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城市,正在掀起一股疯狂建大学的风潮,省会城市则纷纷打头阵。
一边是大城市争夺引进名校,合作办学,或者自建高校;一边是一些地市高校纷纷出走,去省会办学,甚至将校址迁移,升级为省会大学。
最近,就又一有所地方高校,重回省会办学。
据公开报道,安徽财经大学合肥高等研究院建设项目近日批复,安徽财经大学的前身是安徽财贸学院,始建于1959年,两年后学校迁址蚌埠,如今时隔62年,重返省会办学。
图/“安徽财经大学”公众号
地市级高校去省会办学,甚至迁移校址、扎根省会,安徽财经大学不是个案,它早就成了一股风潮。那么,高校资源向省会城市集中,是不是在掏空小城市的未来?
一
放眼国内外,城市和大学的发展都是紧密相连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财政供养、属地管理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学因城市而兴,城市因大学而盛。
安徽财经大学诞生于合肥,但多年办学校址都在蚌埠,再回合肥办学并不奇怪。
一是它本身就和合肥有历史渊源,二是合肥近些年发展快,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平台优势,也能够给高校的进一步发展带来资源整合的利好。
所以,为了支持高校发展,提升办学水平,在《安徽省“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曾特别点名,支持包括安徽师范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在内的高校,在合肥建立高等研究院。
从公开信息来看,该校在合肥建立的高等研究院,不同于一般大学分校,它针对的是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阶段性培养,如MBA、MPA教学等。加上教学点是增设的,前往省会办学更多是做加法,对蚌埠本部的资源分流影响不会特别大。
类似异地办学的案例,这几年并不少见。
比如在去年,位于安徽淮南的安徽理工大学,将安徽省汽车工业学校整体并入,变成了安徽理工大学合肥校区,这成为该校创建“双一流”的重要一步。
再比如,为教育洼地而苦恼的“山河四省”之一的河北,为化解唯一的“双一流”高校河北工业大学在天津的尴尬,也在努力推动共建河北工业大学(石家庄)研究生院。
但事实上,相较于普通的地级市,省会城市的巨大吸引力,会让一些高校远远不满足于去异地办学,建分校、分院,甚至产生变更注册地、迁移校址的冲动。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本来不在郑州,而是位于开封,但河南前两年在郑州建设了龙子湖校区,并将注册地变成了郑州,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所省会大学。
二
高校异地办学的冲动,不仅体现为从地级市向省会的迁移。
近年来,一些中西部的名校,则纷纷前往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跨省开展异地办学。为此,教育部门2021年还特别发文,给异地办学特别是跨省异地办学,按下了暂停键。
地级市大学想往省会走,中西部高校想往沿海跑,异地办学呈现出来的地理趋势说明,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动迁移,本质上还是经济发展区域落差的结果。换句话说,高校都想找一个更发达的属地“大腿”来傍。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的高校布局,在1949年后不久就已经初具雏形。它不是自发形成,也不是地方主导的,而是中央统筹的结果,服务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
所以我国的名校,主要集中在当时一些大区的中心城市。当然,为了巩固大后方,在三线建设时期,一些沿海高校纷纷西迁,以此来支持中西部的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办学,也得到了较大力度的支持。
改革开放前,高校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功能明显,加上地区之间经济差距不大,人员流动也没有今天频繁,所以一些偏居一隅的高校,能够安心扎根中小城市。
但随着经济差距增大,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动中,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特征更明显,一些地级市的高校难免会产生异地办学,甚至整体迁移去省会的冲动。毕竟,升级成省会大学,对高校的发展帮助太大了。
最典型的一点,高校在学费等收入之外,主要就是依赖财政拨款。成为省会大学,无疑可以在财政资金上,获得更大力度的倾斜。
此外,省会城市区位条件更好,教育、医疗公共资源更丰富,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大,高校在省会办学,对比在地级市办学,不管是在师资建设,还是在招生方面,都会拥有更大的优势。
至于省会城市自身,在人才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当然乐见其成,甚至会主动提供各种政策支持,推动一些地市级高校前来办学,丰富本地的教育资源。
最委屈受伤的,当属那些非省会城市了,有些地方可能就一两所拿得出手的大学,然而最终还是留不住,地方当然心有不甘。
比如河南大学搬到郑州办学后,不少开封当地网友就深表痛心,甚至还有一些网友,痛斥河南大学是白眼狼。
三
中国的高校分布格局,确实和国外地区存在差异。像英国、美国等,很多高校就扎根在小城镇上,甚至说在“村”里,一待就是上百年不挪窝。
我们所熟知的剑桥大学,所在的剑桥是英国剑桥郡首府,剑桥的人口才9万出头,而剑桥郡总共也不到百万人。
因为历史原因,顶尖高校集中在大区中心,现在一些分布在地级市的大学,又纷纷往省城搬迁,客观上确实会加剧资源的过度集中,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呈马太效应,对中小城市形成抽血。
毕竟对一些中小城市来说,本身就面临人才流失的困境,高校出走,人才更难进来,师资队伍、科教力量的流失,反过来也会影响地方经济,降低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所以,地市级高校的异地办学,甚至校址迁移,它呈现的资源流动规律,和这几年经济层面的强省会现象,以及中心城市扩张的现象,是相互呼应的。
以合肥为例,作为“最敢赌的风投城市”,合肥在近些年驶上发展的快车道,经济实力的提升离不开高校建设的投入。同时,也正是经济发展提速,一些周边城市的高校才会趋之若鹜。
不只是合肥,强省会战略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潮流,甚至一些沿海地区,也开始表示要做大做强省会,这种发展模式确实也面临着“吸血”的争议。
地市级高校去省会办学,高等教育资源不断集中,这种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就像强省会战略的流行一样,其实很难简单地用好和坏来界定。
本质上,它还是资源市场化流动的结果。正所谓人往高处走,高校当然也希望去更发达的地区,在招生、师资、办学经费等方面,获取更多的便利。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一些高校搬去省会办学未必是坏事,省会的办学优势,能将高校资源最大化利用。而一些小城市,本身财政不宽裕,鼓励本地高校走出去设置新校区,可以解决办学条件紧张的问题。
所以,没必要对一些“见异思迁”的高校,进行道德批判;高校向往省会,是很正常的资源流动行为,谈不上什么白眼狼。
高等教育均衡发展,需要的不是人为阻止大学向省会迁移,向“省会大学”升格,而是在财政资金拨款等方面,给予一些底子比较薄弱的地区更多的倾斜和支持,让那些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失的后发地区,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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