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和中学同学Y吃饭,几道本帮菜清清爽爽,席间聊到当时正热的江浙沪独生女话题,当时就想发表些评论,一拖却到了今天。我和他属于普通同学,一年见不到一回的交情。不过倏忽十余年过去,看着各自的际遇,也不是没有感慨。
读书的时候,只记得Y跟我历史成绩都不错。有一次,我考了97分,他是96分,历史老师很会夸人,当着全班的面说:“既生瑜,何生亮。”我是真喜欢那位上课像说书的历史老师,也是真爱听好话,当日的夸奖记到今天。
Y大概不记得和我有过“瑜亮之争”了,他向来不是争强好胜的类型,从来也好脾气。后来,我们在伦敦政经也见过两面,Holborn地铁站出口,阴侧侧的雨幕斜打在象牙白的石墙上,他读商科,我念国际关系,无甚交集。
如今,又聚在上海。桌上的红烧肉焦扑扑、油亮亮的,夹一块到碗里,肉汁把白米饭染得入了味,喷香而不肥腻。墨鱼蛋被片成薄薄的,和绿色的蚕豆勾芡成浆,口感还算清爽,但我更喜欢蒸蛋的做法。红虾仁和莴笋炒在了一起,配上松露的气味,在白瓷盘里有着分明的颜色。本帮菜是上海口味,但也有宁波菜式的融合,吃来一向落胃。
历史很好的Y还是做了金融,在投行参与IPO项目。这是一条大众的路线,但我自然也会说场面话,揶揄道:“聪明人都去做金融了。”Y不是虚荣的人,笑眯眯摆手。
他很沉稳,在28岁的年纪订了婚,两人很合适,都是宁波人,在上海各有一套1000来万的房子,已经在考虑未来要几个孩子,上什么学校了。Y有着宁波人特有的务实,他说现在喜欢钓鱼。其实他这样温和的性格,并不适合金融行业,那里很多人都在往上爬。
他的未来很清晰,而我生活闲散之余,像走在雾气里。Y说:“那不就是典型江浙沪独生女,有钱有爱,一生顺遂。”这同样是揶揄,我跟他讲了真正的烦恼,以及有时down到谷底的心情。
江浙沪独生女的话题火了以后,又带起了宁波是old money的话题。我在想,这到底折射了什么样的时代趋势?
第一,大家不想努力了,很多人觉得努力了也没用,当社会流动性放缓时,人们普遍失去斗志,于是每月万把块还得养家的打工人,当然也想成为把工资当零花钱的江浙沪独生女们。
第二,大家不想做梦了,图一个小富即安,市场风吹雨打,有钱有爱,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已是万幸。
第三,大家觉得靠别人不可耻,不再强调自我成就,江浙沪独生女如果能从“大小姐”进化为“少奶奶”,从靠父母到靠先生,不再被视为“寄生”,反倒被当作“顺遂”。
那么这种思潮的转变是好是坏?我认为,否定努力可以改变一切,是一种清醒,也是我们不与“功绩主义”(Meritocracy)共谋的反叛。哈佛教授Michael Sandel一直在强调精英社会背后的不公正,功绩主义认为只要肯努力,我们就能取得自己的成就。
但事实是,机会并不平等,很多人取得成功,并不只是依靠努力,而是依靠自己的特殊优势(出身、天赋、性别)。但功绩主义合理化了不平等,造成了赢家的傲慢和输家的自责。此外,正如哲学家韩炳哲所言,今天我们总是暗示自己“我能”,其实是在进行自我剥削。
因此,我们将“江浙沪独生女”作为一种图腾,实际上是在认清努力就能成功的谎言,也是在拒绝自我剥削。然而,这种觉醒却并未延续到拜金主义的问题上,在这一点上,人们还是不愿醒过来。
此外,“江浙沪独生女”标签的走红,寄托了人们对于安逸度日的向往,但也是一种偷懒。说实在的,吹捧这样的身份标签,不过是在教女生们都做一个美丽的小傻瓜,即使这样真的比较容易取得俗世的幸福,却也同时放弃了追寻真正的生命责任与价值,你将永远无法构筑起自己的身份认同。
这些是我基于这个话题的理性思索。但是,近来的一些事又进而冲击了我的想法。
和Y吃完那顿饭后,我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来,我觉得他开始步入一种普通的幸福,而从前抗拒“普通”的我开始正视这种“普通”,我问自己,是不是要过得正常而幸福,就该坦然接受这种普通?二来,我们这代宁波人,如果在上海常住的话,父母大多会配置好房产,那么解决完这个问题后,难道你不该去实现更大的愿景?难道只是在一个office上上班?百年前闯过三关六码头的精神,如今安在?
矛盾着,矛盾着,我就去休假了。
在新西兰的半个月,我意识到,普通的生活是值得过的,而幸福是可以从普通中构筑的。我从小和表姐Z要好,她现在有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儿子,她从未料到儿子们的出世,但或许命书就是这样写的。
那天在皇后镇,我们的旅行接近尾声,她把女儿哄睡后,一起喝了一杯。表姐、三表嫂、我各自占了一排沙发,开启了三个女人的深夜对话。新世界的霞多丽,在杯子里晃晃荡荡,夜色已经吞掉了窗外的雪山和瓦卡蒂普湖,望出去只剩镇上银河一样的灯火。
大家都算是江浙沪独生女,但说起生活里的事,谁都心酸过。话锋一转,我跟表姐说,现在看到你生活里热热闹闹,好像是一种落到实处的幸福。表姐说,你要么也提上日程,其实说起来某某跟你条件算搭的。她说的某某,也是家里办厂。
我伸手止住话头:“我跟他属于互相看不上,感觉他是那种保时捷提车会发小红书的人,吃不消。”我并非调侃人家,其实反倒是像某某这样的小开比较让爸妈省心,到年龄了就能够接班、结婚,按部就班,想法简单,还待在父母身边。
我这样的小孩比较气人,想得多,拿理想当挡箭牌,其实心里也害怕自己空有作家的弱点和品味,却没有真正的作品。而像表姐、三表嫂那样有婚姻有孩子,反倒是一种踏实的寄托。
一周后,我们的大表嫂病逝。做佛事,柔软的明黄色织锦缎布下是一片嶙峋。而在二十年前的婚礼上,那个身体却有致地装在绛色的旗袍里。生命极为残酷,无声无息将人浸透在仿佛持续到永远的日常点滴里,却又可以迅速偷走血肉,不容置喙。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听舅妈说,当年她看到,婚礼上的蜡烛烧得一根长,一根短。
如果生命是这样不讲理的,那我们还在呼吸的时候,该如何度过一生?
我试图在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里找答案。托尔斯泰写作,总是近乎本能地疯狂追问内心,在这个故事里,仿佛他真的临近死亡。伊凡·伊里奇度过了最普通、最平常却也最可怕的一生,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却在生活中每个差点能作出独立判断的时刻,放弃了听从内心的声音,转向了随波逐流,去符合大家眼中所谓的好生活。因此,在死前,他恐惧地发现,自己白活了。直到最后一刻,他正视了虚伪,因此被解救。托尔斯泰晚年一直在鞭笞虚伪,我理解他——唯有真实地度过一生,才是无悔的一生。
于是,我也就不矛盾了。“江浙沪独生女”的标签兴起,是一种时代情绪。它告诉你,应当珍视普通的幸福。但我们也应该超越这样的标签,如果任由自己掉入安逸的生活这个陷阱之中,那太可惜了。我们不应该偷懒,不应该屈服,在还能呼吸的每一天,去完成自我,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以此赢得人的尊严。不然,物质充裕有何意义?一场生命又有何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投中网 (ID:China-Venture),作者:竺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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