心理上的冲击绝对不亚于九九年美国炸了我们南联盟的大使馆,那个时候我们迅速加强了军事科技,所以未来在军事研发上一定有大量的机会。而现在的历史环境也有利于干这个,因为过去企业、政府之间很多时候大家是靠资源、靠战友,我有一个关系,我有一块地,可以从银行贷出来钱,这是企业可以做大的。未来都是要靠真本事,要在科技上有投入,要真正有科学家,包括有大学教授,他们可以出来创业,解决当前我们发展面临的各种卡脖子的难题。
我想这五点是我梳理,结合当前宏观形势以及未来改革的趋势,跟大家分享的我对商业上的未来的战略机遇的判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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