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CFO：瑞幸造假事件后，离职潮来临
本文来自“燃财经（ID:rancaijing）”，作者：金玙璠、苏琦，编辑：魏佳，题图：IC photo
瑞幸造假事件尚未了结，负面影响还在持续。
爱奇艺、好未来、跟谁学接连被做空，SEC主席公开提醒投资者远离中概股，纳斯达克收紧上市规则……多重因素交织之下，中概股CFO（首席财务官）出现扎堆离职。3月以来，据燃财经不完全统计，至少已有7家中概股CFO发生变更。更早之前，猎豹移动CFO姜振宇、趣头条CFO王静波在年初相继离职。
瑞幸事件后，中概股CFO抽身离职是什么信号？多位受访者告诉燃财经，其中既有近期中概股事件的负面影响，比如企业对CFO的要求、CFO自身对风险的敏感度都有所提高，也有业绩受疫情影响的因素，而一般在财报发布的时间点前后出现变动的CFO，可能是对数据可靠性缺乏自信，也可能是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信心不足。
更深一步讨论，近期离职的CFO多是选择在IPO后半年到3年间离开，这背后有哪些原因？瑞幸事件后，企业对CFO的选择有哪些新变化？什么样的CFO可以当上CEO甚至坐上董事会主席的位子？
中概股CFO密集离职
瑞幸在1月底被做空后，资本市场都在等待下一个财报季，看看谁在裸泳，谁在老实做经营。3月开始，中概股财报陆续公布，与之同步的，还有排队打离职报告的CFO。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
3月2日，京东宣布CFO黄宣德将于9月16日退休，前普华永道审计合伙人、现任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京东零售首席财务官许冉接任。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年满55岁的黄宣德到了法定最低退休年龄。
半月之后，从互金转型电商的趣店发布2019年年报当天，CFO杨家康宣布辞职。5月26日，趣店交出史上最差一季报：2020年第一季度营收9.579亿元，同比下滑54%，首次单季巨额亏损4.8亿元。趣店股价在三日内应声跌去20%，一度创下了8.59美元的最低价。
3月27日，导购电商平台蘑菇街CFO吴婷离职，此前蘑菇街刚发出2020财年Q3财报，净亏损扩大37倍至16.34亿元，业绩惨淡。半个月后，蘑菇街启动了一轮约140人的裁员，优化比例10％。
4月3日，成人在线教育赴美上市第一股尚德机构在2019年财报公布6天后，宣布CFO李亦鹏离职，公司首席战略官吕露兼任这一职位。尚德机构至今没摘掉亏损的帽子，加上2019年亏损的3.95亿，4年累计亏损超过25亿。近1个月以来，尚德股价持续在2美元的低价徘徊。
第四封离职报告来自站在退市边缘的途牛。4月9日，途牛发布了2019年第四季度财报，这是从2018年Q4至今连续发布的第5份亏损财报，当天CFO辛怡递交辞呈。5月22日，因股价超过30个交易日持续不高于１美元，途牛收到纳斯达克的“退市警示函”，即在从7月1日起计算的180天内，如果走不出股价低于1美元的泥沼，将面临强制退市。上市6年来，这家公司目前的市值与最高点相比，已经蒸发了97％。
4月21日，海外内容分发平台触宝向SEC提交的文件显示，CFO张丽琴已递交辞呈，4月30日生效，由今年3月开始担任财务总监的Junkai Lin先生临时担任CFO。二十余天后，触宝公布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净亏损额达880万美元，已经连续四个季度亏损。
5月22日，在线音频第一股荔枝发布上市后首份财报，同时宣布陈希已辞去CFO职位，自2020年6月12日起生效，但将继续担任荔枝董事。荔枝创办于2013年，多年来未能扭转亏损局面，上市短短四月，市值从超5亿美元腰斩至不足2亿美元。而这位带领荔枝IPO的CFO，离职的时间恰好卡在上市半年后。
有三点需要注意，这7家公司，除正在走港股上市流程的京东外，均是亏损大户；7位CFO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带领公司赴美上市的关键先生，7位中的5位，黄宣德、吴婷、杨家康、李亦鹏、陈希，均是在IPO前1年内就任CFO。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IPO庆功会上着重感谢了三个人，其中就有IPO的功臣CFO黄宣德。
另外，除京东、途牛两家公司外，其他CFO的离职信息官宣的时间在IPO后的半年到3年间。而带领途牛IPO的前CFO杨嘉宏已于2017年11月离开，彼时距离途牛IPO的节点过去了三年半左右。
是选择还是信号？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至去年下半年，有一个现象更为明显：享受完IPO高光时刻就离职，是越来越多CFO的选择。
微贷网上市8个月后，CFO李晋翔离职；1药网母公司111集团上市6个月后，CFO徐伟豪离职；虎牙上市不到两年，CFO沙大川离职；拼多多上市9个月后，CFO徐湉离职；流利说上市一年后，CFO余滨提出离职……
多名业内人士对燃财经表示，这其实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主要是出于职业目标、背后收益两方面考虑。
“CFO小黑板”创始人王馨妍就表示，美股CFO与CEO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但CFO也会有绩效考核，如果达标，就能获取相应的回报，如果不达标，大家各有选择。
有部分CFO对IPO项目有情结，追求的是做完一个IPO项目，再去做下一个，做完一笔融资金额小的，下一笔追求更大规模的IPO。趣店离职的CFO杨家康就在十年内完成了四家公司IPO，行业涉及智能测评、游戏、儿童娱乐、消费金融等不同领域，他的第四站趣店，是当年发行规模最大的中概股IPO，融资9亿美元。
在科锐国际战略投资兼南区财务招聘负责人谢淑怡看来，从初创阶段陪着公司成长起来的CFO，有IPO情结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步步把公司财务梳理好，到业务快跑阶段，保持现金流的通畅，再到成熟期把公司做上市，难度非常大，这段经历可以算得上是他们职业生涯里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背后的利益之高。多数企业在找CFO做IPO项目时，双方可能私下签订股权或其他激励的协议。股权激励的整体行情大约是1.5‰～4‰，如果一个CFO成功帮助一家企业上市，至少能拿到数千万的股票收益，相当于10～20倍的薪资。
“只要成功打过一些知名战役，自然就会有很多猎头找上门。”前美空网/省心办CFO吴杰容认为，CFO越往后走往往越是在知根知底的熟人圈子里流动，而非通过公开招聘渠道就职，因此大多数CFO的上升路径到后期都会趋同。
当然，走向下一个IPO项目，并不是唯一选择。王馨妍称，诸如做投资、从大公司CFO到小公司做合伙人/总裁、加入大公司做财务顾问、亦或自己创业等。
不过，与正常的职业流动相比，今年3月以来的这波中概股CFO离职，背景变量诸多：疫情之后，现金流成了不少企业的死穴，瑞幸造假事件给中概股带来又一场信任危机，爱奇艺、好未来、跟谁学接连被做空，上百只中概股股价走低，更大范围的中概股面临更严格的“针对性”监管。
那么，CFO抽身离职，背后是什么信号？
谢淑怡告诉燃财经，其中既有近期中概股事件的负面影响，也有疫情下企业发展对CFO的要求、以及CFO自身对风险的敏感度都提高了的因素。“因为没有盈利要求，赴美国上市的科技股是非常脆弱的，在没有强现金流的情况下，赶上疫情，业务缩水严重的同时，投资者的预期也在降低。”王馨妍表示。
吴杰容认为，一般在财报发布的时间点前后出现变动的CFO，要么是对数据可靠性缺乏自信，要么是对这家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信心不足。
CFO为什么成了高危职业？
中概股“做空潮”重现，CFO离职率陡然升高，各司详细内情并未披露，但可以预判的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一职业都被蒙上了一层危险的底色。
谢淑怡告诉燃财经，CFO职位的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与其职责、就职公司的业务息息相关。
为IPO而来的CFO多为空降，一方面，CFO承担要职，但作为一个中后台人员，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没有匹配的决策权或重要建议权，难与原高管团队之间进行很好地磨合，可能会出现与前台业务割裂、脱节，财务体系跟不上业务发展的情况。
而一个CFO在企业的角色位置，据谢淑怡观察，也与他本身的业务管控度、财务在公司的地位、财务体系的成熟度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吴杰容认为，不少公司原有业务游走在违规边缘，如P2P；财务、税务处理不合规，存在重大隐患。有的CFO发现及时，出于爱惜羽毛会迅速撤离；有些则可能因和老板交情甚密，或出于利益的诱惑而甘冒风险。
具体来说，谢淑怡表示，非上市公司，有时会有一些CFO遵从老板指令虚报注册资本等等，而上市公司，企业的CFO需要以核心高管层的身份，在招股书/财报上签字，向投资人和债权人汇报公司近况，一旦违规操作，将面临罚款，甚至牢狱之灾。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米的质量本身不好，也只能想办法对历史数据适当修饰弥补并在后期正规化，但作为财务人员，如果亲自参与业务造假，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吴杰容提醒。
如果一个CFO，一来，作为后来者，失去了事前防控的机会；二来，事后又没有足够的业务线扩张、信息披露的法律敏感度，在任职过程中，是非常容易踩雷的。也正是因为职业本身的高风险性，任职者的背景普遍都不容小觑。
谢淑怡观察到，近些年的CFO一般有三种典型背景。
第一类是财务机构类的背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四大所）是CFO最受欢迎的出身。在四大所做到高级经理级别，跳到企业做FD（财务总监），后面再升CFO，或者直接从四大合伙人跳到企业担任CFO或财务VP，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成长路径。
阿里巴巴就有不少四大所高管背景的CFO、CEO：曾在安达信和普华永道就职的张勇，先是以淘宝网CFO的身份加入，在后面的8年中一步步坐到集团COO、CEO的位子；现任CFO武卫在2007年加入阿里巴巴前，曾任毕马威事务所北京分公司审计合伙人。
第二类是金融背景，最典型的是投资银行的高管刘炽平曾在高盛时，以投行MD（董事总经理）的身份直接操刀腾讯IPO项目，在那之后，跳到腾讯次年就任集团总裁。
“近几年，在投行做到ED（执行总经理）左右级别，就可以到初创企业做CFO了。”谢淑怡表示，CFO开始年轻化。
第三类是从企业方成长起来的CFO。典型的案例是华为，以PFC为CFO做垫脚石。华为会招聘大量外国名校毕业的博士、硕士做PFC（项目财务，即协助项目经理进行项目经营管理的财务角色），一两年后，可以做大项目CFO或小项目CEO，通过这样的路径内部培养CFO。
还有一小类是战略出身的CFO，财务咨询公司如麦肯锡、波士顿和贝恩的高管。这是一些明星创业公司用CFO的典型方案。
事实上，因为四大所、投行高管的培养模式和陪企业跑出来的CFO的成长模式有一定区别，出身好的不一定就能胜任CFO，这也增加了这份职业的隐形风险。
而从CFO本身来讲，他们对公司的挑选只会更加严格。
“这对整个市场而言是正向迭代。今年以来，很多公司的内控体系、法律合规体系更加健全了，招CFO的过程更加谨慎了。”谢淑怡告诉燃财经。
CEO需要什么样的CFO？
市场在变，需求也在变，如今市场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CFO？多位受访者表示，企业会对CFO提出更高的要求，但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对CFO的认知和需求也是在变化的。
对三张财务报表的管控、对风险的防控之外，大多初创期、成长期企业，更需要具备一定战略投资资本对接、运作能力的CFO。
“因为初创企业CEO和资方打交道的能力有限，他需要一个既懂产业上下游，又懂业务团队，且能高度信任的CFO，能根据公司当下发展的重点与投资人沟通。”谢淑怡分析，这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加分项。
而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已经在内部有所动作。在谢淑怡的观察里，今年以来一个典型的变化是，尤其是港股、美股公司里的投资者关系总监一职出现了替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意味着企业方对如何跟资本发声、对接的角色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几年成熟企业对CFO的新要求是能带领整个公司做转型，特别是数字化转型。”谢淑怡称，人数上万或者是已经上市的企业在面试CFO时，有没有做过“财务共享中心”成了关键指标之一。而“财务共享中心之所以越来越火，是因为很多公司的底层数据统计单靠CFO是解决不了的。”51猎头联合创始人、人力资源大数据服务专家Peter也有同样的看法。
其实，财务共享中心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一个很小的环节，但背后是整个转型的理念，也就成了成熟期CFO的一个重要门槛。
需求发生了变化，企业找上市CFO的时间点也在变。
谢淑怡经手的Case里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前几年的企业一般是在已经准备上市交表的时候找人，但现在，更多的企业是在公司做股改的时候，也就是从参与公司理顺财务系统开始。“因为很多公司都是等到想上市、做股改的时候才去理顺财务系统，按正常流程，如果CFO在股改阶段进入，企业需要3-5年时间才能走向上市，最短也要2～3年。”她表示。
时间点变了，是因为大家在上市这件事上吃过大亏。
CFO把一个IPO项目做成功，对外，需要搞定机构和监管，对内，需要搞定业务，但很多投行人士在企业快要IPO时空降，不但很难搞定内部业务，就算发现一些关键问题，能改变的力度有多大也取决于老板，这也是很多IPO失败、双方不欢而散的原因。
而上市成功的公司，会继续对CFO提出市值管理、提升股价的要求。
这在前些年比较多见，但近些年有反对的声音出现，有观点认为“市值管理”是一个比较虚的概念。
谢淑怡告诉燃财经，因为提升股价还是基于公司能给投资人更多信心，本质上取决于业务的数据和战略，尤其是数据不能是被包装甚至作假的，因此市值管理的本质还是业务管理，但这就取决于财务的深入程度了。因此更多的企业开始提前寻找真正有财务管理能力的CFO，事前能预防风险，还能主动给业务赋能。
这也是一些互联网公司的CFO能走上CEO甚至董事会主席职位原因，比如张勇、曹国伟、陈生强、井贤栋、古永锵……“他能对某个业务的增长逻辑进行推算后，计算出盈利模型，改变了业务经营方式。”谢淑怡称，企业真正需要的是这样的CFO。
在这一点上，公司方面也在主动转变。业务赋能上，吴杰容称，业财合一是重要的基础，但同时越来越多公司在开展新业务前，反而需要先向CFO汇报或者需要CFO参与把关，即通过建立财务建模、投资分析模型等，预测模拟投入产出比。
此外，Peter认为，目前很多CFO的职能并没有被完全发挥出来。“公司资产对CFO是全面开放的，在做资产管理和配置时，兼顾安全性和流动性是一大考验；同时，CFO可以做到从财务逻辑出发推动业务，使相关的费用、费率产生变化，在税务上为公司节省开支。”他补充道。
真正有实力的CFO，仍然是接下来计划上市的中国企业的中坚力量，而优质的CFO借这次机会，可以获得更多核心业务的参与权、建议权乃至决策权，他们在风险管控上的声音，也会更受业务高管和CEO的重视。
“这是一次优胜劣汰、正向迭代的机会”。谢淑怡对燃财经表示，这一系列事件给市场、给CFO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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