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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康基因陆思嘉:从孕育生命到阻断疾病,辅助生殖如何解决家庭之重|云锋Talk

家族性遗传病患者如何才能生育健康宝宝?

2012年,正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陆思嘉收到一封患者来信。这个家庭中,丈夫是遗传性多发性骨软骨瘤患者,这意味着后代有50%的概率患有同样疾病,他询问能否通过基因检测阻断这一遗传病。

当时,陆思嘉和美国科学院院士谢晓亮教授共同研发的MALBAC技术已完成技术验证,正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与乔杰院士做进一步临床验证。两年后,全球首例阻断遗传性多发性骨软骨瘤的“MALBAC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而婴儿的父亲正是来信的患者。

就这样,陆思嘉走上了创业道路,并在谢晓亮院士的鼓励下于2012年创立亿康基因。陆思嘉将生殖遗传领域的三大核心服务比喻成“种子、土壤、阳光”,亿康基因则要扮演好“农人”的角色——筛选优良胚胎(种子)、找到合适的子宫内膜(土壤)、排查子代遗传病风险(阳光)。

过去一年,亿康基因检测超过10万个样本,通过技术手段成功实现对基因和染色体遗传病患的生殖干预,帮助近4万家庭生育健康下一代。

有数据显示,我国出生缺陷发病率约为5.6%,其中很多是遗传所致,这对许多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亿康基因则能在源头阻断这样悲剧的发生,更加精准、高效地完成孕产前的遗传病检测,同时将检测费用大大降低。

除了家族性遗传病,近十年,全国不孕不育患者数量攀升至5000万,平均每8对夫妻中就有1对患不孕不育症,如何更科学地帮助他们拥有健康的下一代,成为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5月6日,亿康基因宣布完成2.5亿元D轮融资,由云锋基金、通用创投、国药资本联合领投。在云锋的牵线下,亿康基因于今年初与浙江邵逸夫医院孙斐教授达成合作,正式布局男性不孕不育检测市场。这也是亿康基因未来业务战略中重要的一环。

近期,亿康基因CEO陆思嘉与云锋基金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对话中,他分享了中国辅助生殖行业的现状与破局,新兴技术实施中的伦理问题思考,以及从科研工作者转型为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以下为对话节选,enjoy:

亿康基因CEO 陆思嘉

谈辅助生殖技术:国产替代进口加速

Q:近期人口问题被热议,对于希望成为父母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陆思嘉:我一直建议大家到生育年龄就去生孩子,否则你错过那个年龄,后面受孕的机会就比较少。我们做过这么多病例,疾病主要是分两种,一种是跟生育年龄非常相关的,比如说流产、移植失败,就是反复不怀孕,基本35岁就是一个分水岭,35岁以上这个问题的发生概率就会飙升。

还有一类是遗传病,比如遗传性耳聋、地中海贫血、“瓷娃娃”症等,这类疾病大多跟年龄没关系,但通常是家族遗传的,而且有些疾病可能在某些地区的发病率和携带率非常高,比如广东、广西地区,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比例超过10%。所谓“携带”是指携带某遗传疾病的致病基因,就是隐性疾病的概念,不会直接发病,但如果夫妻俩都是这个病致病基因的携带者,那生育的后代有25%的概率会是这个病的患儿。

Q:亿康基因的技术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陆思嘉:我们发明了一项单细胞扩增技术,具体来讲就是帮助这些病人做辅助生殖,挑选健康的胚胎,移植到母亲子宫里去,确保这个宝宝是健康的,这样就能完全阻断遗传性疾病在家族传递。

虽然遗传阻断在20年前就有人做过,但那时的筛查准确率只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有大量误诊的可能。另外就是每做一例,需要付出的代价特别大,整个团队要做一个月的预实验才能做一例,这导致无法进行大规模推广。所以亿康基因的目标就是两个:第一,将准确率做到极致,尽量达到99%以上;第二降低执行成本,让大多数人可以负担得起。

Q:我注意到你说的是“尽量达到”,技术上还有哪些未攻克的难题?

陆思嘉:目前单基因病都能被成功检测和干预,它比较严重,但覆盖人群较少,所以未来能不能对多基因病也进行筛查,比如家族肿瘤、心血管病、糖尿病,在更早期的阶段降低这些病的发病率,也是优生优育很重要的一方面。但目前来讲,技术手段比较有限,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Q:目前亿康基因能将辅助生殖检测的成本降低到多少?

陆思嘉:十年前做一个样本(胚胎)的辅助生殖检测,人力各方面的综合成本可能要到大几万。经过我们的努力,一两千基本就可以解决,当然这不是我们一家的努力,是整个行业供应链架构的成熟以及科研创新的综合结果。

Q:这两年辅助生殖产业链的技术进步有多少,有哪些显而易见的变化?

陆思嘉:2012年我刚回国的时候,去外面谈业务,人家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技术)是进口还是国产的?”如果你是国产的,别人就会说“我们指定的是进口的”。现在去医院谈业务,你说是国产的,人家会说“国产优先”,这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的变化。

Q:目前亿康基因产品供应链的国产化率可以达到多少?

陆思嘉:我刚回国的时候,对于进口的依赖度还比较高,有时会达到60%-70%左右。但目前我们供应链的国产化率可以达到90%以上,很多核心的试剂和技术都国产化了。整个产业链中还比较薄弱的环节是测序仪,现在大部分高端仪器还是被进口所占据,但这方面确实需要长时间的技术积累。我相信再有两三年时间,仪器的国产化也会好起来。

Q:辅助生殖技术可以解决不育的问题,也可以达到优生的目的,由此引发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争论从未停歇,你的观点是什么?

陆思嘉:确实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接到过,毕竟大众对于“优生优育”的理解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例如,有人要求我们帮忙挑选一个保证未来能长得漂亮、长得更高的胚胎,甚至要求挑选性别之类的,我们是断然不做的,未来也一定不会做!

作为一家专业的医疗技术服务公司,要对伦理有基本的判断。我们有两条红线:第一是只做跟疾病相关的胚胎挑选,第二是我们不做改变。男方精子和女方卵子形成一系列胚胎,这些胚胎都是大自然形成的,我们选择没有疾病的胚胎做移植,有疾病的胚胎就放弃移植,但绝对不会对它进行改造。

就目前来讲,辅助生殖行业的大部分公司都非常自律,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不正规的机构不守规矩,这会导致行业普遍受到质疑,所以这个问题挺需要被管制和解决的,也是为了这个行业能够更规范地去发展。

谈医疗服务:新兴技术发展需要配合市场教育

Q:亿康基因成立于2012年,当时中国辅助生殖的环境是怎样的?

陆思嘉:辅助生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全球第一个试管婴儿,也就是目前年纪最大的试管婴儿今年也才43岁,所以相对传统医学来说,辅助生殖是非常新兴的领域。2012年的时候,它的盛行程度远没有像今天这样,我印象中全国只有10家医院少量开展了这方面工作,大家对于辅助生殖和遗传领域的认知是远远不够的。

Q:认知不够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陆思嘉:目前我们国家在遗传咨询方面还没有建成一个医学学科。生殖医生除了要懂妇产科知识,还要懂遗传学知识,这样才能更好的给病人做咨询和设计治疗方案,但能够把这两方面知识结合到一起的医疗人才,应该说我们国家是比较紧缺的。现在我们也在帮助做一些相关的教育工作,新兴技术的发展必须配合上市场教育,无论对于医生的教育还是对于病人的教育。

Q:什么时候意识到教育市场的重要性?产品研发和教育市场哪个更难?

陆思嘉:是我们把业务基本建立起来之后,也就是2015、2016年的时候,那时很多头部辅助生殖单位已经跟我们开展合作了,但我们发现光合作是不够的,关于遗传筛查方面的咨询量起不来,跟病人也说不明白,真正转化的病人特别少。整体看下来,可能一万个做辅助生殖的病人中,真正去做精准筛查的都不到100个,整体运营效率比较低,所以必须投入精力做医生端和病人端的教育,让他们知道精准检测的意义。

但这件事的难点在于,想通过市场教育达到比较大的社会效应,肯定不是我们一家企业的事,所以我们现在也呼吁整个行业,大家应该更团结、自律,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主要是从不孕不育人群切入,帮他们提高优生意识。另一方面,我觉得婚检也是很好的切入窗口,在做婚姻登记的时候问询家族史,建议做遗传学筛查。

Q:为什么出生率在下降,但辅助生殖医疗服务依然供不应求?

陆思嘉:虽说出生人口是在下降,但不孕不育以及对辅助生殖有需求的群体每年都在上升,而且辅助生殖中心就诊病患的平均年龄也在上升。年龄越大,医疗难度就越高,但现在做得质量好的机构又比较有限。

这还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会打听哪家机构做得好,就都涌过去做。头部机构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其它机构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所以一方面是整体产能不足,但更大的矛盾在于产能和需求的匹配上。

亿康基因作为一家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我们不仅协助头部机构提升服务能力,也和很多中小型辅助生殖中心合作,让他们能够运用先进技术做遗传病干预,这样一来,很多患者没必要非得挤到大的医疗中心就诊。

Q:亿康基因业务遍布全球,国外对辅助生殖的接受度会更高吗?

陆思嘉:相对来说国外的市场教育走在更前面。我们国家现在进行辅助生殖的人群中,真正经过遗传学筛查的比例只有3%~4%,但美国接近30%,这可能跟医生与患者的比例有关。国外每个医生面对的患者更少一些,所以他有更多时间学习,对患者进行教育;但在中国,我们算过一个医生给一个患者看诊,平均一次就2-3分钟。这么短的时间要给病人说明白病因、病理、采用的诊疗方案等,就意味着医生自己的专业度、经验和效率都要达到很高的标准,这也是国内的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应用中一个很现实的挑战。

谈技术落地:做一百次必须是一百次成功

Q:亿康基因在成立的第五年才找到明确商业模式,其中的商业化难点是什么?

陆思嘉:主要是对辅助生殖行业的认识,我们2012年回国的时候,只是带了一个技术回来,该干什么不知道。当时一方面在和北医三院的乔杰教授合作,做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另一边就是“东敲敲、西打打”,今天测个虫子,明天测个猪的胚胎,后天测个树叶。

直到2014年,我去参加了一场生殖医学学术会议,了解到辅助生殖行业的发展方向。国家在加强出生缺陷防治的工作,虽然这个需求在当时看还不大,但我们判断,这个需求未来一定会形成持续性增长,因为它确实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杜绝遗传病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负担,于是,我们决定把生殖遗传作为第一个去开拓业务的领域。

2015年,我们建立了医学检验所,开始提供医学检验服务。2017年,我们建立GMP生产基地,着手做体外诊断试剂,所以现在的“检验服务+诊断试剂”的商业模式,是2017年才真正确定下来的。

Q:2015年做了战略调整,为什么直到2017年才确定商业模式?经历了哪些摸索过程?

陆思嘉:其实我们在2016年走过一次弯路。当时那两年发展的太好了,我们一路从北医三院往南走,拜访的每家医院都对我们的技术表示认可,测试的一些病例也都完成得非常好,一下子覆盖到200多家客户,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所以2016年我们就建立了四个事业部,不只做生殖,肿瘤、妇科产科、科研市场都做。我们公司2015年才80多个人,2016年就扩招到200多个人。

Q: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次调整的失误?

陆思嘉:2016年我们的效益并不好,公司出现了各方面问题,一个是当你不够聚焦的时候,会发现整个公司的内部管理是混乱的,到底先研发哪个产品?谁的需求优先级更高?大家不知道哪个方向是最重要的。

第二,当方向太多的时候,别的产品就影响到了原来的主营业务,再加上市场竞争,主营业务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好在我们当时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但觉得有这个苗头了,2016年底我们就坚决裁掉了两个事业部,重新聚焦生殖、肿瘤两个领域。所以做多元化业务的前提,一定是先把主营业务做到最好。

Q:创业就是找合适的人做对的事,战略、团队这两件事哪个优先级更高?

陆思嘉:道理大家都懂,但实际刚创业的时候是要什么没什么,你有想做的战略,但不一定有合适的人。你要的人,人家不来,钱也有限,所以我一开始的真实状态就是逮到谁算谁,他不合适我就把他变成合适的。

亿康一开始创立时不到10个人,当时招的这些人如今都成为了中流砥柱。现在回头看,当初我招他们进来的时候就这么看好他吗?也不是,当时很多人只是博士生,或者是刚工作没两年的小朋友,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打磨,人家撑起了一大摊子的事儿。反倒一些我们认为很好的人来了之后,人家觉得你这个地方太小了,走了。

所以我的答案很简单,战略更重要,就是创始人要确定公司到底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但一开始的时候,对人真的不能太奢求,捞到什么人算什么人,你就开干。只要战略正确,无非就是走快点和走慢点的问题,总比不走要好。

Q:你以前是科研工作者,从科研成果到商业化落地,这两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陆思嘉:第一是整体意识的不同。科研更多是从自我出发,就是说我对什么感兴趣,而商业化要研究社会真正需要什么,然后才是用什么技术方法去实现。社会需求越大,商业价值就越大。这也是很多科学家转型非常困难的原因,相当于思维模式要做180度的转变。

第二,实验室技术和临床技术有本质区别。大家小时候都读过居里夫人的课文,经过上万次实验,终于有一次成功了,这是科学实验;做医疗技术,失败一次都不行,做一百次必须是一百次成功。所以把实验室技术转化成临床技术,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准确的、稳定的产业化落地过程。

第三,要思考技术在大规模落地应用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这个科学家不会想,但作为技术落地方必须去想。当技术什么都能做的时候,你到底要做什么?比如刚才提到的,会不会产生一些社会伦理问题?这些需要被严格规范。

Q:你提到从科研工作者到创业者是180度的转型,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困难吗?

陆思嘉:非常困难,这个困难的点在于,一个人的个性其实在20多岁之后就基本定型了。就我自己来讲,我认为自己是比较内向的,喜欢从自己兴趣出发的那类人,我一直觉得自己更适合做科学家。但现在企业交到我手上了,就必须做下去。

我一开始在跟销售推市场的时候,我都会脸红,跟别人说两句话就会害羞,但你必须努力改变自己。一个好的企业家是很多矛盾的结合体,很难明确定义一个企业家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是研发思维还是销售思维,他必须都得有。我完成这个转型也经历了比较多的磨难,但现在能更多地把各种矛盾的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

Q:你对公司的终极期待是什么?

陆思嘉:我们当时给公司起名叫“亿康”,就是希望做和亿万人健康相关的事,大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到1亿人。

回到当下的短期目标,我觉得我们现在到了拓展多元化业务的时机。虽然我们目前在辅助生殖领域做的还不错,但现实情况是,很多遗传病患者不会主动到辅助生殖科室来就诊,有些患者甚至并不清楚自己可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生育健康的孩子。所以我们计划将业务渗透到更多相关联的科室和领域中去,比如男科、妇科等,从患者的临床就诊路径出发,打造一个更加落地、全面的生育健康解决方案,从而帮助有需要的患者到生殖医学中心做治疗,解决不孕不育,实现优生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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