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棚蔬菜“支配”的小农户
在精准扶贫期间，为快速带动农民致富，贡县（化名）政府引入了市场经济效益俱佳的大棚蔬菜，并采取补贴政策，试图使大棚蔬菜嵌入在农民的生计体系中。在政府无偿提供大棚、种苗、技术指导的前提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地农户对大棚蔬菜采取消极的接受态度？而依然对效益相对较低的白莲青睐有加？
之前发布的《小农户为什么不愿意种大棚蔬菜？》中，作者桑坤梳理了大棚蔬菜对资金、技术、劳动力的整体性要求。本文则着重介绍在要素集约化投入下，种植大棚蔬菜带来的生态和社会影响及产业发展反思。
贡县在脱贫攻坚期间风风火火建起的大棚目前多有闲置。2022年，贡县陈村甚至将闲置的700余亩大棚改作水稻育秧。作者供图
一、单一化种植
大棚蔬菜投入高，试错成本也高，因此生产者大多“随大流”——选择市面上最受欢迎的农产品进行规模化单一种植，这无疑增加了作物遭遇病虫害的风险。市场对蔬菜口感、品质及外观的标准化需求，进一步加剧了农药等有害化学品投入。
合理的蔬菜大棚布局，棚与棚之间要留有一定的距离，而贡县的蔬菜大棚则密集分布在有限的平坦土地上，不利于种植户的整体发展。因为“每个人的脾气、习性都不一样”，种植户对作物安排、茬口计划也不甚相同，密集分布的单一化种植很容易带来茬口感染。
茬口是指一块地上栽种的前后季作物及其替换次序的总称。前季作物称为前茬，后季作物称为后茬，经营者必须掌握作物的茬口特性以合理安排轮作换茬。图为更换茬口期的蔬菜大棚。作者供图
比如，陈村的陈科礼和陈成仁都种番茄，俩人的大棚相邻而居。2020年6月，陈科礼觉得番茄的市场价格太低，再加上连续害病，就用机器打掉了所有的番茄。陈成仁的番茄由于提前做了预防，原本没有出现病害问题。但陈科礼把番茄打掉后，棚里的害虫就跑到了陈成仁的棚里。为此，陈成仁又不得不重新打药。
此外，有的企业使用生物农药，可轻而易举地赶走害虫，与企业大棚相邻的农户却用不了成本较高的生物农药，从企业大棚里赶出来的害虫就到跑到了农户的棚里，农户不得已又要加大药量。
其实根据当地农民的经验，“一大片只有几个人种，能制住病虫害。”而且，传统的轮作、套作可利用作物间的相生相克有效防治病虫害，如传统的烟-莲-稻种植可有效防治同源性病害，大棚里种少量豆角可监测和防治白粉病。但在密集分布的单一种植大棚里，随着种植布局和作物结构的改变，以往的农业知识不再能派上用场。
二、“越种越多病”
除了病害传染的现象，连续高强度种植也带来了新的病虫害和土壤污染。我和团队在陈村做田野的时候，当地农民普遍反映：种了四年的大棚蔬菜后，发现了一些本地从未出现过的病虫害。
“我们这边地里出现了很多老一辈人都不知道的一些病，连白莲、水稻、烟叶都受影响。……我觉得是我们这几年种大棚蔬菜比较密集，一年到头不停地种，这样茬口感染和土壤的某些微量元素也被消耗掉，就会产生一些新出现的病，有些病是打药都搞不定的。越种越多病，越种越多虫。”
高强度的频繁用药更直接影响了生产者的健康。陈村一位企业负责人林福慧说“这地方常年气温高，棚里就更热，（工人们）年龄太大，大部分都有高血压，身体弱的受不了。他们说化肥、农药味道吸多了会头昏。”
棚内准备打药的农民和搅拌好的农药。作者供图
此外，还有农民认为现在的有机肥也不像过去的有机肥。“过去我们使用的农家粪里边没有那么多的盐和激素。但现在的农家肥，即使是去市场买他们鸡粪、猪粪堆肥以后的颗粒，里边经过水的稀释以后也有大量的盐，这些单靠换茬种很难吸收掉。”
可见，潘多拉魔盒般的大棚蔬菜虽然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这样的经济效益并不一定带来同等的社会乃至生态效益，反而给当地社区带来了负面的环境影响，长远来看不利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也阻碍了我国农业的绿色发展。
三、不确定的市场
其实上述难题，有能力的农民只要花费时间精力也并非不能克服。毕竟，每亩大棚蔬菜每年2万~3万元的高收益还是值得为之一博。
但贡县大棚蔬菜的另一大困境则在于市场。
市场波动导致种植户亏损的情况曾在贡县多次发生。“茬口”是种植户占领市场的唯一机会。通常的做法是赶在市场上某个蔬菜品种即将匮乏或尚未大批量上市的阶段，提前预判并进行育苗、定植、采收以抢占蔬菜的茬口市场。
然而，而蔬菜市场的价格瞬息万变，同一品种一天之内可能就有不同的价格。当大面积推广某单一经济作物遇到市场价格的暴跌时，就连政府引进的企业也逃不脱“血本无归”的命运。
为了拓宽渠道，降低市场风险，贡县政府尝试将本地蔬菜产业发展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试图连接起粤港澳等大城市的消费群体。但真正能够达到供港澳蔬菜准入标准的只有招商引资进驻的几个大型蔬菜企业。
一开始，不少农民也将希望寄托在企业上，希望企业可以帮他们带货。但因田间管理、种植技术以及种苗农资的差距，农户种出来的菜达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入市标准，即使企业出于政策帮扶给他们代卖，也难以解决品控不稳定的难题。赶不上远销港澳市场风口的农户，只能自己找市场。
对小农户而言，一条可能的销路是单位订购：脱贫攻坚时期，一些镇政府出于帮扶政策曾动员机关单位内购农民的蔬菜。但随着脱贫攻坚结束，内购的市场也随之消失，没有社会关系积淀的普通农民很难继续通过这个渠道卖菜。因此，贡县种大棚蔬菜的农民多半转向本地的零售与批发市场。
农户当然可以通过本地市场零售卖出更高的价格，但销售量少，还要耗费人力。作者供图
但种植户们很快就发现，大棚蔬菜在本地市场优势并不明显。
举个例子，本地人喜爱紫色长茄子，而非外部市场更受欢迎的圆茄子。本地人爱吃偏辣的朝天椒，不爱吃菜椒、柿椒等。而本地做丸子、水饺常用的杏瓜、红薯和芋头等食材露天就能种植，而且各家各户的菜园子都会种一些，并不需要大棚来塑造生长环境。
如果农户改种符合本地消费习惯的品种，多半只能在本地销售，但本地市场有限的消费能力只能容纳有限的蔬菜种植户。首先占据市场的农户也许能尝到甜头，后入场的农民则难以再开拓新空间，导致利润空间更加有限。
四、被支配的生活
大棚蔬菜能给种植户带来的唯一优势就是反季节种植。冬季，种植露天蔬菜的小农户进入农闲，就迎来了大棚种植户真正的茬口时期，但这也使他们的“闲季”成了“忙季”。
朱村38岁的农民朱占杰说：“干了大棚以后，即使起早贪黑，一年四季也几乎都在大棚里边，照顾不到自己的孩子。连做饭、小孩上下学、生病送医院都得靠我爸妈。……大棚的钱多是多一些，就是太辛苦了，弄得不像人样子，家也顾不上。”
理论上说，因为蔬菜不能重茬种植、且高强度种植后需恢复地力，蔬菜大棚每年应有3~4个月的休棚期。但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企业和种植户通常选择略过休棚期。如若棚内病虫害过于严重，则采取错位轮换休棚的办法，以保证持续的蔬菜产出。
“种了大棚以后，日子就不能停了，每天都得干。”快节奏高密集的劳作，导致生产者一年四季都被作物带着往前赶，这使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被大大压缩。
同姓祠堂的公共活动。作者供图
贡县是客家人聚集之地。由于长期异地迁徙，客家人尤为重视家族的团结与社会事务的参与，建房、红白事等家屋内部事务都会在祠堂内摆酒、团聚宗族以强化内部关系。
本村种大棚菜的农户则常常错失这样的机会：“挣钱不就是顾家嘛，在家种棚还顾不了家，跟出去打工没啥两样。种棚其他事也参与不了，人家都说我种了大棚后，都不认识我了。”
在贡县的大棚菜产业中，生产者看似处于施加控制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却是市场竞争中被支配的对象，不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五、作为“制度性作物”的大棚蔬菜
回到最初的问题：面对不错的市场前景和政策红利，小农户为什么不愿意种大棚蔬菜？
贡县大棚蔬菜产业的例子表明，资本化运作后的大棚蔬菜具有快速生长、水肥需求大、技术要求高、品种单一、易遭遇病虫害、无法间作轮作、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高度重合等特性，使其产业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性乃至制度性。
制度性作物
杨庆堃先生在分析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时，提出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与弥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两大概念。本文认为制度性与弥散性本身具有类型学与方法论的意味，因而也可以用来分析作物、产业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契合性。
本文所述作物的制度性是指作物因市场、资本的强渗透性，其育种、播种、生长、收割等田间管理和后期市场销售过程，都具有独立的社会制度性属性，故而称为制度性作物。一旦经营主体涉足此类制度性作物，其全部生活将不得不围绕作物乃至产业的习性来安排。由此，经营主体的生产沦为主体，而生活沦为客体，这也构成经营主体逃离作物、产业的重要原因。
大棚蔬菜产业的本质类似于工业的标准化、去差异化与组织化制度化生产。大棚本身就是一个微型的加工车间：资本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在有限的空间内，搭建隔绝自然要素的密闭空间，试图将农作物细分为具体的加工环节，并投入相应的要素以获取经济效益。
换言之，生产者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劳动力结合技术控制作物生产的各个环节，缩短作物生长周期，踩准茬口市场，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益。
当资本的特性注入到作物的生长过程，作物就不再是纯粹而简单的农作物了，而是被资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工具载体。而依附于市场制度的大棚蔬菜产业就如一台“跑步机”，经营主体上了跑步机便只能被其速度裹挟前进，一旦停止投入或者稍有慢步就容易被甩出，成为竞争下的牺牲品。
被“大材小用”的大棚。本来应该用来种附加值高的果菜却因经营主体茬口预判失误，临时改种露天也可以种植的韭菜。作者供图
六、“弥散性作物”：白莲
如果说大棚蔬菜因其生长特性更容易受到市场和资本的强干预，使经营者的全部生活必须围绕生产展开（制度性作物），那么贡县传统种植的白莲则让农民在经济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取得了平衡（弥散性作物）。
弥散性作物
作物的弥散性，是指作物自身的生长习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特点与生产经营主体之间的契洽融合。在弥散性的作物及其产业中，作物的生长周期及其规律虽然也有人为技术改造的痕迹，但其并不脱嵌于经营主体的社会生活之外，而是与经营主体的生活节奏相互融合。
村落旁的莲田。作者供图
首先，贡县多山地和水田的地理特性本身就适合种白莲，无需大棚蔬菜前期平整土地、建设大棚的高投入。如果在自有土地上种植，每亩成本只需1200元。
其次是简便的田间管理与加工工艺：白莲在种植、采收乃至加工环节并不需要大棚蔬菜那样复杂的技术，因此能最大程度动员儿童、妇女和老人等家庭劳动力的参与。当地农民常说：“一个老人家就可管理5~6亩白莲。”入户调研时，我们常常发现一个家户上至80岁老人，下至6岁孩童都会参与鲜莲的去壳、去皮、通心的加工环节中，堪称一个小型的白莲作坊。
另外，白莲的生长周期长达210天左右，莲蓬、莲子和莲藕并不在一个时间段成熟，种植户得以妥善安排自己的生活节奏；而且“白莲浑身都是宝”，莲子（鲜莲干莲均可）、莲叶、莲花、莲藕都可出售，使得白莲的经济价值大大提高。
白莲给了农民自由的社会时间安排与经济效益，而农民及其村落社会则在白莲作物特性的基础上构建了复杂的经纪人网络与市场价格体系，使白莲成为自身生计体系的重要一部分。
因为具有上述特性，白莲不像大棚蔬菜那样能够反客为主，成为一个较独立、制度性的生产体系，因此也无法支配农民的生活，反而成为农民生活的一部分。
村民门口晒干的荷叶和加工好的莲子。作者供图
一家人齐上阵剥莲子。作者供图
七、乡村需要怎样的产业振兴？
本文并非说蔬菜大棚不适合乡村社会，而是想强调如大棚蔬菜这样的制度性农业产业若想扎根乡土，应当考虑作为生活主体的农民及其总体样态，找寻最适宜的嵌入方式，给农民的生产生活留有一定的空间。
农业社会学的视角强调，我们不能忽视作物、产业的社会维度，更不能忽视作物、产业与家庭乃至村落共同体的关联性。如果片面强调经济效益，认为经济效益好的作物就应该作为产业大力发展、加以移植，那么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农民及其乡土社会的抵制或者排斥。
在农民的观念世界中，生活生产互为一体。乡村的产业振兴，需要依赖于村落的社会关系与家庭生计安排，从农业、农村、农民互为表里的整体性视角出发，找到三者内在联动的社会机制共同发力，才能实现产业振兴的总体效益。
参考资料：
[1]熊春文，桑坤.作物结构、生计体系与产业扶贫的有效性机制——基于华东一个县域的经验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20(03):75-85.
[2]桑坤.制度性作物与弥散性作物：农业产业发展差异形成的作物特性机制——基于中部一个县域两种农业产业的比较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2):45-60.DOI:10.19714/j.cnki.1671-7465.2023.002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 （ID：foodthinkchina），作者：桑坤（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编辑：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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