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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二代”扎堆回乡开民宿,但就快挣不到钱了

在外人看来,乡村民宿简直就是诗意的化身,于山野之间独取一份闲情。但是对于身在其中的创业者来说,要想从设施到环境再到人,彻彻底底地融入乡村,光有诗意和情怀恐怕远远不够。

今年的夏季,眼看就匆匆过去了。趁着来之不易的暑期,有人选择了各大景区,感受人山人海的热情,也有人选择了躲进乡林和山野间避一避暑气。

然而无论在何处消遣,人总需要停留。于是,全国各地的网红酒店、客栈民宿,在预订平台上都纷纷挂上了“满房”。

旅游火了,产业下游的终端产品自然也就被拉动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夏天,乡村民宿仿佛雨后春笋般,在许多城市的周边一下子冒了出来,成为城市中产热捧的新潮度假方式。

“民宿”的叫法,其实早在10年前国内就已经有了。那些由住宅改造而成的短租空间,不同于酒店的标准化产品,它们散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更接近生活的“诗意”作为装点。

旅客们已经习惯了“城市民宿”的便利。直到2022年,Airbnb(爱彼迎)退出中国市场之后,不少城市民宿也都跟着销声匿迹了。

与城市民宿不同的是,乡村民宿不仅有生活里的烟火气,还有生态自然做背景。

不得不说,近10年来,乡村民宿俨然开创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越来越多的返乡创业者,将做民宿看作一门既浪漫又不错的生意。

只是乡村与乡村之间,特点不一、差异太大,真正成功的经验似乎并不能被简单地复制。如今这门生意,又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百舸争流的激烈竞争当中。

野心在乡村建“豪宅”,竟然也能“卷”

“在嘈杂的城市待久了,人们难免会向往乡村的自然与宁静。”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点消费心理,那些本就愿意亲近自然的创业者,才从中看到了民宿既能产生收益又能传播价值的可能性。

追溯民宿的起源,其最早的原型其实是欧美的乡村民宿和日本的家庭民宿。由于非标准化且小众的特点,它们通常极具主人个性和当地文化属性,而这些“小而美”的旅居观念,被国内的文旅盯上是迟早的事。

据了解,民宿在大陆的兴起相对较晚,初期的雏形便是“农家乐”。经过数年的积累,直到2014年前后,民宿才开始进入规模化发展的阶段。如今,那些个性化、多业态的民宿产品,成为了人们在城市生活之余的消费新宠。

据相关统计,2022年全国在线民宿交易规模超200亿元,以浙江、云南、福建沿海,以及北上广等地为主,其中,仅浙江省就拥有民宿2.5万余家,数量排名居全国之首,年营收近100亿元,占了全国的将近一半。

“为什么浙江会如此热衷于造民宿?”“在乡村建那么多‘豪宅’,哪来的底气?”“民宿都挣到钱了吗?”带着这些疑问,《新周刊》记者采访了浙江省民宿产业协会名誉会长洪奇辉。

洪奇辉说,眼下之所以会有这种“民宿热”,是因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沉淀,使得本地的经济基础非常夯实,再加上乡村振兴发挥的效应,现在的浙江农村,基本上都成了全国的模范。

此外,在距离杭州、上海1—3小时的车程里,以德清、桐庐、安吉等地为主的乡村旅游业态也渐渐火热起来。浙江的民宿,就是倚仗着这些天然优势,在乡村把“豪宅”建了起来。

“2.5万家民宿共营收100亿元,平均每家一年有40万元营收,可想而知,这其中肯定有人挣了有人赔。”洪奇辉说,乡村民宿产业从上游到下游,确实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创业问题,只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该挣钱的是真的都挣到了,但这门生意,也是真的越来越“卷”了。

据洪奇辉分析,实际上,在乡村做民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最核心的“土地问题”一直没有新的突破口。

除了本地的居民,外来资本要想入局,基本上只能通过租赁的方式获得经营权,再加上民宿投资大、回报慢、风险高等特点,大部分人短期内很难承受这种折本的买卖,只有那些真正将民宿当作长线事业,将其往精品方向打造,并且用心经营的创业者,才有可能站住脚跟。

近年来,随着大时代经济的影响,消费降级的声音充斥互联网,使得消费端的总量趋于保守。如此一来,民宿数量的增长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个飘忽不定的阈值,一旦超出这个阈值,大家就都紧张了。

山里的诗意,并不是试金石

吉晓祥是上海人,城市规划专业毕业的他,早就厌倦了城市的拥挤。2008年前后,在距离上海市不到3小时路程的莫干山上,由一群外籍人士创办的“洋家乐”吸引了吉晓祥的注意。

早年间,吉晓祥经常出游欧洲,对那里的“乡村homestay”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反观国内那时候的农家乐,却一直不瘟不火。

2013年,吉晓祥同合伙人杨默涵决定去莫干山上盖房子,他们在那儿建成的第一家“碧坞店”,成为了大陆最早的高端民宿。

后来,由吉晓祥创立的“大乐之野”,花了10年的时间从莫干山走出,在全国各地做了20家不同风格的民宿。

除了林间小镇、江南水乡、高山台地,他们甚至还把民宿盖在了隐世孤岛、高山梯田和黄河大漠上。在经历过多次行业洗礼之后,“大乐之野”已然成为国内民宿行业的标杆品牌之一。

吉晓祥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表示,之所以会有眼下能够看得见的这部分成功,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坚持一种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只是和大理、丽江那些更加纯粹的“隐文化”比起来,在浙江相对来说目的性会更明确一些,那就是希望把民宿做成一门挣钱的生意。

在吉晓祥看来,乡村民宿其实就是高端酒店与农家乐的结合——把酒店搬到山里、把农村改造升级,只不过在这个过程里,创业者不知不觉就与土地、与自然打上了交道。

或许在外人看来,乡村民宿简直就是诗意的化身,于山野之间独取一份闲情。但是对于身在其中的创业者来说,要想从设施到环境再到人,彻彻底底地融入乡村,光有诗意和情怀恐怕是不够的。

据吉晓祥介绍,中国的乡村基础设施大部分都是不太完善的,比如不一定有水、不一定有电,水还分为“上水”和“下水”,也就是生活用水和废水排泄,有时候还要提前预判季节旱涝带来的影响。

一个乡村民宿的经营者不仅要懂服务、懂财务、懂管理,还要像手术医生一样,懂得“医治”它的各个“器官”,甚至有时候还要亲自去掏化粪池。

“要用种一棵树的心态做乡村民宿,真正把根扎在土地上,而不是做一个外来物种,堆砌那些钢筋水泥,否则今天盖好的房子,明天就有可能荒弃。”吉晓祥说。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一切固然美好,但是如果想把它当作试金石,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现实与理想,最终走向何处?

关于“民宿这门生意到底挣不挣钱”的问题,实际上,不同人的看法并不一致。

在洪奇辉看来,相比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房地产商而言,花200万元改造而成的民宿,只有使用权,并不具备价值转换空间。

况且,行业对民宿经营规模的限定——浙江民宿的单栋房屋客房数不能超过15间,建筑层数不能超过4层——使得民宿的营收存在一定的瓶颈。

2017年,当吉晓祥在莫干山开了第二家“庾村店”之后,他给当地想要效仿他的村民们算过一笔账。

假如从扶持民宿的银行贷款200万元,一年的营收是二三十万元,去掉3%的6万元利息,剩下的回报率是10%,即10年就能挣回一栋“豪宅”。

这个“办法”一经推行,果然行之有效。莫干山上的民宿在近五六年里迅速扩张,到2022年,据统计已有了1300余家。

“这10年下来,莫干山的改变太大了。”吉晓祥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里多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

据他描述,以前民宿想要招聘一名店长时,人家从大老远过来,看到村里晚上连路灯都没有,吓得第二天就跑了。现在,莫干山上已经有一群受过专业培训的民宿管家和从业者,他们甚至都很年轻。

另一方面,据吉晓祥的观察,近几年来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本地大量“村二代”从大城市里辞职或毕业返乡,在上一代人已经相当成熟的商业模式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民宿经营模式。

这些年轻人既有学习能力,又有专业知识,会使用抖音、小红书等互联网工具,打造出了不少网红民宿。只是流量并不是长久之计,真正深入人心的理念和口碑才是。  

在吉晓祥看来,如今民宿的数量庞大,同质化竞争严重,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错过了民宿发展的最好时代。“山里的生意,并不是最好的解药,或许不断寻找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才是对诗意最好的诠释。”

吉晓祥回忆,疫情之后,他驾车从上海沿路经过莫干山的村子,发现家家户户的院子都很漂亮,不仅有充满设计感的建筑,院子里的花也毫不吝啬地伸到墙外来,可以看出它们的主人都有在用心打理。

吉晓祥说:“那个时候突然让人觉得,挣不挣钱好像并不重要,发现了美好的地方、找到了美好的生活、成为了美好的人,做的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段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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