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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庄失活”何解？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3-10-27 14:58

将村庄视作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整体，拥有“活力”意味着村庄拥有生机和内生动力，“失活”即村庄失去活力的过程及由此产生的状态。本文基于5省10村的调研发现，当前一部分村庄正呈现出活力不足或“失活”样态，由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乡村社会整体性变迁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村庄“失活”将使全方位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多重挑战。

研究认为，应基于村庄失活的多重表征，把握老龄化村庄所拥有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愿景，以及老年群体所面临的生产生活难题，由此探索适应性的乡村振兴路径。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村庄失活与乡村振兴挑战

一、问题的提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总量约为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0％，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进入快速深化的阶段。与此同时，乡村老龄化程度较之城市更加严峻，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占总人口的23.81％、17.72％，分别比城镇高出7.99、6.61个百分点。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关注人口结构转变及其所带来的乡村社会整体性变迁。

2021年5月至6月，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在河北、陕西、山东、湖南、浙江等地深入开展了“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研究，并在５个调研省份各选取２个村庄进行村级层面的调研，共完成农民问卷529份，基层干部、新型经营主体和小农户深度访谈154份。

10个调研村的实际老龄化程度及相关概况如表１所示，调研村庄老年人口占常在村人口比例平均为33.7％，约为城镇（15.8％）的两倍。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的人口持续外流，使得村庄的老龄化表征更为明显。

那么，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作为一个“整体”的乡村场域正在经历什么？它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样态与特征？由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乡村社会整体性变迁正在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构成怎样的挑战？从研究、政策及行动的角度，应如何回应现存困境？

基于实地调研，本研究尝试将村庄“活力”问题引入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相关讨论，认为当前许多村庄正呈现出活力不足或“失活”的状态，试图探讨活力的流失和消散会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影响乡村振兴的推进，在相关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思考老龄化村庄的发展方向。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庄失活的表征

“失活”常指某些具有生物学活性的物质受物理或化学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活性丧失的现象。若将村庄视作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整体，“失活”则指村庄失去生机和内生动力的过程及由此产生的状态。那么，重塑乡村的发展实践、扭转乡村的衰弱状态，即乡村振兴的要义所在。

范德普勒格在《新小农阶级》一书中首次将“失活”概念运用至农政研究领域，他指出农业的失活表现为农业生产水平大大降低，农业所需的资源被让渡，农业劳动力暂时或永久性地流出农业领域（范德普勒格，2013：8），这为我们理解村庄失活提供了参考。此外，国际乡村研究者也常将这种乡村社会变迁称为“去乡村化”、“去农政化”或“乡村衰亡”，其核心意涵便是人口、资源的外流对乡村生产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Bell et al．，2010；Keyder＆Yenal，2011；Cvitaoviｃ＇et al．，2017）。

近来，国内也有研究者开始关注乡村活力衰退问题，邹君等（2020）将传统村落失活的表现归纳为居民逃离村落、文化传承堪忧、物质景观破败和乡土特色产业缺乏等四个方面；其他学者虽没有明确提出失活概念，但在意涵方面十分相近，认为乡村资源要素的大量外流或被掠夺会造成乡村的快速凋敝，当村庄内生动力不足成为一个关键的发展困境时，部分村庄将遭遇整体性衰败的危机，特别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引发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可被视作乡村衰落的关键缘起（张玉林，2019；李建勇，张建英，2020；王亚华等，2022）。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虽然人口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更加活跃，但现阶段的乡村在吸引与留住资源方面仍处于弱势境况，这也是提出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现实背景。

基于“村落有机体理论”，本文在将村庄整体视作一个“有机体”的前提下探讨村庄活力，认为村庄活力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其基本范畴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样态构成，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庄失活的表征更是多重叠置、多维呈现的。

（一）经济维度的失活

经济活力主要体现在村庄的产业发展领域。产业的维持与更新、对外来资本和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以及充分且高质量的就业是反映村庄经济活力的重要维度。在保证粮食生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发展污染小、有利于就近就业的乡镇工业，有计划地引导服务和丰富农民生活的乡村商业，对村庄经济活力和整体活力尤为重要。一位县农业农村局干部认为，“农村要想留得住人，就要有产业、有收入；没有产业，农村就没有生气、没有活力”。然而，当前乡村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若干限制正在深刻影响村庄经济活力。

在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的群体以老人为主，而“老人农业”的不可持续性逐渐凸显。现阶段，对于大多数小农户家庭来说，农业生产主要由中老年家庭成员完成，由40岁以下男性和女性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仅占被访者家庭的2.2％和3.4％。从全部调研村的情况来看，60岁及以上的被访者中有52.4％纯务农，加上兼业情况，则有75.5％的老年人正在从事农业生产。

有农民说，“今天种地的人在近几十年里基本没有变过，都是同一茬人”。70多岁，甚至80多岁的耕者越来越常见。在兼业者陆续脱离务工岗位返乡的情况下，纯务农比例还将继续提高，并带来农业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

虽然对于我国亿万农民而言，“退休”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当下如何种地、未来谁来种地已成为农业生产领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在个体层面，老人可投入农业生产的体力和精力一般随年龄增加而递减，特别是在土地不连片地区，农民普遍面临“缺劳动力”“缺技术”等问题，这会直接影响村庄种植面积与种植结构。

问卷数据显示，在60岁（含）至70岁的被访者中，27.2％表示自家过去三年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23.7％表示自家在未来三年打算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在村庄层面，河北一位村支书表示，“非常担心以后没人种地了”。目前，我国农村70％以上耕地仍由小农户耕作，而老人是主要劳动力，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困难，对保持村庄生产动力甚至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村庄工商领域的活力式微也日益明显，村镇产业结构正走向失衡状态。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百业兴旺才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活力样态，然而现实中却面临重重困境。

一是，吸引产业难。“人、地、钱”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庄发展的难点与堵点所在。农民说“现在50~60岁的人在村里算是‘年富力强’的”，村干部说“没有年轻人难以吸引产业、项目”，经营者说“村庄雇工招不到年轻人”，可见人口结构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和消费主体的改变。

二是，维持产业难。农村的生产生活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作为有机体的村庄生机勃勃，但在人口外流、互联网商业冲击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农民的消费呈现“上移”趋势，电商平台、社区团购等新兴消费方式走进农民家庭，居住在村内、消费在村外成为常态。许多留守在村的老人也由子女代为网购。

调研中不止一位小卖部的老板说：“农村商店几乎经营不下去了”。作为乡村信息交换与情感交流的重要“集散地”的村镇集市越来越少见，作为村内“半公共空间”的小商店也在慢慢失去人气，发生在村庄内的日常生活资料消费活动越来越少。

三是，壮大产业难。随着“工业进园区”政策的推行与产业的更新迭代，许多乡镇企业正面临转型升级或被淘汰。山东一位在村开办针织厂的老板谈道，“城镇化带来的冲击很大，现在主要是为了在这里打工的村民，勉强维持着”，举步维艰的经营状态难以扭转。

（二）政治维度的失活

政治活力主要体现在村庄的治理领域。基层组织活力以及农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了解度、参与度、满意度是反映村庄政治活力的重要方面。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老人成为常在村生活的主体人群。老年群体有效参与村庄治理，对保持村庄的组织活力越来越关键。在与基层干部的交流中发现，“政府干、农民看”及“农民愿当配角”已成为普遍事实。随着人口结构转变，村庄原有治理结构和治理秩序正在动摇。

个体层面，农民的“不在场”与“不参与”成为一种常态。参与村庄治理以“在场”为前提，然而青壮年大量外流是普遍现象。调研中有农民说：“原本2000多人的村，现在常年在家的却只有几百人，还都是老人和孩子”。对于许多老人来说，虽然在场，但伴随生理与心理的老化，社会角色与功能发挥也在退化，他们更愿意也更容易将自身归为“边缘群体”，陷入对公共事务不了解、不关心的状态，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有限。

问卷数据显示，在本研究所涉及的212位60岁及以上的被访者中，超过七成认为治理有效主要依靠“村两委”，超过四成认为治理有效主要依靠“政府”，只有不到三成将“自己”视作实现治理有效的主体之一。他们对村务监督、村规民约制定、村庄发展规划讨论的参与率分别只有20.3％、17.9％和15.1％；即使是村民会议，参与率也只有41.5％。正如一位县农房办干部所说，“要30％的人去整治100％的环境，非常难”，村庄治理亦是如此。公共事务的低参与率，正不断削弱村庄的组织化程度。

村庄层面，治理模式的僵化带来诸多限制。在当前的乡村治理中，以上级任务与考核为导向的形式化问题依旧突出。调研中多位村干部提及工作中的众多“烦琐”之处，“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人也要按要求拍照打卡，操作失误就要返工”，各式行政任务与量化考核占据大量精力，成为笼罩在村干部身上的一层形式主义牢笼。在新形势下，治理主体需要面对新的治理环境和治理工具，新技术虽然给日常工作带来一定便利，但同时也冲击着原有治理体系。

随着普通农民从公共事务中“退却”，“少数人治村”模式越来越常见，原本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的民间治理艺术与协同治理机制被掩盖和削弱，特别是曾作为乡村社会传统道德权威的“长者”们，如今很难在村庄治理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此外，村庄党员队伍呈现出老龄化程度高、女性党员占比极低的现状，年龄、性别结构的不合理，直接影响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和战斗力。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参与，但当前基层实践中的多主体共治并未达到理想状态。

（三）文化维度的失活

文化活力主要体现在村庄的文化领域。乡土文化的传承、社区意识的凝练以及文化活动的创新是组成村庄文化活力的重要元素。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乡风文明，承载着乡村社会的价值认同，是乡村永葆活力的重要一环。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文化活力皆是村庄整体精神面貌的重要反映。然而，在乡村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村庄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皆在不同程度上被消解，其在时间长河中的传递与传承日渐式微。

一方面，乡村传统文化正在遭遇落寞。一是，传统活动难以保护。调研发现，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冲击着农民对文化活动的重视程度。有浙江的农民说：“以前我们小时候有一些民俗活动，现在几乎没有了，大家都忙着去打工挣钱了”。

二是，传统技艺难以传承。剪纸、竹编等手工艺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有超过三成的被访者认为农耕文化传承保护没有必要；甚至有的手工艺人自己也认为“这些技艺没必要保护，科技发展是可以替代的”。

三是，传统文化生活方式难以延续。在与农民交谈中发现，与串门聊天和参加文艺活动等集体性活动相比，许多人更愿意将休闲时间用于看电视和玩手机等更加个人化的休闲娱乐活动。以农家书屋、送影／送戏下乡等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服务，在现实中却难与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匹配或频次很低。

当前，“活动搞不起、设施没人用”的现象在老龄化程度较深的村庄尤其突出，互联网、智能手机在农村社区的普及正在重塑整个村庄的社会交往与互动。

另一方面，农民价值观念正在发生转向。一是，农民在意识层面上越来越依靠政府。问卷数据显示，分别有83.9％、66.2％、62.6％、83.5％的农民认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主要靠政府等外部主体，大家出工出钱共同建设村庄的自发现象越来越少见。

二是，“贱农”观念逐渐影响并内化为农民对自身所属群体和农业、农村的认知。调研发现，人们既希望有更多年轻力量来到农村、参与村庄发展，又对“是否希望外出家人回乡发展”多持否定态度或表示矛盾，普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不从事农业、不留在农村，年轻一代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跃农门”，有朝一日离开农村。在乡村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观念变化促推着新老农民的行动选择。随着乡村人口持续外流以及现代都市文化的冲击，传统乡土文化的代代相传正面临间断和阻隔。

（四）社会维度的失活

社会活力主要体现在村庄的生活领域。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家庭生活的和谐稳定，即农民能够在村庄和家中“自在地生活”是重要体现。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对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共享水平提出更高要求。调研中有农民说：“乡村振兴就是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给生活在乡村的人带来希望，让农民不再一心只想到城市去了”。但是，现实中农民和农村家庭正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

村庄层面，公共服务资源的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公共服务具有支撑村庄有效运转、便利农民生活的重要功能，农民对医疗、教育、养老等与个人和家庭生活紧密相连的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能承担度直接关系到其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研究发现，医疗问题是农民生活中的首要难题，看病难、看病贵是农民的最大担忧，老人的就近就医就诊需求尤其强烈。但近年来，农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数量连年减少，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不足城市的二分之一，且村镇卫生机构设施落后、器械匮乏，诊疗水平和服务质量都相对较低。农民普遍反映，好医难留村，好药不下乡，“村里只能看常见小病，经常被推到乡里，乡里又推到县里甚至市里”。

教育问题是农民生活中的第二大难题，村庄基础教育严重缺失。在10个调研村，仅一半有幼儿园，无一有完整小学（４个村庄只有一至二年级）。农民普遍反映，“没有‘村小’的农村更没活力了，这对村庄发展一点儿好处都没有”。随着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日渐明显，农村学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几个村才有一个小学”成为普遍现象。有农民说，“上学要走好几公里，对于孩子和负责接送的老人来说都是很大负担”，农村孩子就近上学越来越难。当前，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情况并不乐观，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会潜移默化地消散村庄活力。

家庭层面，空间上的“离散”逐渐改变了原有的生活形态。从本次调研结果看，居家生活（无上门服务）仍是现阶段农村养老的最主要方式。但“少子化”与子女的“不在场”以及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约束，使农村养老正面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自我养老质量不高等非常严峻的挑战。在60岁及以上的被访者中，大约有七成的老人处于老两口共同生活或独居的状态。由于家庭照料缺失、远离天伦之乐，精神孤寂是农村老年群体普遍需要面对的状况。

一方面，在养老基础薄弱、服务资源短缺的农村地区，一系列保障性举措尚未达到理想的覆盖程度，特别是独居、高龄、失能老人的照护面临很大的缺口，多数村庄尚无养老相关的机构或组织，且一般农村家庭难以负担商业性养老机构的费用；另一方面，农村老人在社会性资源获取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在亲属网络之外，能够获得其他非正式支持的机会非常有限。目前，代际互惠式的照料式微，互助、抱团等新型社区养老方式尚未全面落地，原本在家庭生活和乡村生活中由互动而生发出的活力正渐渐淡去。

三、村庄失活的机制与振兴挑战

如上所述，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许多村庄正面临产业发展受限、组织力量及社会建设强弱差异显著、文化传承遇阻、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难题，多个层面的失活状态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进过程中的重要挑战。

每一个村庄失活的表征，都是内嵌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中的，其形成与演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多维度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尤以城乡结构、人口结构的影响最为显著。作为联结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层面，自上而下以“治理”为核心的制度设计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定位、逻辑的不合理会严重限制村庄自身的活力。当行动者受到结构性因素的限制、面临不合理的制度约束，主体活力将难以被激发，进而削弱村庄整体发展活力。在呈现多重失活样态的基础上，接下来，本文尝试进一步透视村庄失活的发生机制。

（一）外流与上移：一种显性缺场

长期以来，乡村人口不断外流，村庄原有发展要素不断被抽离。一方面，人口外流带来了乡村人口结构的失衡。“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约为3.76亿人，其中乡城流动人口比例达66.3％，约2.49亿人，从农村流向城市依旧是最主要的流动趋势。并且，在家庭化流动趋势下，许多原以“三留守”群体（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为主的留守村庄正转向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老龄化村庄”。

10个调研村的人口外流率总体上与村庄实际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老年人口占常在村人口比例）成正比，个别村庄的人口外流率甚至超过了56％（见表１）。农民常说：“农村最大的变化是人老了，屋空了”。本应作为乡村振兴主力军的农民外出务工或定居城市，在时空距离限制和谋生压力的双重影响下，极少再参与村内事务和村庄建设。

另一方面，人口外流进一步加速了其他发展要素的流失。王亚华等（2022）研究发现，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空心化、老龄化和非农化等现象凸显，部分乡村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虽然近年来一系列强农、裕农、惠农政策引导大量资源投入乡村建设，但在人口外流与人口老化的交织影响下，一系列资源实际上又在以一种隐蔽形式回流向城市。村庄由最初的地理空间上的空心化演化到人口概念上的空心化，并进一步衍生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空心化问题（如产业结构单一、组织化程度低、文化活动少、公共服务缺位等），使得村庄活力不再。

与此同时，资源上移带来乡村原有社会功能的瓦解，加剧了村庄失活。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突出。尽管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早已被列入国家发展规划，现有制度设计也正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但城乡结构的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城乡之间的资源分布差异仍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轨迹。

以教育为例，熊春文（2009）曾揭示出乡村教育事实的社会文化意涵，在人口、城乡关系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农民的生存越来越不依赖土地，生活重心也越发远离村落，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正是蕴藏于“离土中国”的整体进程之中。不可否认，近年来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给村庄小学和乡镇初中带来了巨大冲击。农民普遍反映，“人都会跟着学校走”。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教育上移”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投入，劳动年龄群体不得不离家去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如此循环往复，农民对资源的追随其实也在改变农村家庭的生计安排，村庄生产生活功能的“失调”正悄悄重构乡村社会。

（二）干预与选择：一种隐性消解

对于村庄来说，在自上而下以“治理”为核心的制度设计下，面对执行中的不确定性，基层政府易采取行政干预落实政策和项目，但过强的行政力量往往会削弱村庄自身的发展活力，带来一种“干预型失活”。在村庄之间，以重点村建设为例，其造点逻辑会带来人为制造的不平等和分化，且资源的大量注入易出现重复和浪费，甚至催生“等靠要”思想，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非重点村的发展机会。部分村庄正是由于缺乏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而走向衰败。

在村庄内部，以项目制为例，其制度设计往往过于强调任务、指标和硬性条件，而村庄现实情况复杂各异，各项事务之间相互联系，实际操作中既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又不利于村庄自主性的发挥。如果相关政策设计仅仅停留于强制干预路径之上，当“村庄本位”的建设取向被行政与资本等力量压制，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将很难被唤起。

对于农民来说，在个体能动性不强、公共事务参与渠道不畅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易采取回避、依附等行动策略，“在场却不参与”会衍生出一种“选择型失活”。访谈中一位基层干部谈道：“我记得小时候，村里涨大水把桥冲塌了，都是村民自己出钱重建的。但在今天，这种情况很难见到，多数人的想法就是等着政府来修。现在的服务型政府强调方方面面为老百姓着想，但时间长了也会导致老百姓的依赖性增强，觉得事不关己。”

当前，农民“愿当配角”是困扰各地基层治理的突出难题。许多农民不仅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不高，而且在表达自身利益、实现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也逐渐从“缺乏表达渠道”向“缺乏表达意愿／能力”转变。特别是在老龄化程度较深的村庄，受限于老人的身心特征，以公共事务参与率低为典型表现的集体行动困境尤其突出。对于老年群体而言，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参与渠道的缺失，更是对集体事务不甚关心抑或没有能力参与，因此陷入一种自我选择的“回避”与“退却”之中。

（三）区隔与断联：一种渐进散弱

区隔意指区分和隔开，既有或被制造出的“边界”打破了村庄场域原有的物质空间与交往形态。首先是空间区隔，体现为客观距离的存在。河北的一个调研村被几道深沟划分开来，村民出行、活动组织等非常不易，特别是对于老人来说，一道沟甚至将其与外界隔绝。

此外是一系列社会层面的区隔，涉及人与人、村内与村外等多个维度。当前，人们更愿意将时间花在个人化的娱乐而非面对面的交流上，但正是村民之间“你来我往”的互动构成了村庄社会活力的基调。村干部深陷上级考核、打卡留痕等各种形式主义困境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深入群众，干群分离的治理形态不利于保持村庄组织活力。尽管村庄的自然、经济边界逐渐开放，但文化心理和社会关系层面仍具有较强的排他性，无形的内外区隔依旧存在。

安迪兹认为，社会关系与空间彼此双向建构，“空间被人的关系所形塑，同时，人的关系也被空间所形塑”（宁华宗，2014）。存在于乡村场域中的空间区隔和社会层面的区隔，会深刻影响乡村人际交往的便捷程度以及生活共同体的塑造，从而改变村落有机体的内在组织与运行逻辑。

空间区隔与一系列社会区隔的存在，久而久之，会使乡村社会的多种联系和联结走向断裂。在技术、制度等多重合力作用下，乡村社会的原子化和去传统化凸显，发生在村庄内部的互动不断减少。渐渐地，低频率与形式单一的互动使得原本紧密的社会关系逐渐松散，并进一步带来社区意识的消散。聚焦村庄内部，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本应在一种共同体精神的支持下相互沟通、相互交往、互帮互助，自主地进行乡村社会建设。但当前多数村庄的社会建设尚处于政府主导阶段，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因面对面互动的减少而渐弱。

与此同时，许多村庄还面临内外联动不畅的实践困局，社会组织、工商资本等社会力量具有天然的外来性，真正融入村庄需要较长时间，且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的动机不一，真正嵌入性地参与村庄事务并带动村庄发展并非易事。

综上，村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失活，既是宏观社会结构下存在的诸多制约所致，也是中观层面不匹配的制度设计以及微观行动困境导致的。在“外流”与“上移”的共同作用下，乡村的人力、资源等发展要素正在趋于一种不在场、难存续的状态，村庄既有活力不断地被抽离，呈现一种显性缺场。“干预型失活”与“选择型失活”作为一种特殊形态而存在，其所遵循的行动逻辑与策略无疑是对村庄活力的一种隐性消解。长此以往，“区隔”与“断联”会使人与人、人与村庄的联结纽带变得无力，“在一起”与“我们感”的日益消渐，将潜移默化地带来村庄活力的渐进散弱。

四、失活村庄如何振兴

基于村庄失活的机制分析，发现偏离村庄客观现实与农民真实需求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行动，难以唤起村庄自身发展积极性与农民主体参与意识，易使村庄陷入“无发展也无活力”或“有发展无活力”的失活困境。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认识和回应村庄失活问题，破解其对乡村振兴的挑战，需要特别关注“村庄类型”和“人口特征”，在全面了解现实情况、把握现存困境的基础上，明确发展方向，做出发展选择。

（一）认识村庄发展的微观实践

按照目前的趋势，许多村庄将进入老龄化状态，并且部分村庄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深度老龄化状态。人口结构转变正在改变和重塑村庄原有的生产生活实践，并构成了村庄的现有发展基础。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推进乡村振兴，应认识到村庄场域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在村主体人群的特殊性。进入“老龄化”状态的村庄，不同于年龄结构更加完整的社区，不宜直接照搬标准化方案，而应该思考未来谁留在乡村、谁作为发展的主力军。

调研发现，对于以老年人口为主体的村庄来说，受到人口流失与人口老化的双重影响，各类发展要素也处于持续的流失状态之中，资源供给不足问题更加凸显。农民常说，“没有人就没有生产力，就没有发展”，认为“等到老人做不动了、走了，那这里就会变成‘空心村’”。当村庄内生动力因产业结构、组织基础、文化凝聚和生活状态的“失活”而衰微时，城乡之间的发展要素难以实现双向自由流动，村庄吸引外部社会组织、社会资本等多元主体、多股力量加入乡村振兴也将面临更大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大多数普通村庄很难唤起内部自发力量或借助外部支持力量去破解当前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对于常在村生活的老人来说，现阶段，虽已不存在绝对贫困，但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精神生活相对匮乏仍是制约老年群体实现生活富裕、提升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与老人们交谈时发现，“不愁吃穿，其他一般”是他们普遍的生活感受，家庭照料缺失、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低仍是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现实阻碍。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村级或一定距离范围内提供就医、养老等服务与保障的条件将面临更大压力，在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之外，社区的功能需要被进一步激发。

基于村庄场域与老年群体的特殊性，全方位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很难在老龄化村庄顺利推进，而且并不一定直接适用于村庄的未来发展以及老年群体的最紧迫需求。从需求出发，要打破对村庄发展单一性的认识，而非以“向城市看齐”为目标。“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不等于“城市现代化”。

正如陕西省调研县一位干部在访谈中谈道：“推动乡村振兴，不能简单套用城市化的理念和模式，使城乡格式化、同质化，而要让城镇有城镇的气质、乡村有乡村的风情，既各具特色、各美其美，又和谐一体、美美与共。”

并且，“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具备一定的包容性。调研中，许多老人认为，“农村有农村的好”，优美的自然环境、紧密的人缘地缘关系等皆是乡村所拥有的独特优势；也有农民从传统文化、集体认同角度强调乡村的独特价值，传递出强烈的保护、传承心声。

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意味着所有村庄都要走同样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应该被赋予更深刻的意涵，而不是仅仅以各种“指标”被呈现。

一位调研村的老人满怀期待地描述自己理想中的晚年生活：“把‘小村’分散老人集中到一块，‘大村’设置互助服务组，设想就是两层高的楼房，不远的地方可以种地……”透过农民视角、老人心声，传递出他们生产生活中最关心的问题、最困难的方面，这些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庄的发展指引。这要求我们将村庄发展置于实施乡村振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等国家战略和部署中综合推进，聚焦乡村场域的现实基础与老年群体的现实期盼，把握发展方向。

（二）回应村庄发展的现实需求

村庄发展既不是一个单一问题，也不是一个线性问题。扭转村庄活力的流失，需要将“适老化”观念融入村庄治理的各项工作，给予多维度的适应性回应。回应的过程，即调动和焕发村庄活力的过程。特别是有效动员农民参与，不仅可以提升村庄的治理效能，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将政策落实与农民诉求满足和意识转变结合起来，从而使外部治理任务内化为村庄内部治理需求（李祖佩，2022）。

一方面，立足失活样态，找到与村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发展方向，明晰现代化振兴抑或适老化发展，回应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对于部分村庄来说，具备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或独特的自然条件等资源要素，可以继续因“村”制宜地探索“现代化”发展路径；对于另一部分村庄来说，则需要“另辟蹊径”，而不是仅仅依托经济发展指标推进乡村振兴。

应有计划地推进村庄层面的适老化建设与发展，通过建设和改善老人的生产条件、生活设施以及村庄的公共空间、养老服务等，将物质空间的闲置、衰落扭转为适老资源的充分利用、适老环境的合理开发，满足更多老人的实际需求，以提高老人的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节约家庭和社会的照料成本。

另外，还需要关注人力资源的适老化配置，如在乡镇设立“社工站”，加快社会化服务在村庄的推广和应用。以瞄准老人生产生活难题为例，老年群体鲜明的年龄特征和独特需求应被重视：他们需要维持一定的生产，从而在微薄的基础养老金之外，能够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需要拥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从而在村级范围内、独居情况下，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求。

四川省青神县探索了“居家＋机构＋购买服务”的养老模式，借助居家养老服务站点为老人提供助餐、助行、代购等服务，并依托建立在乡镇的社工站对村民政工作的开展提供补充和支持，同时通过百家寿宴、大讲堂等丰富形式营造村庄良好风尚与氛围。无论是现代化振兴抑或适老化发展，村庄所适、老人所需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庄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另一方面，发掘活力意涵，引导与老年群体身心特征相契合的发展选择，实现村庄与农民自我赋能，回应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人”的振兴。当前，我国尚处于以“低龄老人”为主的窗口时期，他们大多具有一定的知识、经验优势，身体状况尚可，发挥余热的潜力较大，应被视作村庄发展的重要潜力来源，成为一系列自主性尝试的行动者。

以老人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为例，可以从老年群体的优势特征出发，用好老人长期在村、有空闲时间、有道德权威的优势，加以地方性的制度设计，唤醒老人在村庄秩序构建与发展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河南省武陟县通过向老人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实行负面清单制，一处“问题”扣一分，一分等于一块钱），有力地动员起老年群体参与村庄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方面的治理行动。无论是村庄层面还是个体与家庭层面的赋能，老有所用、老有所为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村庄发展的有益尝试。

以单一的线性模式引领治理实践，将不可避免地给村庄发展带来诸多限制，且极易忽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一些现实状况。农民眼中的“‘好日子’等于能就业、看得起病、老有所养、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不拘泥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依赖，看到老龄化乡村和老年群体实实在在的需求，帮助村庄和老人疏通发展堵点、解决生活难点。这要求我们在把握村庄发展方向、做出发展选择时多一些适老化思维，将老龄化当作普遍、常态、长远的问题，重视回应村庄及在村主体人群的现实需求，从而使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治理实践切实发挥应有之效。

五、结论与讨论

当前，一部分村庄正在经历活力流失和消散，或已经呈现出失活状态。这既是村庄整体性变迁的直观表现，也是村庄全局性发展的现实指引。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维度的失活表征反映出老龄化村庄所拥有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愿景，以及老年群体所面临的生产生活难题，这些正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难所在。

因此，本研究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相关研究、政策、行动亦应有所转向和调整，不断探索适应性发展路径，从而让发展成果更好地契合这类村庄及在村主体人群的实际需求。

在研究层面，应注重以联系的、多元的、动态的视角分析问题，将人口老龄化这一时代背景置于具体的乡村生产生活场域中，积极引入代际视角、性别视角等，关注人口结构转变与村庄活力塑造之间的联结机理。

在政策层面，应适度给予政策落地的弹性空间，鼓励探索契合村庄实际的发展模式。例如，在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过程中，要继续关注“老人农业”，以实际行动回应老年群体普遍反映的生产难题，帮助愿种地、能种地的老人维持一定的生产，从而在微薄的基础养老金之外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

在行动层面，应优先以村庄失活现状为参考，积极尝试并丰富地方性实践经验。例如，探索新型农村社区社群建设路径，充分发挥亲缘、地缘优势，通过低成本、灵活多样的方式解决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最紧迫的生产生活难题；同时，把握外部赋能的机遇，积极联结政府、企业等不同主体，通过志愿服务、选派人才等方式参与村庄建设，为村庄发展注入活力。

现阶段，由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村庄失活正深刻影响着村庄的发展实践。对“老龄化村庄”投以更多关注与关怀，不仅是对乡村振兴所遇挑战的回应，而且有助于塑造老年友好型社会，走出一条高质量、有温度的乡村振兴道路。我们必须反思，在标准化、现代化发展的同时，该如何回应那些经济之外的议题，如何重拾人文情怀。

（本文有删节，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ID：cau-skxb），作者：孔铭（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吕宇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生）、赵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