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今年摆下去的小摊，明年都还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张家明，头图来自IC photo
“城管喊你来摆摊啦！”
各地的小摊贩可能从来没想过，“城管来了”这句话会反转成完全不同的意思。
近日江西瑞昌的城管主动打电话邀请摊贩们上街摆摊，初时小摊贩们还以为是诈骗或者钓鱼，犹豫着表示不信，直到城管在指定地点钉上了“流动摊贩临时摆摊点”的蓝底白字指示牌。
瑞昌城管邀请小贩上街摆摊。/梨视频
也是江西，萍乡一家著名的餐饮企业因为疫情期间不许堂食，每一天都在亏钱，只好摆地摊卖宵夜自救，结果被城管人员劝离，不许摆摊。第二天，突然接到了通知：可以摆了。
在四川仁寿，一名老人从山里挑了两担李子到城里卖，刚在人行道路边摆摊不久就遭到城管“驱离”——没有收摊，也没有罚钱，城管主动帮老人找到了合适的摊位，亲自挑扁担送过去。
仁寿城管为老太太挑扁担，博得网友好评。
种种“反转”都意味着，为了解决疫情引起的就业问题，各地路边摊管制放开已是大势所趋，大家或许很快就可以在街头吃上镬气十足的炒粉炒面、糖水冰粉、煎饼馃子、鸡蛋灌饼、牛肉酥饼等美味小吃。
不过，当年那些被收走小车和炉子的大哥大姐，想重新回到街头摆摊，就得重新置办工具了——这一次可别再变卦，他们折腾不起。
一、摆摊是他们的生存权呀
如果有更好的活路，大多数小摊贩可能都不会选择摆摊，日晒雨淋、起早摸黑等辛酸先不说，与城管的周旋才是最头疼的。
奥运冠军劳丽诗最近在微博上谈起她去年遇到的一位摆摊大叔：四川人，老婆孩子都在老家，自己一个人来到大城市摆摊谋生，每天下午五点后才出摊，不敢太早出来，因为“城管下班他才敢上班”。
今年疫情袭来，劳丽诗也发现，家附近的小餐馆关了不少，那位卖凉皮的大叔也很久没出现了。
即使是餐饮大企，受疫情影响停摆后也压力山大。据中国饭店协会今年3月份发布的调查报告，在接受调查的餐饮企业中，超七成门店停摆，营业额同比下降超九成，仅9%餐企的流动资金能够撑到三个月以上。
怎么办？摆摊吧，这是很多餐馆、酒楼为数不多的生存选择，不少其他行业的失业者也第一时间想到“摆摊卖点什么”。
据成都当地媒体报道，自三月份开始允许流动商贩临时占道经营以来，两个月内成都增加就业岗位超过了10万，可见政策之有效，也可见民生之急。
成都的大蓉和，哈尔滨的满汉楼，泉州的文华酒店.....很多大餐馆都放下身段，在门口摆起了摊，菜单上基本都是方便市民打包拎走的平价早餐、宵夜和家常小菜，也给复工的上班族提供盒饭外卖。
可想而知，这些业务赚不了几个钱，能及时止损已是不错。早在1月底，由于大量年夜饭退订，各地餐馆囤积的食材无法消化，陕西西安和山西太原就有餐馆在门口摆摊卖菜，只按成本价卖掉，“总比放着烂掉要好”。
低价卖菜，也是无奈之举。/视频截图
对无数个体商贩来说，摆个小摊讨生活，不过是一个求温饱的愿望而已。由于疫情开不了学、开不了工，摆摊成了很多人扛过艰难时期的首选。
重庆江津，10岁的女孩小周除了在家上网课，每天早上5点就到菜市场帮妈妈摆摊卖菜，熟练地打包、找钱、吆喝“菠菜菠菜，三块钱一把，五块钱两把”，算下来一天收入不过几十块。
山东淄博，一对夫妻拉着三轮车在路边卖樱桃，每天在外面摆摊十几个小时，只能把孩子带在身边，给他一张小板凳，装水果的泡沫箱当书桌，坐旁边写作业。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所卖樱桃不过10块钱3斤。
每日随父母出摊的男孩。
云南昆明，幼师邢女士连续三个月只能拿底薪，最近带孩子上街摆摊卖袜子了，10元3双，生意好的时候收入差不多有一百元；河南孟津的跆拳道教练周先生，因为学校停课，全家都靠妻子2000元工资过活，决定上街摆摊卖水果，夫妻两人一天工作12个小时。
占地面积可能不到一平米的路边摊，对一个千万人口、高楼林立的大城市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对小摊贩们来说，这是他们生存权的体现。摆个小摊，开个500强公司，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平等的。
周先生和妻子在路边摆摊卖水果。
二、禁止路边摊的理由，缺乏说服力
无可否认，路边摆摊可能会带来环境卫生、食品安全、交通秩序、深夜噪音等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各地限制路边摊的主要理由。
然而这是本末倒置的：卫生、堵路等问题都不是禁止摆摊的合理理由，它们恰恰说明的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路边摊的管理工作做得不够好，没有科学的引导和人性化的管理，才导致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路边摊影响环境卫生？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问题。新加坡在这方面已经有几十年的成功经验：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先后采取发放营业牌照、设置小贩摆摊中心、强制小贩接种疫苗、安排小贩参加卫生培训、帮助小贩改良卫生设施和用餐环境等方法，后来还在小贩中心采用冷链保鲜、中央洗碗系统、厨余垃圾处理系统等新技术，基本解决了熟食小摊带来的污染问题和食安问题。
新加坡的小摊很发达 。/unsplash
在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时期，摊贩被警察驱逐的事情也时有发生，1981年的电影《边缘人》一开头便是警察追捕“走鬼”的逼真场面。1970年之后，香港政府开始给小贩发牌，根据各区市民需要确定固定摊位和摊位数量，并允许他们成立了行业协会。
这些措施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面对小摊贩时，我们城市管理者的角色应该是引导者、服务者、支持者和管理者。成都近日为流动摊贩推出了“五允许一坚持”等政策措施，包括建立摆摊地点引导机制、清洁卫生责任机制、群众投诉处理机制等，都是很好的开始。
路边摊另一个备受诟病的问题——加剧交通拥堵，某种程度上也是欲加之罪。事实上，即使完全没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我们的人行道依然难以通畅，光是一条盲道一路上都会遇到无数障碍物，还有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在和行人抢道。
在路边摊遍地的泰国，政府也曾经多次以“堵塞人行道”为由禁止摆摊，但朱拉隆功大学建筑系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后发现，政府的理由缺乏说服力。
“超过1000名受访者认为路边摊不是通行最大障碍。实际上，路人表示即便没有路边摊，曼谷本就狭窄的人行道上也随处可见其他障碍物阻碍通行，例如电线杆、消防栓、废弃的电话亭和路标。”
曼谷都市管理局1972年成立后就试图严管路边摊，不过多数都无法贯彻执行，因为路边摊早已成为这个旅游国家的生活方式，经济疲软时还可以解决大量就业，所以执法人员多数时候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017年，曼谷被CNN票选为全球第一名的路边摊美食之都。/unsplash
问题是，如果摆摊没有取得合法性，只当作权宜之计，政府部门总能找到理由这里限制一下、那里规定一下，特别是经济恢复以后。2017年，曼谷市政府就下令整改50区占道经营的路边摊，一时之间从摊贩到游客都提心吊胆。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管制路边摊”，而是“如何创造一个更适合摆摊的环境”。在韩国，政府一般将市区的摆摊地点分成三类，分别是“绝对禁止区域”“相对禁止区域”和“诱导区域”，按规定即可自由摆摊。
随着各地放开管制，设置流动摊贩场所，落实社会保险补贴，推动备案登记等制度，中国的路边摊首次在法理上取得了合法性。乐观而勤劳的流动商贩，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
在海南海口摆摊的卖手抓饼的张女士对海南特区报说，海口开展“双创”后，她不得不租了个店铺，每月多了1500元租金成本。另一名卖槟榔的摊贩赵先生，就在前几天还被城管逮住，收到了一张罚单。
“我也不想阻碍交通，如果政府能规划一个指定的区域让我们摆摊，我肯定老老实实地在指定区域内经营。”
“我们一定会打扫好卫生，保证收摊时不留垃圾，维护街道干净整洁。如果客人制造噪声，我们会及时劝阻，避免扰民现象发生。”
面对这些诚诚恳恳经营的中国劳动者，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提供支持和服务？
三、路边摊是一个城市的养分和灵魂
回到中国当代经济史的开头，我们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其实是从摆摊开始实践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将近1500万知青陆陆续续返回城市，可城里的企业和工厂无法一下子容纳那么多待业者。
于是，各地政府除了发动国有企业兴办集体企业，以安排本单位员工的回城子女，也号召知青们自力更生，允许他们下海当个体户去。短短几年内，个体户就在全国遍地开花。
中国第一个“个体户”章华妹，最早就是在温州弄堂里摆摊卖纽扣、针线、表带等小商品；“傻子瓜子”的年广九，1980年开始在安徽街头摆摊卖瓜子；今天人人皆知的“老干妈”陶华碧，也是从摆摊卖米豆腐开始发家的。
更晚几年，本来在中科院人事局当干部的柳传志，找来一辆平板车，就在中科院门口练起了摊，卖起了电子表。在中关村，刘强东摆摊卖起了VCD，周鸿祎开始倒腾高三参考书。
当时有一句话叫“靠摆地摊都能奔小康”，摆摊办店是人人喜闻乐见的第二职业，很多后来的企业家都是从摆地摊开始的。
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
这并不是说，今天开放地摊经济是因为它能发家致富，时移世易，人们也不指望摆地摊能赚大钱。
最近媒体纷纷报道“夜市摆摊走出的奔驰哥”“90后女子摆地摊日卖4千，奖励自己一辆奥迪”，网友们只觉得：支持摆摊，但也不要放卫星，大家只是希望好好工作，做点实事。
今天想要靠摆摊谋生活，也许比上一代人压力更大。摆过地摊的博主Sail在知乎分享说，如今在城市里摆摊已经跟创业很像了，摊主要控制各类成本，学会分析市场（比如摆摊卖什么、在哪里卖），关注整个销售流程，还要面对商业竞争，以及与城管部门的博弈。
这里面能年赚百万的人固然有，但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比较正常，就是解决一份工作而已。
城市里之所以需要路边摊，它对经济和就业的实用价值当然很重要，但更深远的意义是，路边摊本来就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养分，更是城市生活的灵魂所在。
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了意大利热狗摊的曼哈顿，没有了庙街夜市的香港，没有了牛车水的新加坡，没有了锦州烧烤的北方城市，没有了炒田螺、烤生蚝、小龙虾的南方街头，会是怎样枯燥乏味的一个城市，这样的城市必然是缺乏生机的。
香港夜市。/unsplash
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国际大都市，路边摊都是本地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2019年3月，新加坡正式为其国内的小贩文化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理由便是“它最能代表新加坡多元化的饮食文化、包容性的生活方式，是凝聚家庭和加强国人归属感的场所”。
正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说：“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兴趣、能力、需求和才华千差万别。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
路边摊烧烤档的腾腾热气，夜市里各色人等、各类美食汇聚的混杂性，小摊桌子上你来我往的交谈声，恰恰是一个城市的活力、多样性和自发秩序的最佳体现，而这是无法通过运动式的规划打造出来的，也无法在取缔后短期内快速恢复。
说到底，烟火气其实就是人气，让小贩们拥有一个“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的经营环境，摆摊能劳有所得、免于匮乏，他们自然会留下，把城市的烟火气带回来。
参考资料：
《摆摊的代价》，燕之敖
《新加坡“小贩文化”》，《环球》杂志
《小贩文化申遗意义非凡》，联合早报
《香港特区政府与亚欧美一些国家政府对小贩的管理》，新法家
《生存权与城市管理权之争——以商贩与城管为例》，姜金凤，行政与法，2011年12期
《马化腾、雷军、柳传志等大咖从摆摊个体户到创业成功发家史》，火星试验室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张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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